那些年,那些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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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茶几，玻璃的，双层，很好看。当时买的是二手货。一户人家要搬家，在巷子里贴了转卖启事，一张A4白纸，油性笔写下的笔迹，努力写出端正，让人看明白。启事上说他有一台电脑，一套音响，先是说了电脑和音响的好，然后是出售的价钱，最后一行顺带提了一下，还有一张茶几，低价出售。我站着看了一会，也知道电脑和音响是好东西，那时还不会用电脑，对电脑有一种隔了距离的敬畏。如果有钱，我当然会买下电脑，那些因为搬家而急于出售的东西，通常不会骗人。但那时的我没钱，我在电子厂，一个月才800块的工资，我只能够有买一张二手茶几的余钱。

五十块钱，那户人家就把茶几卖给了我。那是一个小家庭，夫妻两人，刚结婚的样子，都很黑，男的矮瘦，女的颧骨很高。我猜是广西人。我试着和他们说粤语，果然，他们笑了一下，用粤语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广东的。他们说是贺州人。气氛明显好了些，仿佛已经是朋友了，就因为说了一样的话。男的说茶几买的时候一百多块钱，很好。他问我电脑和音响要不要。我摇头，我说我有。他显然有些失望。如果再没有人向他买电脑和音响，他将带着它们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去。他们辞去了工厂的工作，要去另一个城市发展。

玻璃茶几被我放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其实十平方的房间，放哪都是显眼的。谁也不能否认，当房间里多了一件喜欢的家具，那种欢喜，比什么都美，就像家里来了一个盼望已久的贵客。“贵客”还不善言语，就那样默默地坐着，受着你一切的礼待。我喜欢这样的客人。我把房间里比较中意的东西都摆放在茶几上面，好第一时间就可以一览屋里的精华。比如，我把女朋友送的一个台钟放在上面，左边；右边是几本爱看的书，故意不放得整齐，故意随意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茶几，它上面得有一副茶具。最后这点才是我要买一个茶几的原因。

茶具早就有了，家乡人爱喝茶，到哪都带着一副茶具。即使是现在，随便在街上一看，那些小店小铺，要是柜台摆了茶具的，十有八九，便是我们那一带的人。好长一段时间，我只是把茶几藏起来，有时间（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少），才拿出茶具，独自斟饮；有朋友来，冲茶接待是必须的，那时候，便只能几个人围坐在地板上，边喝茶边聊天。气氛挺好。但谁都希望有一个可以围坐的茶几。

老家有那种更为齐全的茶几，价格昂贵，出门在外，还远没有那样的奢求。我就想着有一个普通的茶几，朋友来了，至少有个接待的地方；即使没朋友来，独自一个人，一个简单的茶几，有时也可以营造出一个好的氛围。喝几杯不是很贵的茶，铁观音，碧螺春，或者茶，看几页书，刻意做出来的惬意，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是不应该被嘲笑的。

那天晚上，我恨不得就趴在玻璃茶几上睡觉。不怕人笑话，我半夜起来，特意开灯，看了玻璃茶几一会，擦拭一番，才满意睡下。我不知如何复述当时的心情，像是无意中娶回来一个美好的新娘。

之后，玻璃茶几伴随我三年之久，辗转几个住所。中间有一两次，旁人都建议扔了它吧，都坏了。确实，一年后，由于我在茶几上面放了过多的书籍，导致底下一层木板弯曲，都碰着了地，看起来没那么好看。但我还是舍不得扔，那块结实的玻璃曾给过我不少关于生活的想象，那样的想象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三年后，我已经结婚，妻子有一次把一锅热水放在了玻璃茶几上面，扑哧一声，很清晰。我知道，玻璃炸裂了。我突然想起它曾经的主人，那对广西贺州的小夫妻，不知身在何处，也许已经从那个城市搬往另一城市，需要转卖更多的家具——他们还记得玻璃茶几么？也许，他们也不是玻璃茶几真正的主人，他们买来的也是二手货。总之，可以设想，一张玻璃茶几在一个个打工者的住所里轮流登场，默默无闻，期间被数次低价出售，有惋惜有不舍，更多的是无奈……终于到了我这里，它裂开了，它完蛋了，它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而我们还得继续。

那些年，我买过最贵的家具是一个书架，说是最贵，其实也就一百块钱。它同样是在旧货店买的，却不是二手货，崭新，一人多高，灰褐色，八格，面上装了可以拉动的玻璃门，底下是一对柜子。我本不打算买书架，妻子也反对，不同意买这么大件的家具，将来搬家麻烦。我们这些打工者，之所以不喜欢买家具，除了没钱，便是怕搬家。但那天我一看到那个书架，就喜欢上了，一股强烈的想拥有的感觉。说实在话，那是一个不理智的决定。

书架占去了房间大部分的空间，使房间看起来更为窄小。那时我还租住在南昌村一栋握手楼的八楼，尽管住得那么高，房间里仍是暗无天日，大白天都要开灯，因为旁边有比八楼更高的楼房。房间惟一的光来自一个向北的窗户。问题来了，除了北边那面墙壁，还真的挪不出其他空间可以摆放一个书架，这样一来，书架就得挡住北边的窗户，使得房间失去那个有光的源口，彻底陷进了黑暗之中。如何选择，我想了半天。妻子是坚决反对挡住窗口的，还不仅是光的问题，透过那个窗口，妻子还能在夜里俯瞰南昌村热闹的夜市，偶尔还有打群架，混乱一片的场景，妻子尽收眼底，那机会她觉得不能错过。妻子叉着腰，看我如何摆弄刚买回来的书架，她实在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她气坏了，嘴里憋着一口气。

