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洪子诚:中国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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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谢冕和洪子诚两位教授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历程的见证者。谢冕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研究，1980年在《光明日报》《在新的崛起面前》，有力地了推动八十年代新诗潮运动。而洪子诚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者之一。

“新诗现在也没有衰落。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谢冕这样看。而洪子诚看来，新诗难以取代古诗，但“当古诗无法（或有相当大的缺憾）处理现代人经验、情感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让新诗成长得更好。”

新诗与旧体诗：延续还是断裂

新诗到今天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其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表白话诗，然后它又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周作人的《小河》。我认为首先发表白话诗就说明它很有见解。《小河》是比较成熟的自由体白话诗，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再来我觉得重要事件可能是西南联大，在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冯至先生的带领下，西南联大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他们在抗战的艰苦背景下，阅读外国现代派的诗歌，把这些现代诗歌发扬壮大，引进到新诗当中来。后来出现所谓《九叶集》，九叶派当中相当几个诗人是西南联大W生。他们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建设新诗，把新诗领向前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重要的事。

再可能，这个大家相当熟悉了，改革开放以后，朦胧诗几个诗人。朦胧诗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很多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去，在那边进行地下阅读，地下写作。当然构成朦胧诗新诗潮的，还有一批老的诗人。老的诗人也是在受迫害的情况下，在劳改的场所里头继续写诗。然后这两个队伍会和起来，就成为后来的新诗潮，振兴了我们中国的新诗。

胡适在《谈新诗》里是把新诗的出现放在整个中国诗歌的传统里去的，从诗经的《三百篇》到骚体、五七言、词曲，是诗体解放一步一步的历史演变，认为新诗是中国诗体第四次大解放，

中国诗歌，整体来讲是中国诗歌史，就是不断地改进诗体，解放诗体，把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和形式引进到诗歌当中来。到了胡适先生这里，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要在语言上、形式上进行大革命。但它还是中国诗歌的革命，并没有造成断裂。讲断裂讲的很多，其实不是断裂，而是发展。就我们现在的诗歌，就如同唐诗一样。唐诗是伟大的，中国新诗也是伟大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同样的。改朝换代，但是改变不了中国诗歌的流脉。每个时代都推崇自己的诗，这得益于形式和内容上的改革，不断的创新。

新诗的产生和五七言、词曲的诗体解放，性质并不相同。胡适那样说，因为新诗还没有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他需要从“历史”寻找支撑。但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处在诗体解放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但是现在许多人没有把新诗看成是对旧诗的继承和延续，把新诗看成和古诗完全不一样甚至对立的东西，但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就会知道。

我首先要讲两点。一个是汉语写作没有改变，那时候用古汉语写作，现在用现代汉语来写作，而这个汉语的发展当中，古汉语其实就有现代汉语的因素。而现代汉语，我们白话里头也有古代汉语的因素，这就说明语言上并没有断裂。另一个，诗歌理想，诗歌信念一贯。为什么产生新诗？他们不了解，产生新诗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把诗歌普及到民众当中去，提高民众的欣赏水平，思想水平，开发民智，这个是中国传统。中国诗歌传统诗讲究有用的。所谓诗教，诗歌是教育人的，教化作用。这是一贯的。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因为我们和过去不一样，但我们有一样的地方，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借着这两点我们就站住了，不用多谈。就是说，新诗就是中国诗歌的一部分。

在现代中国，新诗必然处于主流位置，但旧体诗词写作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它们各有自己的写作者、读者，语言、艺术形式、取材和承担的“功能”也各不相同，难以取代。人们为什么“怀念古诗”，因为它有一两千年的辉煌历史，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新诗只是短短的一百年（对每个个体，它的生命却足够长）。虽然我们都怀念古诗，但当“古诗”无法（或有相当大的缺憾）处理现代人经验、情感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让新诗成长得更好。

要有民族的东西，不是说民族的形式一定要保留，不是。

我的诗歌理想当中，要有各种各样的诗，包括民歌体。我们不是用一个“体”去取代别的，用一个诗体或者说外国诗体来统一我们的诗歌，这是不行的。艺术是多样的，始终是包容的，吸收各种民族的东西来创造我们的诗歌。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了，大一统，想统一成一种艺术形式，这是绝路。

对文学艺术来说，对诗歌来说，都是这样，应该有整个的开放性。这样的话，就回到诗歌上面来了。胡适先生那一代人是“以夷为师”，以外国人为老师，用外国的形式来壮大我们自己。诗歌的欧化，也不是弊，是自然的。那个时代的欧化不能攻击它。梁实秋讲，新诗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句话说对了很多。我们中国诗歌原来有分行吗？不会分行的。

