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分析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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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速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指出：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通货膨胀和企业用工成本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给政府“稳增长”、“控物价”及提高投资效率等宏观调控带来的新挑战。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速 失业率 CPI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3）08-62-04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但这四个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经济增长较快不利于物价稳定，物价较低不利于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会形成贸易逆差，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矛盾的四边形。具体到城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形成了矛盾的三角形。
从北京经济的发展来看，却出现了与上述规律相反的特征，表现在：
1.1999～2007年，北京保持了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1999～2007年，北京GDP连续9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达到12.3%，但失业率（本文为登记失业率）在2005～2007年持续高位运行，其中，2005年达到2.11%，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CPI低位运行，1999～2007年年均增速仅为1.3%。
2.从2008年起至今，北京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经济增速不断波动下行，2012年GDP增速降至7.7%，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08～2012年GDP年均增速为9.1%，比1999～2007年低3.2个百分点，但同期CPI年均增速为2.9%，比1999～2007年高1.6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达到5.6%，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1）。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失业率不升反降，由2008年的1.82%降至2011年的1.39%。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升高，2012年，在对1570家服务业小微企业的调查中，63.5%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上升快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远高于市场需求不足（36.6%）和原材料成本上升（32.4%）所带来的影响。
1999～2007年北京为什么能保持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2008年至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的特点？这给政府调控带来了哪些挑战？本文以潜在经济增速为突破口，探讨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就业之间的关系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不同经济学派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各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失业率达到“非自愿失业”，社会产出达到最高水平时的经济增速。第二类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给定实际约束条件和不引起通货膨胀改变时的经济增速，实际增速围绕潜在增速上下波动。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正缺口，当实际经济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负缺口。
由于物价和失业率相对经济增速是滞后指标，因此当增速缺口为负时，经济体中就有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劳动力市场就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现象，这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这种要素不充分利用尤其是非自愿失业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反之，当增速缺口为正时，生产要素处于过度使用的状态，由于要素的稀缺性，市场竞争会导致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就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因此，在短期，通过比较潜在经济增速与实际增速的缺口，可以估测通胀压力和就业形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度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长期，只有以潜在经济增速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才能达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北京潜在经济增速的测算
本文分别使用H-P滤波法和对比法来测算北京潜在经济增速。
（一） H-P滤波法
以1978年北京GDP总量为100，对同比可比价增速进行H-P滤波分解（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建议，取λ=6.25），得到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见表1）。
（二）对比法
对比法是将北京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作对比，从中找出规律来判断北京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方便国际多边比较，本文采用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在国际上权威性和公认度较高的麦迪森世界经济史数据，以1990年的麦迪森国际元为计量单位进行比较。
从发达城市经验来看，它们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3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中国香港从1963～1994年经济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7.7%，1994年人均GDP达到2万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5～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3.5%，比前一时期下降4.4个百分点。新加坡从1963～1997年经济也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8.7%，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5.3%，比前一时期下降3.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人均GDP已达到19764国际元，197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10.5%。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根据发达城市的发展规律，北京经济增速将下降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2011年和2012年北京GDP增速分别为8.1%和7.7%，比前期（1978～2010年）年均增速分别低2.4个和2.8个百分点，符合上述规律。对比发达城市的经验，未来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比1978～2010年年均增速低3个百分点，为7.5%左右。
根据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判断，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为7.9%，2013～201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7.5%左右，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
三、从潜在经济增速分析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关系
1999～2012年，北京和全国的GDP、CPI同比增速及失业率（数据截止到2011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72、0.77，这表明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城市，上述三个变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北京这些变量的变化包含全国经济形势对其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变量与北京自身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北京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并不完全由全国经济形势来决定，需要深入分析。
由于潜在经济增速是经济运行中各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增速，因此，当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就有可能引发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1978年以来，北京CPI六次出现峰值，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形（见表2）。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下降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0年北京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3.4个百分点，1981年失业率比上年下降0.32个百分点；1983～1984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失业率在1983～1986年间连续4年出现下降；2006～2007年、2009～2010年实际增速都大于潜在增速，当期失业率也随之下降。
反之，当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即增速缺口为负时，就可能出现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1978年以来，北京CPI五次出现波谷，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况（见表3）。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上升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1～1982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82年失业率为1.62%，是1979～2004年的最高点；1989～1990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91年失业率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05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0.7个百分点，当年失业率达到2.11%，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决定物价、就业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的差值，即经济增速缺口，而不是实际增速本身。1999～200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12.1%，是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与实际经济增速（年均12.3%）基本一致。这是本时期内北京经济呈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之，当潜在经济增速较低，并低于实际增速时，即使实际经济增长较慢，也可能会引起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2006～2007年，北京实际经济增速已连续2年超过潜在增速，2008年尽管实际经济增速下降至9.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1%，是1998～2008年的最高点。2010年北京实际增速为10.3%，高出当年潜在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 2011年尽管北京实际增速仅为8.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6%，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4）。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这一时期北京经济呈低增长、高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表明，从长期看，北京经济增长将下降一个台阶，这同时也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了新挑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一）政府宏观调控“进”“退”两难
2011～2012年，北京经济年均增速为7.9%，这说明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2013～2015年年均增速要达到8.1%。但是，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未来增速则在7.5%左右，因此，要实现“十二五”目标，2013～2015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速要比潜在增速高0.2～0.6个百分点，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提高经济增速，要求“进”。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根据上述分析，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时，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宏观调控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方面“进”“退”两难。
（二）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北京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刚性支出迅速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北京在民生社保、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出还将继续提高。同时，政府要实现“十二五”期间8%的增长目标，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客观上都要求政府财政收入需保持较快的增速，以满足财政支出日益扩大的需求。
财政收入要保持较快收入，要求经济增长保持较快增速，而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必将拉低实际经济增速，缩小政府财政收入提升的空间。在政府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三）投资“质”“量”两难
投资是通过投资乘数对总产出产生拉动作用，投资乘数即新增单位投资带来总产出的变化，投资乘数越大，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越明显。投资乘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增速缺口成反比的。增速缺口越小，投资乘数就越大，投资的效率就越高，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反之，增速缺口越大，投资乘数就越低，投资的效率就越低，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弱。
当前，投资依然是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使得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实际增速必然要超过潜在增速，投资乘数和投资效率会迅速降低，进而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只能加大投资的数量，回到“量”大“质”低的低效发展方式。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得投资的“质”和“量”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稳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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