最终想出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把床挪到窗户下，书架放在原来床的位置。如此一来，窗户对着床，便要在玻璃上贴上一层报纸。也就是说，妻子看南昌村夜市不像之前那么方便了。

和玻璃茶几一样，书架开始成为租房里最贵重的客人。那些散落四处的书终于可以从各个角落收集在一起，如一个分散的家庭，获得团聚一般。床头上的，箱子里的，茶几上的，甚至是鞋架里的，一本本，一摞摞，重新擦拭，分类，码齐，精神抖擞。干完这一些，我额上流满了汗。我站在书架前，半分钟就上前拉一下玻璃窗，抽出一本，打开看，半分钟又放进去；再半分钟，又抽出一本打开看……我近乎神经质的行为，为一边的妻子所耻笑。

拥有一个书架，曾经是我的梦想。当然更大的梦想是拥有—个书房—那已经近乎奢望了。

我每天擦洗书架一次，这个活妻子不愿意帮我，我也情愿自己动手。除了在书架里放书，我还把自认和书沾上关系的物件也往上面摆，比如某个奖杯，某次征文比赛的证书，甚至是一本作协会员证，我都愿意往上面摆——使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展架。有时妻子会把牛奶罐子，一盒劣质香水，甚至一瓶刚买回来的酱油，有意无意也往我的书架上放，我看见了，立即会指出她的不对，并把它们从书架上撤下。我像个洁癖患者，保护着书架的洁净。

毕竟不是多好的书架，不到一年时间，那些薄薄的三合板终于被书压弯了。我不敢再往书架上增添书本。屋里的书明显不是一个书架所能够装得下的了，有些书还是在屋里四处流窜，电视机上，床头床底，厕所里，鞋架上……它们盼望着我再买回一个书架。然而我的租房再也装不下另一个书架了。

刚买电脑时，并没有电脑桌。我把电脑放在一张柜台上，柜台里装的是女儿的衣物和尿布，柜台一角还放着奶粉，有时我打字，不小心撞翻了奶粉罐，巨大的声响吵醒了深夜里熟睡的妻女。女儿哭，妻子嘀咕。我把奶粉罐拾起，小心翼翼放好，继续打字。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想过要买一个电脑桌。我真的不敢多想，那一年，便是2008年，北京奥运，我开始写作，我跟妻子说：“等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作家了。”妻子笑，看妈妈笑，女儿也笑。我其实没那么多钱可以买电脑，钱是二哥给的，钱不是我向二哥要的，是母亲向二哥要的。具体说，是我要母亲向二哥要的，但母亲一直坚持是自己向二哥要的。

第一个电脑桌，其实不是买的，和电脑一样，也是向人要的。那时我刚到前进路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刚接触写字楼，让一个在车间里呆惯了的我一时没办法适应那么舒适的办公环境。那么好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字画，阳台上有花草，那些藤子爬到屋顶再垂下来刚好够着额头。一人一台电脑，电脑放在电脑桌里——哦，那就是电脑桌，把一部电脑各就各位，显示屏，主机，键盘，鼠标，甚至是音响，都有固定的放置。底下还有抽屉，上面一个架子，据说可以放打印机，但如果摆上几本精致的书，会更好看些。才知道，一个电脑桌可以让一台电脑看起来更像一台电脑。

不久，公司办公室重新装修，统一更换了电脑桌。老电脑桌都当废品卖掉，叫来几个老头拉走。我久久观望，想着向主管提出要一个电脑桌，花钱买也行。始终说不出口。似乎是主管看出了我的意思，问我一句，要不要一张？我当即点头，高兴起来。我最终不花一分钱得到了一个好的电脑桌。由于公司离租房还挺远，我又把电脑桌拆成一堆木板，在几位同事的帮助下，终于挪上了公交车。那是一次浩浩荡荡的搬运——我愿意这么认为，至少在我内心，真觉得是一场搬运：把一种生活方式搬到另一个地方一般让人心情激动。

重新组装花了我一个晚上，那时是夏天，汗水流了不下几桶。就在狭窄的租房，我努力把一个拆碎了的生活重新拼装。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一台电脑放置进去，就像是给它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衣裳。果真如之前所设想的那样，我在横架上放上几本喜欢看的书，有时打字，一抬头，便看见它们，抽一本出来，也不看，就抽出来，然后再放上去。生活一旦有了这份闲心，一切似乎也就美好了起来。那段时间确实是我心情最为顺畅的一段时间，我得怀念和肯定期间一个电脑桌所起到的作用。

无数个夜晚，我坐在电脑前打字，是它们见证了那么多文字的诞生和成长。

去年开始，我改用笔记本。台式电脑便给了女儿学习。自此，我很少再靠近那个电脑桌了，我承认是我的遗忘，或喜新厌旧。先是电脑桌的抽屉坏了，再是放主机的板子塌了。它正在逐步衰老下去。其实它早就被人遗弃，是我让它延长了寿命。它便注定在我的租房里走完最后一程，经历最后一块木板的塌陷，最后一个螺丝的松动，直至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