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帕索里尼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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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抵抗恶的力量时,人文主义是脆弱防线,突破了,剩下的就是善的滑铁卢

1975年,帕索里尼在拍摄完《萨罗,或所多玛的120天》后不久,遭不明袭击死亡。这位一度痴迷兰波诗歌的怪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实现了创作向黑暗的逆转。“性本恶”是帕索里尼晚期电影中审视生命的基本信条,对“恶”的揭示系统化,史诗化,有目的,有预谋,摧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终级看法。从1969年拍摄《猪圈》,其后一部部规模巨大、人物众多的影片都是恶的诗篇,挑战观众的审美极限。在1972年拍摄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结尾出现了人类从撒旦的排泄物里降落的景象,再没一个导演如此孜孜以求粪便与造物主之间的干系。关于人的终极结论,居然让帕索里尼一跃成为恶魔化银幕的先锋。

对人的极端蔑视,乃至对大众出言不逊,是19世纪以来许多艺术家的共有态度。这些类似波德莱尔的先知们,是出于揭示人类生活恶的真实质地而旷野呼告,还是偏执于一己之见,对造物主产生了不该有的鄙夷与敌意?试图对人类整体性把握、带预言色彩的艺术家们,往往充满对人的愤怒,而且这种愤怒至今未歇!阐释“恶”的作家多到不胜枚举。戈尔丁的小说《蝇王》,堪称“人之初,性本恶”的最完整表述。拉斯・冯・提尔的电影《狗镇》,集“人之后性更恶”这一新箴言之大成,发扬光大,让人触目惊心。

帕索里尼早期拍过《罗马妈妈》《软奶酪》《马太福音》,表现人道主义与人子的神恩学说,并非后期一口气到底地呈现单极化倾向,极尽展现偷窥、、的无恶不作的暴民。帕索里尼置身的意大利社会,物质主义与丛林原则造就了黑暗一统天下,他一定是从中发现了宗教与人文主义传统在残酷社会里的无用与乏力。他之前,在人文主义废墟里坚守的作家,写就了一曲曲哀歌(如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简直是一曲欧洲文化的惜别之歌,愁绪重重,主人公内心病象极深。维斯康蒂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背景音乐用了的交响曲),但帕索里尼用恶魔的剪刀颠覆了这一传统,自己也决绝地放弃了这一立场。

由帕索里尼展现的世界,回想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名言,让人觉得精致、诗化,充满自我祝福,一厢情愿。他的“世界之夜将达夜半”,倒与帕索里尼契合。海德格尔这类洞悉世事的大师,绝对想不到自20世纪开始的文化颠覆、人文主义的退场与死亡之后,轮到荒蛮的裸猿登场。时代的愚人船送走了一批批文化遗民,船沉人亡;留下的者认可了世界给他们的生物身份与编号。时代的隆隆雷电无情,转换身份的新人们成为资本与物质洋流里的角马,为天空的雨云渡河,相互踩踏。今天致人文主义的困境,在于科技与资本,而能与其对位的生命哲学,是帕索里尼的“恶”与加缪的“荒谬”。在实用主义通行无阻的世界上(物质消费生活是其形态),我们见不到那些带人文色彩的艺术品了。银幕间多是恶的暴民,好莱坞不靠谱的蜘蛛侠与变形金刚,轻喜剧里的人偶,零星几个威尼斯深感失落并终将告别的最后贵族,形似幻影。

在香港电影《大话西游》里,被孙猴嘲笑的唐僧让人印象深刻。唐僧遇事理论多多,唱英文歌惊世骇俗。他与孙猴之间的争执,有点像人文主义者与荒蛮者的争执。他的紧箍咒是人文之咒,而身背大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猴,介于之间,有个佛教味极浓的名字:悟空。唐僧每次念咒让悟空疼痛时,其实是用“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信条制止孙猴热衷杀戮的兽性与猴性(当然有不少老眼昏花、人妖不辨时分)。今天听唐僧在悟空耳边说的,是出家人的呢喃,他告诉悟空,你是人,不是兽。身在满天星空与万丈红尘之间的孙猴好像听懂了,但还是不解自己究竟是人是兽。

中国人这些年爱用“大话”这一形式戏说“西游”,解构无处不在,解构无度时称为“恶搞”。《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是拿兽说人,把唐僧那一得灰头土脸;而帕索里尼的《猪圈》,是把人放到猪圈里,拿人说事,说出肉身的绝望,以及这一绝望可能导致的恶。在《萨罗,或所多玛的120天》里,帕索里尼借用但丁诗歌的地狱构造表现墨索里尼时代的噩梦:这个世界是一座地狱,猪圈,很脏,邪恶,人文主义的师傅正被强力的兽拱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帕索里尼发出了先知的极端言辞,也可看做对世界的毒辣警告。恶,降临了,徘徊不去,如此强大。在缺乏抵抗恶的力量时,人文主义是脆弱防线,突破了,剩下的就是善的滑铁卢。■

贾晓伟:文艺评论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