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踏莎行》的审美意蕴与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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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之伤心人”秦观的《踏莎行》有着双重审美意蕴。一用“搜研物情，刮发幽翳”之笔意写自然之美。词人看物、观物极为专注和精致，达到忘却自身，和对象融为一体的境界，这使他的词写得新颖、神妙，情景交融，自然感人。二用“曲尽人意，动摇人心”之情抒写生活痛感之美，一种极纯真、痛彻肺腑的心灵审美，那时梦时真、缠绵往复之心曲给人以特有的美感。而其含泪泣血的词格与个体生命气质，又给人留下无穷启示：面对困难与挫折，莫作失路之悲，应当珍惜生命，看淡人生得失。

关键词：秦观 《踏莎行》 审美意蕴 人生启示

以独具善感之“词心”著称的秦观所作的《踏莎行》（雾失楼台）[10]是其天赋敏锐之心性与平生苦难经历、高超作词艺术修养的结晶。古往今来，不知引起多少名家的赏识，产生过良多感慨。该词词旨凄婉，音调低沉，反映出封建士大夫遭贬失意时的脆弱性格，而且全词以写实与象喻相结合，开拓了高远、深沉、凄凉的词的意境，包含着无穷的审美意蕴和诸多的人生启示。

一

《踏莎行》写于哲宗绍圣四年（1097），是秦观由之前的贬所处州（今浙江丽水）被再贬到郴州（今湖北郴县）时所作。此时他因旧党关系受到当政者排斥，官职被削，一再远徙，心情悲苦，于是缘情写景，写下这首千古流传的唏嘘词句。

对《踏莎行》一词的欣赏，深谙秦观禀性的词作大家苏轼最欣赏末两句，据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云：“坡翁绝爱此词尾二句，自书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1]而词评名家王国维却欣赏上片末两句，他认为：“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2]二人有此分歧，我们认为，这恰好道出了《踏莎行》的双重审美意蕴。

（一）用“搜研物情，刮发幽翳”之笔意写自然之美

细读全词，不难看出词人当时仕途遭遇挫折，孤苦待罪他乡，思念故土那种极其深重的悲苦。

上片写悲苦绝望之情境。“楼台”本是高大的，此时已被白茫茫的重雾完全淹没无存，“津渡”本可以带给人指引和济渡出路的希望，却在朦朦的月色中完全迷失不可得见，桃源仙境望不见，到哪里去寻访呢？此三句富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是词人极痛苦时一种幻觉的抒写，是以自然之物喻心灵中的一种感觉。秦观被贬郴州，想到了桃源的故事，才说“桃源望断无寻处”，由“桃源望断无寻处”的哀叹，想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是整个美好理想的破灭。一切无望，他便回到惨淡的现实中来，发出凄厉的哀叹：我怎么忍受得了形单影只被困春寒料峭的孤馆中的痛苦呢？夕阳西下，杜鹃催暮，啼声凄切，如在唤我“不如归去”。正因为有前三句对绝望悲苦心情的象征性描写，“高楼”既“失”，“津渡”已“迷”，“桃源”在人间“无寻”，才有对“孤馆”“春寒”“鹃”啼归去、“斜阳”日“暮”的实景描绘，至此词人便更不“可堪”了。这两句写实之景，写出了一个流落迁贬之人，对于自己生命的未来一种没有保障的忧伤和恐惧，一种深情绵渺的叹息。其实，何止一首《踏莎行》，纵观一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总能让人触摸到这种深情的美文，它总是注意形象与情意的结合，情中生景，景中有情，给读者直接鲜明的一种感动兴发的力量。以“孤馆”写人孤苦无依，“春寒”写心寒，在杜鹃鸟声声呼唤着归去但又不能归去的从早到晚的痛苦煎熬……譬如他的《浣溪沙》之“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以飞花拟梦，以丝雨状愁，以有形喻无形，以物境绘心境;再如他的《减字木兰花》之“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把抽象的诗意与情感比作具体的物象，等等。

从深层意蕴看，本词上片的后两句是以杜鹃之啼，代表春光之消逝，又与本句的“孤馆闭春寒”“斜阳暮”相溶，本是春天，却只感其孤苦凄凉之寒意，大好韶华就在声声的唉叹中走向“斜阳”暮境。这是正面叙写贬谪之情景，写得情景交融，自然感人。这与王氏的“以自然之眼观自然之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一切景语皆情语”[2]等鉴赏标准相吻合，而词的其他地方多为用典或象喻之语，为王氏所不赞赏，故只称美此二句。

