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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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文致力于重新寻找或努力嫁接、渗透具有人性之美、趣味之美的情操教育、伦理教育、审美教育、文艺教育等，立足教育积弊与现实需要，寻根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而蒙学教材则体现了教材编写和教学思想的重要智慧，我们也可对比反思当今教学问题和教材缺陷，并从中寻找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启示。

关键词：蒙学 教材 启示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周秦至汉唐时期，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并包含各方面知识。《史籀篇》、《仓颉篇》（李斯）、《历篇》（赵高）、《博学篇》（胡毋敬）、《仓颉篇》（闾里书师）、《凡将篇》（司马相如）、《训纂篇》（扬雄）、《滂喜篇》（贾鲂）、《劝学篇》（蔡邕）等，都以识字为主，并讲求书写的训正意义与审美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蒙学教材相与争发，束皙作《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到了唐代的蒙学教材出了沿袭旧用，也产生了一些新抄重编的教材，有抄写名言谚语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的，如《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的，如《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常识问答的，如《杂抄》和《俗务要名林》；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的，其特点是：所有的字都是笔画少的常用字，编成语句，好记易写。这些也都吻合儿童发展时期的智能特征和学习效能特征，注重学习的趣味性和生活的经验性，使学习与儿童智能的发展、生活经验的积累紧密结合。

二是宋至清中叶，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注意伦理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常识知识，识字教材更加适合汉字的特点，多数蒙学教材采用韵语体裁和对偶句式，内容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各种官能能力的发展和美育要求。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分五类，内容各有侧重。一为综合性蒙学教材，以“三、百、千”最为盛行；二为伦理道德教育类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三为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四为诗歌蒙学教材，有《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五为成典故事、名物制度常识类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此外，还有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包括《女诚》、《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多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生活常识的内容。这些教材注重了儿童发展的各个层面，但每一种教材的编写中，都强烈地体现着审美追求和美育功能。而女子蒙学读物的出现和流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约束力已经逐渐增强，但性别教育的出现，也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教育现象。其中不乏糟粕，但立足当今社会，以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其中诸多教导，也能发现性别教育的缺位。

三是清中叶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原有蒙学教材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才有扩充蒙学教材的出现，除了改编和续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有《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另外，面对新式学堂所编教科书未能吸收和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的优秀遗产现象，当时政府和许多文人都在尝试改革传统蒙学教材，使其在内容上、编排上更具有科学性。

从以上这些蒙学教材来看，在其漫长沿革发展与实践检验中，有一些优良而共通的教材编写思想逐渐稳定下来，并逐渐成为一种风尚。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具性目标的界定清晰，但不会偏执于工具性目标，而且始终是在美育中实现工具性目标；人文性目标丰富而内容广泛，但始终立足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和智能水平来实现教材编写的阶段性和连贯性。

中国古人极重视蒙学教育，但并不会急于求成地使儿童超负荷完成智能目标，或以理性工具化的标准来评定儿童的发展水平，情操教育、意志教育、品质教育、德行教育等与知识性教育并不剥离，也不会将工具性目标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学目标，更不会以牺牲儿童在情感、意志、品质、德行和兴趣的培养来完成知识目标。即使识字教育，也并不拘泥于认知或组词本身，而是深入到文字内部和精优的语言使用现象中去，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灵活的知性发展链条，使对文字的认知回归于精良的语言生产中去，而语言所依托的人文目标，又是文字教育的首要目的。

当今的语文教育中，仍然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并且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过度追求知识目标，导致对人文性内容疏离或偏失，又使各个年龄阶段的心智发展适应不了儿童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实际能力，导致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等之间构建不起平衡而协调的内在关系。而中国古代蒙学教材也值得我们从中反思当今的教育现状，并在蒙学教材的研究中寻找到适合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教学启示和教材编写启示。

（二）遵循汉语言文化的内在规律，使学习既实现身体愉悦和心灵浸润，也使儿童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上做足功夫。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多采用韵语及对偶句式，读来琅琅上口。流传最广的“三、百、千”，《三字经》是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千字文》全书千字，四言叶韵，共250句，无一复字；《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易学易记；《千家诗》，无论作品朝代、作者何人，五言七言、绝句律诗，都是句句对仗，平仄准确，读来押韵，听来顺耳。《名贤集》《弟子规》等也都做到句句叶韵。从儿童习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能带来身心愉悦和情操陶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基本功做得足，也能为文献资料研究、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创作、文化精神传承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许多蒙学教材编写者（如李斯、司马相如、扬雄、蔡邕、顾恺之、朱熹、王应麟等）本身就是史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小学家、文字学家、哲学家等。这种现象，一方面既反映了蒙学在语文文字基本功上对学习者的成熟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成熟的大学问家对蒙学的编写也是意义重大的，而在蒙学教材与大学问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蒙学教材编写语言特征我们也需要有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认识。

当今文化传承遭遇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语言文字基本功太薄弱，对汉语言文化的重视程度、教育水平，不仅体现在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还体现在医学、科技、教育等各个研究领域。而对中国本土汉语言文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水平，又直接决定了中国的语文教育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乃至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教师素质到学生能力，从工具性的识字到常规性的谈吐再到创造性的写作再到研究性的探索，都有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体现。

因此，重新正视、研习中国本土的文字语言的内在规律，对教育超越机械的识记式、工具式、应用式教学而真正益于学习者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

（三）在内容上吐故纳新，在形式上稳中求变，兼顾吸收传统蒙学的精华，并采纳当代信息，使蒙学教材既传承传统文化，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使儿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字经》《千字文》等许多蒙学教材，在数朝数代的使用中，人们不断地加以修订、增补、更新，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被稳固下来，而重大的时代信息又不断增进、沉淀，而非只是从选文内容上不断更迭、切换，却并不能从文化内核和现实需要上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为当代文化的定位和发展作出了较为务实的努力。

而蒙学教材之所以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并非因为古人因循守旧，而是因为许多优秀的蒙学教材的编写本身就是集大成者，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儿童读之，蒙以养正；成人读之，修身养性。这就大大地增强了蒙学教材的实用价值和全民修身养性的风尚，也利于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氛围的形成，更好地实现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

综观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立足当前教育的内在需求，我们会对当今教材编写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都会有更深入的反思，也能从中汲取文化思想、教育智慧和教学策略的养分，并更好地指导、促进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等特色教材的编写。

黄春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