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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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于古希腊雅典奴隶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博学多才，不仅是古希腊时代名声显赫的伟大人物，而且至今他们对后世产生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对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走向有重大的牵导作用，他们提出了哲学范围内对美和艺术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入点，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指出了“美”的哲学含义和构成美的本体要素。虽为师徒关系，但各有千秋，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以前所有的知识开创了新的哲学体系，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柏拉图大得多；但如果没有柏拉图思想承前启后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也难以为继。他们的文艺思想一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探讨了艺术本体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逐渐完善了艺术思想体系的构建。后世大多数是通过对文艺的本质即“摹仿说”这一方面来对比探讨，当然这是二者在文艺观上最大的区别之处。但是本文主要从二者对文艺的本质论，文艺的功能论，文艺的创作论方面作较系统的比较。深入理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了解。

关键词：文艺思想； 摹仿说； 功利主义； 艺术的机遇； 悲剧艺术

柏拉图是文艺史上对文艺和文艺家谴责最厉害的一个人，他的“模仿说”也必将导致对文艺的否定。他认为，存在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世界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文艺是“摹本的摹本”。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文艺有巨大的感染作用，即“浸润心灵”，并把它称为“诗的魔力”，因而，他尽管将“模仿的诗”斥为“影子的影子”，但仍主张在起理想国中保留一部分“颂神的赞美好人的诗歌“。总的来说，他的观点是唯心的.

柏拉图继承了古希腊“艺术摹仿自然”的说法，认为文艺是对客观世界的摹写，并指出，这就是文艺的本质特征：“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1]“真正的来自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很有一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2]既然把文艺看作是对自然的摹仿，艺术家在创作四就应该格外注意艺术所反映的是否“真实”。所以柏拉图和其他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在艺术的“真善美”别看重“真”，主张文艺反映生活就该象照镜子那样不走样，否则就是歪曲了自然，歪曲了社会和人生。文艺反映生活就如同“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旋转，你会马上创造出太阳，大地，早晨，你自己，其他动物，草木以及刚才找到的一切东西。”[3]但是柏拉图却不同意苏格拉底“美就是有用”的说法。他提出艺术家最高的追求应是“以美为对象的学问”，[4]柏拉图这句话中的“学问”指的不是美学，而是哲学。在这里，柏拉图“美”的含义就是“真”。这就再次说明，柏拉图在艺术的“真善美”中，追求和强调的仍然是“真”。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由摹仿现实世界而来，而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论世界而来的。现实世界本身不是真实体，它只是理论世界的“摹本”或“影子”，因此摹仿现实世界上午艺术也只能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了。在《理想国》卷十里，柏拉图以床为例阐明了他的理论。他认为床有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床“本然的床”；是“床之所以床”的那个理论，也就是床的真实体；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是床的理念的摹本；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床，是摹仿工匠的作品，它对于第一种床即“理念的床”来说，是“摹仿的摹仿”，同神造的“本然的床”“隔着三层”。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并非全盘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较客观地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化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跟柏拉图的“理念说”是不同的。他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相对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较为客观与积极的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知识论不同于柏拉图哲学，他对艺术的“摹仿”本性也有迥然相异的哲学理解。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具有多样意义；诗摹仿人的活动，在作品中创制出艺术真实的存在；“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指表现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的这种“存在”的意义。而且，“摹仿”是求知活动，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艺术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觉与欲望驱使，它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把握生活的真谛。因此，摹仿的艺术是高尚的知识活动。

对文艺进行大肆攻击，并非因为柏拉图不懂文艺，相反，柏拉图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深刻的了解文艺，对文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去要求文艺，提出了著名的“效用说”。

柏拉图很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对文艺提出“不仅能引起，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1]P62的美学要求。认为诗不仅是娱乐的，更应该是对国家和人生都有益的。文艺应使“理想国”中哲学家，武士，农工商劳动者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武士，农工商劳动者都要听命于哲学家。人的灵魂和性格相应于“理想国”的三个等级，也应分为理智，意志，三个等级，文艺应使人的意志，受到理智的差遣，支配。文艺要有益于哲学家，培养人的理智。也就是说，文艺应有益于培养“理想国”的统治人才，使各个等级安分守己，以达到“理想国”的“正义”。

柏拉图之所以如此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是因为他认识到文艺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理想国”中认为文艺教育的特点是“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合适，他们就拿来浸润心灵。”他把文艺的这种“浸润心灵”的作用称作“诗的魔力”，认为如果青年们“耳濡目染于优秀的作品，像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这说明，柏拉图已经十分深刻地看到了文艺特有的从情感上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基于文艺具有这种独特的感染作用，柏拉图才如此重视文艺教育，从而提出“效用说”的观点。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很深的文化素养的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