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媒质形态下人际传播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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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传播学从“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受众中心论”衍变的实质表明：“从传播对大众或受众集合体具有的直接的普遍的影响之理论，转向承认人际交往在传递和证实由媒介产生的信息和观念中扮演了中介角色。”①实践证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不仅是利用人际传播来补充、强化大众媒介的传播，而且也有利用大众传媒来辅助、扩大个人传播，以检验个人传播和媒介传播的共同效果。这其中，“广播”形态的人际传播在与其他媒质形态下的人际传播相比较的过程中，因其媒质本身的差异而使其具有了更为显著的特色。

与“人与人、面对面直接交流”形态下的比较――“广播”人际传播是一更具自由而灵动式的人际精神往。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直接接触性的体验不同，“广播”人际传播所突显的“自由而灵动式的人际精神往”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它首先给予了广播听众其来自心理层面上的自我保护与安全的需求。我们知道，日常人际交往的过程是一种“近距离、面对面”式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虽承载着言语信息所无法承载的大量非言语信息，但“非言语”信息的传输在很多时候却成为人际“倾心”交流的最大障碍。“眼睛在向对方撩开自己心灵面纱的同时，而另一心灵也正试图撩开你的面纱。”人际交往中面对面、眼睛与眼睛的碰撞，在直视对方眼睛的同时，不仅帮助“我”认识了对方，也帮助“他”认识了“我”。在连接两只眼睛的直线上，目光承载着自己的个人人格、自己的情绪、自己对对方所怀有的冲动。为此，社会几何学的一个主题就是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人与人的相互作用，除了它一般所包含的意义外，也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种个人空间感，即他们同其他人接触时喜欢保持的距离。“距离太近，我们其实并不能充分的自由的交往，距离太远，又缺乏交往的必要环境。”②在现代都市的拥挤与混杂中，出于一种“自我安全”的保护，人需要在“拥挤与混杂”中保持一种人与人之间可以间隔的距离、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因为尽管“大多数现代人在希望他人了解自己，也渴望理解他人的同时，更害怕在与他人接触的同时而受到伤害”，所以，为了满流的需要，人们选择了与他人进行无关紧要式的交流、漠然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仅凭声音来传播的中介――广播，在以“远距离、互不碰面”的人际交往的情境之中，获得了与现代都市人心理趋同的人际交往的特征。其次，“广播”人际传播还赋予了听众另一可以产生的、一种绝对自我满足式的心理需求。从本质上说，“耳朵是非常利己主义的器官，它只索取，但不给予”。听众在“远距离、互不碰面”的广播人际传播中，以只“听”不“看”式的交流方式，从而获得了在继“自我保护与安全”等心理需求之外，另一种绝对可以“自足”式的心理需求，即“实现着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社会的目的论的综合”。最后，在“远距离、互不碰面”的“广播”人际传播过程中，它还让听众获得了比“近距离、面对面”式的人际交往更具自我与理性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理性思想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交流和演说，因而声音的传播就显得十分重要。至此，一种如影随形、不带有任何强制与胁迫，且充满自由与灵动式的人际精神往就此赋予了广播媒质形态之下人际传播以恒久的魅力。

与电视媒质形态下的比较――“广播”人际传播更具及时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学者杨乘虎认为：③以央视《面对面》为代表的电视媒质形态的人际传播，其“最大、最难调和的矛盾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接受与反馈上的差别不利于主持人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受众需求，并对传播中的偏差做及时调整。”此外，为“求得大众普遍关注话题的选择”、“非语言符号信息的视觉模糊与干扰”及受电视访谈“现场情境”等多种传播手段与条件的制约，都使电视媒质形态之下的人际传播难以获得与最初所期待的“时时而有效”传播的效果。

