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精神是自由,也是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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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0后诗人阿斐说，“诗如其人”，诗人首先是一个人，一个诚实于内心的人。而生于50年代的诗人杨克说，无论是鲍勃迪伦，还是屈原、李白、杜甫、艾青、北岛……到最后诗歌始终回归到人的本真身上，而诗歌的魅力，也在于那种能“撞击胸腔”的、能进入人们生活空间的语词。
新诗百年的话题很热，而时间区分的意义恐怕仅在于梳理的方便，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诗人们追求的自由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这是灵魂之歌呼喊而出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自由并不等于没有节制，就形式和内容而言，新诗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提出控制的时候。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诗意，收敛应该适用于哪个范畴？在鲍勃迪伦代表的抒情诗歌获得嘉奖的节点，我们就这些话题进行了对谈。 “诗歌在技术主义道路上愈走愈窄”
阿斐：杨老师，今天跟您一起来做这个对谈，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我对当年如何给您写信、您如何引领我进入所谓的“诗坛”，依然记忆深刻。一晃，快过去20年了。您也亲眼见证了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发生与成长。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聊，可以说，我心里是很惶恐的。
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其一是关于新诗百年的，其二是与鲍勃・迪伦获诺贝尔奖有关。关于前者，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诗歌从胡适们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一代诗人，这中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脉络？有没有一条可以捕捉的明晰的线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这辈诗人，包括杨老师您，与胡适们，其实同处于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就像一个人的人生，胡适们是我们的婴儿期，中间经历了波波折折、弯弯曲曲，但终究还是在长大。到互联网诗歌时期，到我们这一代诗人，已经不再只是“玩积木”、“过家家”的年纪了，我们已经可以“加冠”了。总体来说，白话诗以来的中国诗歌，一直在寻找诗歌的“成品”。之前一直在实验，一直在推倒重来，一直在“”，现在，从80后诗人们开始，诗歌可以出“成品”了。中国诗歌到了可以逐渐收获的季节。
还有一个思路，我认为，白话诗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一个“挣脱束缚、寻找自由”的过程，新诗本就是为“自由”而生。最初，自由只是尝试;而今，自由成了常识。也就是说，胡适们开始，诗歌的自由成为一种尝试。后因时事发展，一度停滞。一直到伴随互联网而崛起的80后诗群，诗歌的自由成为一种常识。任何对诗歌的“规定”，都是对诗歌自由的戕害。我曾经提过这么一句话，“不要让自己的写作成为诗歌自由的绞索”，就是基于此。
这是我的想法，新诗至今的发展脉络，一是成长，长成“成品”;一是自由，诗歌的自由成为常识。
杨克：新诗百年的话题最近很火，但客观地说，百年仅仅是一种划分方式，因为99年与101年的诗歌，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没有发生任何断裂，无非是以一个完整的时段，对新诗进行梳理。因此，你说“到我们这一代诗人，从80后诗人们开始，诗歌可以出‘成品’了，中国诗歌到了可以逐渐收获的季节。”这个推论在我看来也没有任何事实或者学理认证，仅仅因为你是80后。胡适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向度，那是他们的写作与之前旧体诗词截然不同;北岛们矫正了一个方向，也是他们的写作与之前30年的诗歌背道而驰。可80后跟之前之后的诗歌在大的趋势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很难说写得更成熟、更完满。年龄断代仅仅是为了叙述和简单归类的方便。
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当即回答了另一个媒体的询问，说这对诗人是一个提醒。这并不意味着诗人要按照诺奖的口味来写作，我也没有要求任何个体诗人非要修正他的写作不可。我要表达的只是一种大的走向，诗歌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窄了。我们要不要恢复更开阔更撞击胸腔更与人们生存的公共空间有某种关联的写作。从惠特曼到洛尔迦的歌唱，从李白到坡的抒发。至于歌词我以为无需讨论，好的歌词肯定是诗，自古“诗歌”一词已说明问题。宋词，更是百分百照曲谱填的词，请注意这个“填”字。
我看重诗歌的自由精神，可就形式和内容而言，汉语诗人已经到了该收敛的时候了。鸡毛蒜皮皆是诗，但题材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诗也不是写得越随意越好，越不讲究越好。诗歌的不自由，也就是诗的控制，我以为到了提出来的时间节点了。 “我们继承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精神”
阿斐：是的，百年仅仅是一种划分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说话的由头。它的意义确实如您所言，借此“对新诗进行梳理”。事实上我们的对谈也正是这样一个工作。您说我关于诗歌“成品”的说法仅仅是因为我是80后，这是我不认同的。的确，因为我处于80后这样一个“序列”之中，我才会去反思包括我在内的这样一个诗歌群体的方方面面，但不是“仅仅”，而是基于我的一种判断。这绝不是说，之前的前辈诗人们没有出“成品”，也未必意味着我们写得很好。
您说，胡适们的写作与旧体诗词截然不同，北岛们与之前的诗歌背道而驰，我也是不认可的。无论胡适们还是北岛们还是杨克们还是阿斐们，其实“截然不同”、“背道而驰”此类的词汇都很难用在他们身上，大家都有继承，甚至是继承了糟粕，哪怕形式上或许迥异，而精神层面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我在想，其实我们现在的对谈，以及对于新诗百年的各种言说，都是在做一件工作：对接上“五四”的诗歌传统。这个传统，不是被歪曲了的那种，而是新思潮、新梦想诞生时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种精神世界里的自由，那种不被这样那样牵绊的诗思的自由。很多人误解了所谓的五四传统，认为那是“革命”的，毫无疑问这是歪曲了。但中国自新诗诞生以来，因为社会环境的风云变幻，“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让很多东西都变了形。甚至多少优秀诗人，后来转而否认自己的从前，否认那个没有被歪曲的诗歌精神上的传统。“革命传统”一脉的人物，诸如郭沫若、臧克家、田间、袁水拍、李季等，猛烈撞击着尝试集的胡适、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现代派的戴望舒，后者被认为是与革命文学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群体。“我”逐渐没有了，“我们”被普遍化，甚至是标准化。杨老师您所说的，“与人们生存的公共空间有某种关联的写作”，可能在那个时期，是大行其道的，每一首诗都与社会有关联，没关联的诗已经被打倒了。有个故事，说郭沫若为了写“百花齐放”，花了很长时间去搜集一百种花卉知识，然后写了一百首“花”诗，每一首都对应于当时的时代。对此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