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戏曲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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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是戏曲赖以发生、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一土壤造就了戏曲“一体而万殊”的形态与风格，赋予了戏曲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地方特色是戏曲民族性的重要体现，这一特色在经济运行全球化和社会发展城镇化的“语境”中，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保留价值。取消地方特色，戏曲的艺术生命力将会削弱。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山水阻隔，往来不便，古代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很大，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这在方言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同一个县的方言往往有许多种，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使戏曲的创生和发展与地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戏曲创生之时的宋金之世，我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加之戏曲创生于民间，因此，建立在各地方言和乐曲基础之上的戏曲，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土壤的。元代文人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中指出，南戏之创生与南方方言关系密切。徐渭《南词叙录》在论及南戏及北杂剧之创生时也指出：“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
戏曲的发展也得力于地域文化。明代海盐、余姚、昆山、弋阳“四大声腔”――特别是昆腔传奇造成了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次辉煌，而昆腔传奇的发生发展与南方――特别是江浙的山川风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地方化”一直是戏曲发展的重要指向，戏曲的“全国化”通常以“地方化”为基础和途径的，没有“地方化”也就不会有“全国化”。目前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地方戏也正是这样形成的。如昆腔原为南戏流播到昆山与当地的语言、音乐相结合的产物，后来成为辐射到全国的“国剧”、“官腔”，形成了包容丰富的“昆腔腔系”，孔尚任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太行西北尽边声，亦有昆山乐部名”，可见其流播广远。昆山腔的“全国化”又是以“地方化”为基础的。例如，至今尚存的南昆、北昆、永昆和湘昆都是昆山腔流经这些地区，吸收当地地域文化而形成的昆腔支派。这些支派吸取了当地地域文化的养分，丰富了自己的表现手段，因而“声各小变，腔调略同”（王骥德《曲律》），以其同中有异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地域的广大观众。
地域文化的主导成分其实就是民间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化养育了古老的戏曲。戏曲与地域文化――亦即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世界戏剧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古希腊戏剧诞生在雅典城邦，雅典城邦范围很小，几乎不存在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古希腊戏剧是由当时的雅典政府和部分权贵、富人所主导的，主要服务于上流社会，因此，古希腊戏剧多描写国王和天神，对地域文化少有依赖，她从诞生到消亡根本就不存在地域特色和地方剧种问题。作为西方戏剧的源头，古希腊戏剧的“一体化”特色对后世的欧美戏剧有着深远影响。
古代印度幅员辽阔，有种族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之称，种族众多和语言复杂是古代印度社会的一大突出特点。印度现有一百多个民族和565个列表部落，有179种语言和544种方言。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很大是古代印度的一大特点，地域文化对印度文化――尤其是俗文化建构的影响当远远大于我国。然而，由于梵剧是属于古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艺术，主要服务于宫廷，其作者大多是宫廷文学侍从或皇室成员，主要采用婆罗门所使用的“雅语”――梵语，只有卑贱者和女性角色才使用“俗语”（亦即方言，主要由女性演唱的插曲――“达鲁瓦”也使用俗语）。梵语是贵族语言，普通民众不但不使用，而且是听不懂的。因此，梵剧与地域文化有关系，但远不像戏曲与地域文化那样密切。公元9世纪以后，印度的俗语戏剧兴起，梵剧就迅速衰落了。
古代戏曲以地域文化为土壤的生长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她多样化的形态和风格。
地域文化与戏曲的形态和风格
地方剧种众多是戏曲的一大特色，祖国不同的山川风物养育了不同的地方戏，不同的地方戏满足不同地域观众的审美期待，正是这些有同有异的审美情趣铸成了戏曲大家族“和而不同”――一体化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品格。
祖国大家庭的众多地方戏都是华夏文化之树上的果实，因此，尽管成员众多，长幼有别，雅俗有差，但都具有“一体化”特征。古老的南戏和近百年才问世的地方戏、高原上的藏戏和海岛台湾的歌仔戏，都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点。但戏曲对于世界剧坛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形态、风格的多样性，而不在其“一体化”程度。“一体化”程度高是西方戏剧之长，地方剧种众多则是我国戏曲的独特之处。
宋元戏曲有南戏和北杂剧之分，明清以降，众多地方声腔逐渐成为剧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南腔北调”争奇斗艳。“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Q，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在地方戏普遍兴起的同时，由地方化到全国化又日渐成为戏曲发展的重要指向。
就古代戏曲而言，南戏、杂剧、传奇大体上都属于“曲牌联套体”，但这是三种不同形态的戏曲样式，在文本体制、音乐体制、角色体制和搬演体制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同属于杂剧的元杂剧和明清杂剧也有很大差别。元杂剧用北曲，而明清杂剧则既用北曲，也用南曲。元杂剧以一本四折一楔子为常格，但明清杂剧长的有十来折（有的也以“出”名之），短的仅一折。清代同治、光绪以降主导戏曲舞台的“花部”诸腔多采用“板式变化体”，其形态、风格又与“曲牌联套体”戏曲颇不相同。譬如，“曲牌联套体”的戏曲创作须“凛遵曲谱”、“恪守词韵”，文本的程式化程度很高，而“板式变化体”戏曲的剧本创作则不再守“套有定牌，牌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曲律，文本的程式化程度大为降低，但京剧等剧种的表演程式化程度越来越高，表演技艺也越来越繁难，同样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戏，有的植根于民间歌舞，故以歌舞为主要表现手段；有的则植根于民间说唱艺术，故以“说”和“做”为特色。在角色体制上，有的以生、旦为主，有的以旦、末为主，有的以净、丑为主；在伴奏乐器上，有的以“弦”为主，有的以“管”为主，有的不用弦管而用锣鼓和人声烘托。
