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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最讲究吃,上海人最讲究吃大闸蟹。在北方当成宝贝似的海蟹,是上不了上海人家的台面的。上海人讲究的,是吃河螃蟹,尤其是那美味绝口的大闸蟹。老上海,在店里一坐,一碟浸了姜末的镇江老醋,一壶煮开的绍兴黄酒,接着是一只或是两只红橙橙的大闸蟹。老上海们慢条斯理地戴上花镜,两袖往上一捋,这才下手开吃。吃大闸蟹不用刀又筷子,工具就在蟹的身上。吃大闸蟹是有程序的:揭开腹盖,放走热气,拧下一只螯,再用这只螯拨去蟹的边毛和内脏,拿螯尖挑出蟹黄,蘸上老醋,再用蟹螯一丝一丝地挑出蟹白,再蘸老醋,再挑出螯爪的肉,再蘸老醋。吃过之后,蟹脚蟹爪等废弃物,一不能咬碎,二不能乱扔,要全部规规矩矩地再塞回到壳里去。看上去,桌子上摆着的还是一只蟹。吃完蟹的老者还会闭目片刻,拿绢头揩揩髭,再甩开折扇,这才背手踱去,透着一股满足感。看了人家的吃,才真正心服口服。吃可真的是一种文化哟!
我属于生下来就注定要挨饿的那一伙。我的出生,就是妈妈又一个关于吃的问题的产生。她想的不是让我上大学与写诗,她的生活是那么的朴实,她的思想中的大部分就是让我吃,吃多也吃好。可是,困难年代,我当然总也吃不饱。饿的时候,我便一次一次地发誓,等我长大了,等有钱了,买多多的好吃的东西,让妈妈吃个够。
虽然后来我参加工作,走得很远很远:可是妈妈这一生却从来没有走出过东北老家。她买了一本地图,只要是我去过的城市和小镇,走到哪里,她就画到哪里,并盯着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
没离过东北,妈妈自然没有吃过大闸蟹,连见都没有见过。若不是七十大寿,她连海蟹都没吃过。当我在浦江边吃那上海人常吃的大闸蟹时,我又一次发了誓言:带回去,让妈妈也吃。可上海人说,这蟹是带不回去的,路上要死的。上海有句俗语叫“死蟹一只”,意思是本来很好的东西,一下子就完蛋了,一钱不值了。的确,价格惊人的大闸蟹,只要一死,拾垃圾的小赤佬也不要窥一眼。可是,我总是想让妈妈知道世界上有大闸蟹的味道,想弄几个大闸蟹给妈妈吃。
现在可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了。一次在东北,在朋友家,吃着了大闸蟹。回家我冲妈妈说:“妈,等着,给你吃大闸蟹!”说这话时,我有些醉。
“贵吧?一定贵。不吃,不吃,我可不吃。吃不惯,吃不惯。”她一直摆手。看都没看过就说吃不惯,这就是我的妈妈。不行,我一定要让她吃,让妈妈吃大闸蟹。
我上大市场时,也看过,也问过,但是,并没有人卖大闸蟹。渐渐地淡了,渐渐地忘了大闸蟹。
一天遇上同路回家的王婶,她说:“你是好孩子,知道给你妈买大螃蟹。”我心里一惊,自己早已忘记了大闸蟹――王婶听错或者是妈妈听错的“大螃蟹”。
一天,何叔也说了:“给你妈,买了上海来的大螃蟹!”
一天,许师傅也说:“你妈有福,吃上了上海的大螃蟹。”
我说过,给妈妈买大闸蟹,可是,自己却已经忘记了。其实,妈妈自己说“不吃不吃”时,她已经将这事记在了心里。一定是她,等不得看到、等不得吃到,就到处讲起儿子为她买了上海的“大螃蟹”。那是想像得出的场面:她甜甜地描述着还没有见过的儿子“买”来的大闸蟹,几个大娘大婶围着,心中有了各种各样的滋味。至此,我明白了,当母亲的,要的并非是营养与美味,也不是要许多钱才能买到的珍奇东西,她需要拥有的是有人孝敬这样一种荣誉,她需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她享有了这种荣誉。说来说去,她真正想要的,是让别人知道儿子的出息与孝心。作为母亲,这才是她最大的愉快。
终于有一天,我弄到了正宗的上海大闸蟹。清水煮了,拣只肥的大的,挑出蟹黄推给妈妈吃。“贵吧,一定贵,不吃,不吃,吃不惯,你们吃。”她只用筷头粘了一点点儿,放在嘴里抿了一下,就推到了孙子的旁边。
就是到现在,妈妈还是没能吃上大闸蟹,虽然她早就在邻居中宣扬得淋漓尽致,虽然她的大闸蟹已经让邻居们啧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