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说：“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婉转，盖诗之裔。”（《东坡集》卷三十五）其中“搜研物情，刮发幽翳”一语，可用来概括该词以自然及人文的物质世界为审美对象的特点，这也是秦观词之基本风格：绘写物态，又以物态寄寓感情，让情感在物态、物境的掩映下汩汩流淌，动人心魄。这要求作家看物、观物极为专注和精致，达到忘却自身，和对象融为一体的境界。观察的如此深“入”，便使他的作品能“出”得如此新颖、神妙，这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高情远识。但与东坡不同，秦观写江山之胜时，少有东坡的清新俊迈之笔，多显柔弱婉约之词格，东坡就曾以“山抹微云秦学士”句戏秦观词的气格之病。有人说，东坡的词把词变成诗了，“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话》）”;而秦观的词把它又拉回到词来了，成了词人之词。什么叫词人之词？这是指秦观词中所写的常是那种最柔婉、最幽微的一种感受，极尽词幽柔之宗风，他的词是词林里真正的“当行”“本色”之作。他总是将这种“弱”附丽于自然景物中，从他心底流出的，是以婉约之笔抒写的幽邃情怀，故极感人肺腑，充溢着凄美的生命意蕴。这可以说是“大中见小地传递物态，移注入情，发其未逮。以见幽微，是审美的深化”。[3]

（二）用“曲尽人意，动摇人心”之情抒写生活痛感之美

在中国传统诗论中，自《毛诗大序》就曾有过“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说法。而就引起“情动”的因素而言，则《礼记・乐记》中就有过“人心之动，物使然也”的说法。其后钟嵘在其《诗品・序》中，对于使人感动的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自然界的现象，另一类是属于人事界的现象。前者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祈寒”，后者如“楚臣占意，汉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前者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者也同样是“凡斯种种，感荡心灵”。

秦观的《踏莎行》是一首很能令人“情动”的佳作。如果说词的上片是借自然物象“摇荡”人之“性情”，则下片就是着重写人事界之景象，以使人“感荡心灵”。

下片极写远谪之恨。友人把梅花送给我，又寄书信来慰问我，或是词人说我怀念我的家人亲友，想托驿使带去一封家信。但不管是谁“寄”谁“传”，结果都是因为远迁荒远之地，关山阻隔，音信难传，于是便只有“砌成此恨无重数”了，要多少日才能收到一封家书，诉说家人与我的长相忆。他要说沉重的悲恨，就用一个“砌”字来叙写，是一块一块的坚固的砖石砌起来的，是重重叠叠的悲恨，数不清，说不尽，无消歇。然后，再举目远望，发出无理之问：郴江水呵，你本有幸绕着郴山轻快流淌，却要为谁流到潇湘，奔向远方？词人那深重的冤谪飘零之苦，思乡感旧之悲充斥字里行间，使人如闻其悲苦哀绝之声。末两句，是无理问天之语，其用意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这在表面所写情景之外更增加了一种神秘而无理性的气氛，更具吸引力和感人的力量。郴江水绕郴江流，东向注入湘江，本是自然现象，无感情可言，但敏感多情的词人在历尽远谪思乡之苦后，竟以自己的心想象为郴江水之心，加入有情字眼“幸自”“为谁”，平添了一种象喻意义。无情的山水顿时化作有情之物，而使那郴水流出郴山直下潇湘不返的造物之天地，成为冷酷无情。这种深隐幽微、哭怨无理的情意是极难以理性去解说的。苏轼也是一个亲历远贬迁谪之苦的人，尽管写得隐曲无理，但他读时会引起一种直觉的感动，这便是“人生经验通感”所致。由于他与秦观有类似的经历，读此二句，便诱发出一种联想，并引起深深的共鸣，用自身的人生经历去补充和证实作家作品的可信性，他们心灵相通的最良导体就是“人生经验通感”，因之参与欣赏品味，苏轼便觉得词人所写是和谐、完美的，代他说出来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苏轼“绝爱”二句的原因。王国维崇尚自然写实，又不完全理解苏轼欣赏二句的心情，故谓之“皮相”。其实，王国维既不懂苏轼，也没体会出秦观内心真正的悲哀。

