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标准与经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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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一段从1949年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大陆文学事实，文学史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书写方式。由于对当代文学存在与否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在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中，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本身也出现了种种差异。本文试图针对当代文学书写中的断代标准和经典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文学史书写 断代标准 经典确认

面对一段从1949年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大陆文学事实，文学史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书写方式，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以后。许多学者倾向于将现代与当代实行整合，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容纳更大时间段和空间内的文学事实。从这一角度出发，国内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有的学者坚持当代文学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推出了传统的文学分期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在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中，对当代文学存在与否的理解存在不同，文学史的书写本身也是出现了种种差异。笔者在此并不试图对每一本文学史及其处理方式作个案分析，只是针对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断代标准和经典确认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当代文学”的“断代”标准。

以往的“当代文学”这一分期结果之所以成立，是基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历史事实。在这之后，大陆的中国文学与港澳台文学实际上处于互相隔绝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陆中国文学延续的是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价值追求和运作方式，而且在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加以进一步整合。因此，考虑“当代文学”的存在，不能不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差异这一事实。而由此引申的是两种断代标准：1.文学本身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内涵；2.文学所处的政治体制。

由前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文学一统化不仅是文学力量的整合，也是文学价值观念，审美原则的整合。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走上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发展道路。这种社会主义文学到七十年代文学发展到了极端。但随着结束，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逐渐放松，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股股文学思潮将文学带进“人性”这一更加深远也是更加复杂的命题之中，在这之后，局限于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成为创作主流，那种一统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学也面临分化和多元化。这样一来，如果基于这一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则意味着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事实超出了“当代文学”框架。那么，合理的结果应该是将“当代文学”的下限划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则开始了文学新的时代，这之后的文学，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分出去的一脉，又重新回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之中。然而，许多当代文学史却在沿用这一意识形态区分的前提下，将：当代文学的下限也延续到了当下，这实在令人费解。

从另一个思路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体制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属于这一体制之下的中国大陆文学，应该归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之内，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是，以整个中国文学论之，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学事实，只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以这一部分冠之“中国当代文学”一名，显然是不成立的。试想，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有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哪一个又代表着当时中国的文学面貌呢?而我们在书写现代文学时恰好是将三个部分予以整合，统一于中国现代文学。很多文学史承认1949年的分期作用，而又将港澳台文学纳入到当代文学视野。这一整合的依据当然是同属于中国文学这一命题。那么，断代依据呢?显然，以往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体制内涵的当代文学概念应该做出调整。“当代文学”之所以独立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以往中国新文学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彼此相互隔绝，而且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同样一个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如果说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史彼此隔绝而思考着彼此截然不同的命题的话，那么开放以来，彼此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频繁，而且面临同样的文学命题。不同地区的作家，都在一种现代化的情境中思考人性，思考社会。这样一种文学事实是不是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而重新接续上了现代文学的脉搏呢?显然，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确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和发展态势，冠以“中国当代文学”似无可厚非，但“当代文学”的原有内涵似当更新。同时，八十年代后中国文学的归属，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名单

文学史的书写，必然要确立一个经典名单。这一名单中应包括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这些经典作品及其作者，是一部文学史得以完成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什么是经典?在笔者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种理解：

第一，经典是经受住了时间淘洗的、历久弥新的、探讨人类共同的生存话题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这一类作品无论从思想意义上还是语言操作层面上都有广大的言说空间，它可以为不同时代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

第二，通常是作为一个时代经典体系建构的结果而存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的经典名单，这些经典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对于它们的确认本身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童庆炳指出，一个时代的经典建构取决于六个因素 ：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后四种因素完全存在于作品之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这样，这一建构过程所产生的经典本身就有了相对性和时代性，它们并不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比如：“十七年文学经典”，它们中的一些作为普通文学作品也许在当下还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但这一解读不一定体现出它作为文学经典的存在，它们很多不再是文学经典。

第一种理解更接近笔者所理解的“经典”，但后一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可行的现实操作。一部被历史存留下来的经典，它应该是各个不同时代经典的再经典。时代经典实际上构成了恒久性经典的前提和基础。当时间要在各时代经典中留下恒久的经典作品时，它面对的是一次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开始。第一次选择由于种种原因遮蔽了多少可成为经典的资源值得深思，而时间距离越漫长，我们排除遮蔽进行再发掘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文学经典的确认》一文中金宏宇指出：“时间才是最终和最公正的裁定者。在一个短时段内或局部中，文学经典具有相对性。”而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确认，正是一种时代经典的确认过程，也只能确认一种相对的文学经典。经典是应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而我们的经典确认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二十世纪民族文化中文学的全貌，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权力对经典确认的干预虽不再那么明显，但是，一种市场化商业化的经典炒作，无疑使经典确认蒙上了一层新的话语霸权的阴影。笔者认为，至少到现在，这一经典确认过程都与某种话语霸权联系在一起。谁掌握理论，谁操作媒体，谁掌握话语霸权，谁就能影响经典确认。而且，我们的出版发行体制，也可能在一部潜在经典出版之前，将其扼杀。

当然这并不意味这要否认在经典的确认过程中已开始有了读者参与，但参与有限。笔者恰恰认为由于各个读者期待视野不同，他们对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接受效果，从而也就会有不同的对文学经典的理解。理想的文学经典，应该是个不同读者群经典意见的一种互动，是一种妥协性的产物。经典名单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也可以是以众多经典序列并存的状况。我们有多种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是不是也可有多种文学经典的表达?而一部文学史，应有一个确定的经典标准，这种标准是具有相对性的，这自然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文学史的阅读者要接受这一事实，参照不同文学史的不同经典名单，以期更加全面的把握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3。

[2].金宏宇：《文学经典的确认》，《人民日报》，2002.12.1。

胡观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06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