剧种众多、地方特色鲜明也是现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我国当代曾经拥有三百多个戏曲剧种，多数省份有多个地方戏剧种，地方戏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资源，有许多地方戏堪称当地的“名片”，她集中体现了当地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智慧，承载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这种情况在当代世界戏剧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戏曲地方特色的形成，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宋元戏曲分为南、北二脉，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冲突是密切相关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于乡野、长于民间的戏曲与极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明代学人即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王世贞曾指出：“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也说：“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张琦曰：“心感物而成声，声逐方而生变，音之所以分南北也。”南、北戏曲是两大剧种体系，其中包含着多个地方剧种，这些同属一个“体系”的不同剧种，在形态与风格上又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例如，同属于南方戏曲的越剧、婺剧就风格迥异，同属于北方戏曲的晋剧、秦腔又大不相同。
戏曲剧种纷纭不类，一体而万殊，正是由于“声逐方而生变”――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与方言关系密切的地方声腔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地方戏争奇斗艳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地域文化在戏曲舞台上的反映。民情风俗是不同戏曲声腔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它赋予戏曲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
地域性与戏曲的艺术生命力
我国戏曲宝库中的任何一个剧种都是有其地域属性的，即使是全国性的大剧种也是如此。例如，昆曲的“出生地”是昆山，京剧的“出生地”是北京（北平）。因此，戏曲的地域性特征是其民族性的具体呈现，取消或抹杀了戏曲的地域性也就等于否定了戏曲的民族性。戏曲的地域性也是其艺术个性的具体呈现，越是艺术表现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剧种，其地域性特征也就越鲜明。因此，戏曲的地域性又是其艺术魅力之源，取消了戏曲的地域性也就等于取消了剧种的艺术个性，等于扼杀了戏曲的艺术生命。
然而，有论者认为，戏曲的地域性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产物，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古老的戏曲之所以表现出严重的不适，正是因为这种只能蛰伏于一隅的乡土艺术与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现代化“语境”格格不入。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当代社会需要的是“超越国界”的“都市戏剧”，而不是“行之不远”的“乡土戏剧”。这些论者以为，戏曲的出路在于：抛弃地域性和乡土气息，向西方的音乐剧“靠拢”，追步“都市情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确实对当代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使传统的艺术面临严峻的考验。当代戏曲发展应充分注意这一“当代语境”，充分利用文化交流的空前便利，大胆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艺术资源，丰富戏曲的表现手段，建构具有现代品格和强大艺术感染力的符号体系，增强戏曲的辐射力，让古老的戏曲焕发青春，走向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抛弃戏曲的地域性特征和乡土情味为代价。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反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物质满足的是人们的生理需求，这种需求是大体相似的，而文化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是个性化的，因而也是千差万别的。文化越是具有多样性，人们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就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更是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文化的多样性被取消，人们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而只能是日渐灭失，这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社会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与审美上的乡土情味也未必就是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都市里的人更渴望乡村的恬静与淳朴，更需要在“乡下人”这面镜子前面去认识自己，寻找自信心和优越感。可见，“都市情味”与乡土气息并不是对立的，可以说，乡土气息也是“都市情味”的重要构成。这正是北宋都城的杂剧演出以取笑乡下人的段子“杂班”压轴，当今赵本山“土里土气”的小品十分火爆的真正原因。有理由相信：都市化程度越高，带有乡土气息的艺术品有可能越受青睐。这就像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旧时代的艺术创造反而因时光流逝而呈现出不可替代、难以重复的“古雅”之价值一样。
综上所述可知，目前地方戏的“趋同”倾向――音乐逐渐脱离方言和地方音乐，歌剧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导致剧种特色的淡化乃至灭失的“改革”、“创新”，其实并不可取。■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影视戏剧系主任,著名戏剧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