相比较而言，以采用“主持人热线直播”为代表的“广播”人际传播，则将人际传播之中“即时反馈”与富有“针对而有效”传播的效果表现得更为充分。在广播与现代通信工具(电话、网络)等共同搭起的空中平台之上，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在保留大众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形象生动、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融进了人际传播“时时”交流、亲等、互传真情的特征，一反传统的节目样式。“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改变了广播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以往媒介大众传播的模式是“我们(大众传播媒体)―受众”，而“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的传播模式则是建立在“我―你”关系基础上的复杂模式。由于有了人际关系的存在，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就此形成了一种互动性很强的节目样式。节目现场的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已没有固定的界限，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话语交流和反馈是即时的，他们之间的对话“既保持人在传播关系中的完整性，也使人在这种完整关系的传播中，得以碰撞和相遇。”④显然，以“主持人热线直播”为代表的“广播”人际传播，在其所凸显的共时性传播状态之下，将人际传播中“即时性反馈”及建立在“即时反馈”基础之上“信息的可调节性”变成了可能。另外，因“主持人”、“热线”、“直播”元素的介入，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又能以一种更加类似于群体小范围私人交往的方式，为节目搭建起界限模糊的“族群”传播的氛围。一天当中的同一个时间，和有着共同经历、体验及相似需求、情感、兴趣直至人生观的人群共同探讨、体味生活的境遇、人生的感怀，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无论是在信息的传输还是在相关话题的选择方面都能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某一共同的人群而展开。针对不同受众个体“可说服性”的斟酌与研究，以目标群体为前提预设，在话题及诉求形式的选择上，为特定栏目的特定听众策划出与之相对应的方案已成为当今广播发展的事实趋向。为此，以“主持人热线直播”节目为代表的、建构在“族群”传播氛围基础之上的“广播”人际传播与“电视”人际传播相比较，更具及时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传播特色。

与网络媒质形态下的比较――“广播”的人际传播更具传真性、专业性与权威性。与网络媒质形态下“一对一”、“点对点”式的人际传播相比，“广播”人际传播的传真性、专业性与权威性传播的特色具体表现在：

第一，广播的“人声语言”为“广播”人际传播创造了比“网络”人际传播更具信息交流在传受之间可互传真情与真意的传播魅力。对于“有声的语言”，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说过：“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显然，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其中所蕴涵着的态度和感情的丰富与深邃。在以广播“主持人热线直播”为代表的“广播”人际传播之中，当众多闪烁并彰显着不同个性思想的群体“言语”一起聚合到主持人个人面前的时候，主持人认真地倾听，在精神上、想象中与听众结伴而行；与此同时，透过主持人的语气节奏、呼吸状态的变化，听众仿佛也能“看到”主持人专注的神情与关注的目光。此时，在“声音不是感情，却能渗透感情；声音不是形象，却能胜似形象”的广播“人声语言”传输的过程之中，一种特殊的、正在进行的、相互认知、相互沟通、相互认同及互为影响、互为激励的双向人际间的交流，就此构筑了“广播”人际传播可互传真情与真意的传播魅力。与此同时，“广播”人际传播也因其“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人际对话及“人声语言”所具有的传真性而使其具有了与“网络”人际传播不同的特色。

第二，与以带有明显“草根”气息的“网络”人际传播(播客)相比，“广播”人际传播则更加凸显人际信息交流专业性与权威性更强的传播优势。有学者指出，⑤当现存的所有信息都可以用二进制数字来进行表述的时候，事实上，“人类又回到了专门媒体组织出现以前的一个‘媒体原始的社会’。所不同的是，‘媒体原始的社会’是供给匮乏的危机，而当今‘媒体超现代的社会’则是信息供给过剩的危机。危机的结果，是人们都不能以比较经济的方式得到自身所需的有用信息”。显然，网络之上那些极具个人主义色彩和随意性很强的信息或言论，在给予受众最大信息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人们也更加需要可信赖的专业媒体组织和媒体专家来搜集、分析和诠释信息，以期获取专业性、权威性或意义更强的讯息。与网络媒体相比较，广播等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成熟的内容经验及非常专业的新闻采编评队伍。“在一个公共电子媒体的平台之上，老百姓共享的是信息，但是他希望的是我信任的这个人，他跟我说的东西，我会认真地去想、去放大。”⑥至此，在与“网络”人际传播相比较的过程之中，“广播”人际传播、一个建构在“严谨、准确、公正、理性”基础之上的传播，则无疑是“广播”人际传播凸显其专业性与权威性更强的人际传播的特色。

注释：

①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瑞]著：《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②转引自芮必峰、陈燕，《你我的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中国传媒报告》，2006(3)。

③杨乘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结合的新支点》，《现代传播》，1998(4)。

④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⑤郭炜华：《新媒体基本特质及发展趋势》，《新闻与传播》，2006(5)。

⑥于丹：《传媒品牌的经营和策划》，转自OWMO全球传媒观察，2007年6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