分行里头学问大了。我曾经讲过，有一些诗人，包括徐迟先生，他把自己分行的诗连写，就觉得“索然乏味”，味道都没有了

“口语”要转化为诗歌语言，需要付出艰苦劳动

胡适曾经说，写新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点就是他的过错。他把文和言混为一体了。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是诗呢？

诗是语言的提高。所以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是错的。但他有他的道理，我们要理解他。要解放诗体，这个时候他就倡导这个了。他有错，但他有道理。

我认为不能滥用自由。现在滥用自由，诗和口语分不开，甚至你写的诗比口语还要糟，这个是糟蹋诗歌，这是个误区。现在要奉劝那些诗人们，应该讲究语言的精炼，讲究语言的提高。我们对话不是诗，我和你刚才讲话不是诗，诗的语言是最高的，每一句都应该有诗意，是经过锤炼的。千万不要走那条路，认为我话怎么说就怎么来，甚至比说话还要糟糕的都进来，那不是诗，你内容再好我也不认它。

口语化可以是一种写作实践和风格追求，但不是衡量诗的标准，当然更不是诗歌写作的语言规则。“口语”要转化为诗歌语言，需要付出艰苦劳动。胡适的主张极具革命意义，离开当年的语境，这个说法的粗糙就显而易见。“词”不是“物”，诗人也是个手艺人。语言、形式不只是对事物、情感的表达工具，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

我们要挽救诗歌的音乐性，我们要保留这些东西。诗读起来要好听，好听在什么地方，它暗暗地即使不押韵，也是很有节奏感的。要连这一点都没有了，那真是糟透了。

如何定义诗歌语言的“美”，这其实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自然很美，但是，“比冰和铁更刺人的快乐”，也不能就逐出“美”的乐园之外。如果说到诗歌语言，我可能更愿意x择创新性、精确、柔韧度和张力这样的词语――虽然它们和“美”一样的难以清晰化，一样的含混。

新诗是否在衰落

诗歌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诗歌的写作是少数人的写作。少数人不等于小圈子。应该是社会的精英，文学素养很高的人来写诗。所以我说，诗歌和大众化是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大众化，但诗歌本身是小众的，是贵族的。要有很高的文字素养，文学修养，这个包括理论各方面修养，境界很高，才能写出好诗。

诗歌不一定要很多人来写。诗人不要搞小圈子，诗人可以少数人在一起交流，但不是圈子。诗人应该胸怀大志，要有大境界，大视野，那才是大诗人。

诗歌的大众化是曾经有过的一个运动，但我不主张。大众都来写诗，也不一定有好诗人。当然，都来写也没关系，都欢迎。这个要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热爱诗歌。能写出好诗，你就是诗人。但这不能作为一个政策，不要“化”，不要大众“化”。但应该全民都来读诗，我们都是读诗长大的。诗到今天，小孩为什么要说“床前明月光”，这就是读诗啊，很好，这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教育原因是一小部分，诗人没有写出好诗。为什么我们朗诵会都要朗诵春暖花开呢？海子以后，还有哪些诗是能够长久传诵的呢？我们写了那么多诗，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就想起海子呢？想起《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呢？因为好。现在这样的精品太少了。教育上面有问题，有轻视诗歌的问题，特别是轻视新诗的问题，但主要责任在诗人。

据我的了解，今天新诗的写作者（这里不用“诗人”这个词）、读者比上世纪80年代要多很多，诗歌活动也空前活跃（虽然也浮躁，也存在很多的泡沫）。许多地方，都有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诗社和读诗会。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中国新诗的柯雷教授讲的很好：“人们总是爱藐视诗歌，同样也有人总爱为诗歌辩护。这不仅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新常态”。

新诗出现以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甚至像艾青那样伟大的诗人，没有衰落。现在也没有衰落。有它的问题而不是衰落。朦胧诗以后，出现了许多诗人很出色，甚至也很杰出。只是说在目前，在商潮滚滚之下，在物欲横流之下，诗显得有点平淡，有点平庸。横向上比，比小说和散文，我觉得诗歌没有衰落，诗歌写的很好嘛。甚至诗歌比散文、小说的成就都要大，这不只是我的意见，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只是老百姓不认为，为什么呢？其实老百姓也不太看散文，也不太看小说，更不知道诗歌的写作状况。

所以，横向比，比小说散文，诗歌没有衰落甚至更加进步。唐宋诗歌的盛况当然没有被夸大，我们对唐诗宋词还有魏晋那些时候诗歌的伟大，认识得还不够，研究得还不够，颂扬得还不够。但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新诗的成就在认真研究的时候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被矮化了，现在很多平庸的诗涌过来的时候，老百姓很失望。老百姓说你写了半天，怎么朗诵会上就是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呀？因为很突出的诗歌很少，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