有时候，在诗词之中，无理之语就是至情之辞。秦观所问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令人想起屈原《楚辞・天问》中对天地宇宙的提问，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李商隐的“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西溪》），“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寄远》）……这些都是无理之语，也是至情之辞。正是那些生活遭遇到极大忧患挫伤苦难的人，才对天地之间的不平发出这样的究诘。所以，秦观说郴江就应该留在郴山，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东流之水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永远留下来呢？这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而至于“曲尽人意，动摇人心”，这是他过人的成就，是宋词里的一个进展。没有秦观这样深悲沉恨的人，写不出这样一个深悲沉恨的句子;没有那种心灵上想象，不能跟假想形象结合的人，就赏不出下片的象征意味。这里与上片的“桃源”“杜鹃”相承应，由对快乐之处与美好岁月的悼念和怀思，到“此恨无重数”的惨切及最后的流泪追问，笔力沉挚，又余音袅袅，令人深思，展示“缘情”“之作”与“心绪”文学特有的审美意蕴――一种极纯真、痛彻肺腑的心灵审美，那时梦时真、缠绵往复之心曲给人以特有的美感。

《踏莎行》全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创造了一个凄婉和绝妙的意境。前人说“诗无达诂”，词亦宜然，不同的人欣赏便各有所得，我们无须强求评判划一，只要能感物怀人，怡情养性，使人生更富诗意与美感，足矣！

二

词人已矣，但他的《踏莎行》却代代相传，不管如何星移斗换，如何物是人非，此词都能让读者有光景常新之感。宋时事，少游情，似历历宛在，不曾淡去，让人无法淡忘的还有词人与词作留下的人生启示。

（一）莫学秦观作失路之悲

在诸多的人生追求中，常人所看重的往往是个人的名利，对于士大夫文人来说，则主要是仕途和功业，秦观便是此中人，他少年豪俊，胸怀大志，好读兵书，准备驰骋边疆，建立不朽的奇功伟业，并以为“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4]（陈师道《秦少游字叙》）。不料，世事艰难，他三十七岁才中进士，到四十三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即被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随苏轼等屡受迫害，先后被流放到处州、郴州、横州（今广西横县）和雷州（今广东雷州）。由于他的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故一旦希望破灭，就异常失望和痛苦。他被贬雷州时，曾自作挽词，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故此后不久即逝世，年仅五十二岁。一首《踏莎行》，写尽这位“古之伤心人”[5]的伤心事，词中所浸透的泪水和充斥的揪心愁恨都在诉说着词人的失路之悲。

“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八九”（黄庭坚《用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为韵寄李彝德叟》诗），在人的一生中，一般都难逃困境。面对失意，似秦观作失路之悲的人，十有八九亦为早逝之人。唐代的王勃少年得意，六岁能文词，十四岁就应举及第，当上沛王李贤府的修撰，可后来连遭挫折，自称“失路之人”（王勃《滕王阁序》），后在渡南海省亲时，不幸溺水，惊悸而亡，年仅二十七岁。唐代诗人李贺，因父名犯了皇帝的名讳，入仕无门，一生沉郁不得志，二十六岁便抑郁而逝。南宋词人刘过，关心时政，力主抗金，可谓有理想、有才能，但可惜屡试不第，求仕不成，在失意落魄中只活了四十二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今之读者，在掩卷长思时，莫学秦观作失路之悲。明代洪应明写了一本《菜根谭》，教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道理。此乃人生之至理。我们当学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旷达、刚毅、坚强之辈。在苏门词人中最聪明和最令人不可企及的人，当推苏轼本人。他一生遭遇大起大落，但不管得意失意，他都能以灵活圆通的处世态度来坦然面对。苏轼一生，被一贬再贬，最后一次被贬逐到当时最荒远艰苦的“生理半人禽”的海南儋耳去，且时年已过六十余岁。在他准备辞别亲人去海南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昌化军谢表》）。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苏轼《与程秀才书》）[6]，但他竟逐渐安居下来，且一住就是三年。不但未死，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感情，留下慰人诗句：“垂天雌霓去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五谪海南儋耳》）。[6]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回到镇江，在游金山寺时，又像给自己一生作总结似的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未，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7]这便是苏轼对人生的觉悟与旷达。在“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浩叹中，唯有苏轼最懂得进退：人不是什么时候都那样执著于在人生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认真的角色，有时应情愿退出舞台，做一个“袖手旁观”的闲人或观众。

