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窑品质:给力的清谈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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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南朝，时代从两汉的大一统再度进入社会的分崩离析，短暂的朝廷朝不保夕，身为一代枭雄的曹操也无奈发出“辟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喟。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在苦闷彷徨中，以崇尚清谈为时风，以吃食五石散为潮流。尽管表面看来，视富贵为浮云，看生死如割韭，然而，上流社会的思想精英、门阀贵族们依然不肯放下身价，依然把持生活的层面，寻求一种高贵的表达形式。这种种生活品质的道具，今人即可从《世说新语》精细简约的描述里找到可供品赏的范本，也可从石崇们斗富的嚣张中体味到的奢华。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从他们日常的用具里找到蛛丝马迹。

今天在瓯窑的故乡，不断出土的瓯瓷品种，让我们回到了那遥远的时代，感受到那种不同寻常岁月里的生活情趣。

张口的虎子，不一定吃人

老虎是有威严的，但再威猛的百兽之王，也会有被人寒碜的时候，盛行于六朝时期的虎子不幸入围。

东吴、东晋，加上南朝的宋、齐、梁、陈，后世合称六朝，全部建都金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刚毅的北人到了温柔的南地，从物质到精神世界很容易被同化。在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最能看出那个时代人的真实面貌。所谓六朝风流，那是后人无限景仰的楷模。说到虎子，自然想到那个时代人对生活细节上的关注。

虎子的出现最早可上溯到先秦，如江苏镇江王家山东周吴墓，就出土过一件青铜铸造的虎子，湖南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的髹漆彩绘虎子材质是木胎的。到了两汉流行开来，六朝时竟然一跃成为时尚用具，人见人爱，隋唐以后便销声匿迹了。这里的虎子有两个问题很值得交待清楚：一个是用途，一个就是为什么六朝突然风靡起来呢？从学术的层面来说讲，虎子的功能一直有“盛水器”和“溺器”两种争议，原因是今天不断从六朝疆域内出土的各种形制的虎子，有时在墓里是与盘口壶、罐、碗等日常饮食用具放在一起；有时与灯、香薰等日常用器，或砚台、水注等文房用具为伍；有时又与魂瓶以及灶、井、磨、鸡猪狗鸭圈栏这样的模拟生产和生活设施及用器等明器相杂处。有时大得惊人，拿起来都很费劲，有时又小得可怜，几乎可以放在手掌心把玩。质地有漆、铜、陶质等等。此外，就是虎子往往都出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的男性一边，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加之文献又没有明确记录，使得后人对其功能非常纠结。反对“溺器”（夜壶）说的，举了个反证例子，说是江苏南京光华门外出土一只越窑青釉虎子，在虎子腹部刻划有“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铭文。并反驳道，如果虎子是“溺器”话，工匠会自求其辱把大名刻在“溺器”上，让人夜夜“大不敬”？但不管怎么说，目前专业人员与民间人士，倾向夜壶说的一直是占上风。不过如果仔细地推敲一下虎子的造型与结构，的确有不适宜用来做盛水工具的N种理由。鄙人也是认同夜壶说的。因为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不谙事，常把长辈床底下的那有把手的、开一圆口的陶瓮，好奇地拿在手里把玩，每次被发现了总少不了一顿斥责，后来才知道是夜壶。现在回想起来，这陶瓮活生生就是一个简化山寨版的虎子嫡传者啊。

温州出土的虎子数量较少，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到了东晋才建郡，偌大东瓯版图能有多少常住居民呢，更别说流动人口。而这虎子，别小看是一件瓷器，在那个年代里，烧造它也算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一般人家还真用不起，只有上流社会的有权有钱的款爷们才能消受。这里展示的这件虎子，是出土于温州南白象西晋永宁二年（302年）的墓里，身体为茧形，两端略鼓，中腰收敛，圆口，虎头高昂，两侧刻神翼，四脚伏踞向前屈伸，头与身之间塑一绳索纹提梁，梁尾部贴塑一弯曲小虎尾，一同出土的还有唾壶等。能使用这夜壶的永嘉人，是谁已无法考证出来了，但可以肯定当时在温州这地盘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清谈嗑药（五石散）活动，每天不忘熏衣、净手等工作，家里唾壶随身，虎子夜里伺候，如今这只夜壶就成为他留给这世界唯一的物证了。

唾壶，沟通从谈开始

如果没记错的的话，中国移动温情的的广告语这是样的：沟通从心开始。但如果时光倒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人与人，从心沟通难，清谈倒不难，到处看到的情景是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乱飞的场面。这种交流方式，很体现乱世人心的浮躁，谁都不买谁的帐，最后成为口水战。

魏晋时代的人是君子，大多是动口不动手。那个时代政治上最混乱，人活得很苦痛，但是精神上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在中国有两个乱世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为春秋战国，结果是百家蜂起，产生大量超一流思想家；二是政治动荡的魏晋时代，那是出风流名士、出贵族文人、出精神偶像的时代。皇帝像走马灯一样，双手都沾着杀人的血印，文人动辄得咎，命如薄纸，说真话的等死吧。文人不得不采取回避政治，玄读老庄，纵情山水，日夜以饮酒、服药（五石散）来麻醉自己，衣袂飘飘，冷眼对人，还隔三差五玩行为艺术，在压抑的社会大背景下，“树下打铁”“东床坦腹”“雪夜访戴”“竹林笑傲”“广陵绝响”等故事就显得格外的夺人眼目。

六朝出的典故对后代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很多人物都表现在言行上，这“言”就是喝酒清谈。当然这清谈既要有场景来衬托，也要有一些相应的道具陪伴，唾壶无疑是最为合适的道具了。为什么六朝流行唾壶呢？吐口水用的。为什么制作格外的精细呢？因为没有高脚的桌椅，席地而坐，视线低，就会集中在身边的小物件了，唾壶恰恰是离身最近的。一边大讲特讲，一边往边上的道具唾壶大吐口水，表面看似乎怪诞，但在魏晋六朝那是提倡鲜明的个性的，没有人会去注重这等小节。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对书童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生死都这么随意，那又何必拘泥于生活小节呢？动口清谈与吐口水是一个事件的两个自然过程，动口最大的需求是口干舌燥，要喝水得准备水杯，另外就是口腔运动后，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唾沫要处理，那么，唾壶就派上了用场。

唾壶，又称唾器，因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阳侯墓出土有“女阴侯唾器”铭的漆器而得名。三国西晋时口大腹圆，高圈足，形似尊状；东晋南朝变成盘口，扁圆腹。但是总体壶口都很大，这有利于两人交谈中吐口水时落点的准确，动作也显得自然潇洒，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淡泊名利、纵情悖礼、任达狂狷、崇尚自然的个性特点。到了唐及五代，时代变了，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被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代替，盛世国家，读书人以求功名为正途，日夜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努力。国家强大，文人收心，百姓安居，“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自然就成了共识，清谈的道具之一唾壶就要退居幕后了，加之高脚的桌椅开始流行，唾壶的器身变得越来直小，后来开口呈了漏斗形，已无当初的四平八稳的悠然之态，此时的唾壶名副其实地成了生活日常用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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