与秦观一样被贬至穷山恶水的黄庭坚表现出相当坚强与不屈。元符三年（1100）他被贬至戎州（今四川宜宾），与友人史应之相叙，作《鹧鸪天》三首，其中第二首写道：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情观。黄花自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他始终保持精神不被挫败，留下健康的身体和政敌们“走着瞧”，这般坚毅的意志使他的词中出现少见的“狂者”形象：词人虽五十六岁，却面对风雨横吹笛，又醉里簪花倒戴帽子，一副活脱脱的“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模样！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素来是古代无数仁人志士们所共有的政治理想，但辛弃疾却是一个带有典型意义的“材大难为用”的悲剧性人物：报国无门，不得已成为隐居乡间的“闲人”;可谓苦不堪言。他在“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的《永遇乐》中写道：“……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莫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但纵是如此，辛弃疾还会任运随缘，乐天知命，通过自我安慰来调整和平衡心态：“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瑞鹧鸪》）。可知他不类秦观，故未早逝。

（二）应当珍惜生命，看淡人生得失

一首《踏莎行》，写出了秦观的悲苦与迷离，面对惨淡人生，秦观的无理之问，成了哀告无门的凄厉与沉沦。他在孤馆独宿，在背井离乡的寒颤中走向自己的末路。虽然词人也在寻找“楼台”“津渡”，眺望“桃源”，也曾叹惜春去“斜阳暮”，但词人无力抵抗现实的凄凉，绻缩孤馆，任由寒风肆意吹袭，听声声的杜鹃啼叫，泪流满面。现实已彻底失望，还望亲朋戚友一念，有书信传递温暖，怎奈“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只能遗下“此恨无重数”堆砌心头，故一面追问郴江水“为谁流下潇湘去”，一面亦有意随水流逝去了。词中隐隐包含着的生命意蕴，乃为自我放弃，并无珍惜之意。所以，此词写于1097年，三年后北行至广西藤州时，秦观便溘然长逝于光华亭。其实，早在绍圣三年丙子（1096），秦观南迁至衡州时，衡阳守孔毅甫一见其人，再见其《秋千岁》词，就大为惊讶：盛年之人，为愁苦之言悲怆太甚！“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人世矣。”[8]此时秦观的精神已完全崩溃了。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中说：“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失灵宝，……”[5]说得很中肯，也很凄惨。

秦观如此，一方面固然与封建社会压抑人才有关，另一方面亦反映出词人未能参透生命的真谛的现状。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生命所容纳和负载的人生内容并不全是幸福和快乐，而另有无法逃避的烦恼和痛苦。而且，这些烦恼和痛苦又往往是因为追求幸福和快乐所反弹而生的，所以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欲念越多就烦恼越深几乎成了生活中的一条通例。缘此，过分地看重个人的幸福和利益，就会陷入患得患失，烦恼丛生的情感圈子中，人生反而会失去宁静与快乐。这样，为求自我解脱，词人势必要用另一种“看淡人生”的思想去冲淡其人生的愁怨。惟其如此，才算是珍惜生命。但我们知道，秦观是做不到的。且看他在生命后期写的几首词：

在绍圣二年（1095）被贬处州时写的《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g鹭同飞盖。携手处，谁今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在绍圣三年（1096）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潇湘时所作的《阮郎归》：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躇，有人偷向隅。挥玉箸，洒珍珠，梨花春雨余。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与苏轼重逢时作的《江城子》：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在这些词作中，除了凄凉、凄苦、凄迷、凄厉外，还有什么？这正是受尽肉体与精神摧残的词人油尽灯灭的预兆！据《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统计，秦观词77首，含“泪”字和含哭泣语句的共19首，使用频率为24.7%，为宋人之最。[9]诚如明人杨慎批《草堂诗余》所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

众所周知，苏轼能自我解脱，超越荣辱得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辛弃疾亦能自我解脱，他在《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词中劈头就说：“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既然个人在无穷的宇宙中，渺如太仓一粟，短暂如白驹过隙，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时一事的悲观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长叹一声：“悟人世，正类春蚕，自相缠缚。”（《贺新郎・和吴明可给事安抚》）此二公乃珍惜生命，看淡人生得失之楷模，吾辈当师之。

注释：

[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2]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80页，第32页。

[3]邓乔彬：《唐宋词美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8页。

[4]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24页。

[5]冯煦：《蒿庵论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

[6]朱玉书：《坡在海南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96页。

[7]徐中玉：《坡文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8]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诗词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0][宋]秦观著，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文中其他所引秦观词皆出于此。

（吴舜华 广东湛江 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52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