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与空间:都市现代性的建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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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既是现实性的物质世界，又是想象的空间。它通过想象被赋予都市的记忆与历史及其客观有效性。为了进入都市空间，解析和探究天津这座城市历史与都市现代性建构的隐秘过程，我们采用了开放的理论视阈和多维的观察视角，从“五大道”、“租界”、“解放桥”、“天塔”与“屋顶花园”等具象意象中研究都市意象的形成及空间的改造，从天津诗歌、津味小说、文学朗园、学人诗文、都市景观与色彩文化体系中阐释都市空间美学的特性，以期用一种“介入”的方式解读置身其里的都市文化与生活的当下状况，并破解置身其外的都市现代性历史的镜像与想象。

一、五大道与区域意象

五大道指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成都道、马场道与南京路合围的一块长方形区域。这块面积只有1.28平方公里的原英国租界区，集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具有各国风格的房屋2000多所，其中保存完整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300多处，以其万国博览会式的物质形态不仅创造了特征鲜明的空间文化，而且重构了都市意象，成为现代都市代表性的意象符码。

五大道作为具有高度辨识性的城市区域，它在区域认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区域意象。“区域是城市内中等以上的分区，是二维平面，观察者从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因为具有某些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从内部可以确认，从外部也能看到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6页）。五大道区域有着明显的“进入”感，“二三层高的砖木结构小楼、风格各异的围墙、尺度宜人的林荫道、远离喧嚣的街道环境，构成了‘五大道’这一区域的主题单元”，使其不仅与老城区的拥挤、繁杂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与其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及车水马龙的街道亦区别开来。有研究者指出，“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五大道地区独特的空间形态及其历史背景，对生活、工作、行走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暗示、引导等行为心理影响。”（李小娟，陈擎：《天津“五大道”地区的空间文化》，《城市》2009年第3期）诗人林雪的《途经五大道》印证了这种影响与暗示：“我试着说出马场道。说出我们精神里的/罗马。仿佛临街，从那幽暗地下室/隐约送来一丝酒香。仿佛尘埃中的/葡萄酒桶，有一声微弱如耳语的爆裂……我试着解释命运――我不是必然/且必须来到这里，担负诗歌/或爱情的意义。即使我的身姿/从不在这里闪现，总会有别的女人/适时出现，像真理，像谬论，像历史//我试着说出家――在许多夜晚/来临时，踟蹰在黄昏/一遍遍问自己/到底怎么生活，才能成为/必须要成为的那种人。”（林雪：《途经五大道》，《诗探索》2010年第2期）马场道上的罗马式建筑，让诗人联想到幽暗地下室，想到里面贮存的葡萄酒桶和微微飘来的酒香，同时生发出对该区域别样生活的想象，并以此对自己生活及命运进行质问和探寻。五大道不仅激发了诗人林雪诗性创造的灵感，而且其本身作为诗的意象融合了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分隔，并强化了区域的意象特征。

二、“藏”与“扬”的双重形象

五大道区域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展现了一种内敛与张扬并存的双重文化形象。作为上层社会的居住区，五大道一方面“摒弃了西方开放式的布局形式，多采取中国传统的高墙深院以强调隐私，并由此形成五大道特有的深幽寂静的街市风格”（夏青等：《天津五大道历史街区空间形态及风貌特色解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另一方面“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和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变得模糊”（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天津老房子・小洋楼〉序》，《中国摄影报》1997年第28期），表现出开放包容、个性鲜明的建筑风格。五大道内敛私密的空间布局所表现的“藏”和多样融合的建筑形态所表现的“扬”，虽以其和谐相处与并行不悖展示了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交汇及其创造性的再生，并造就了外“藏”内“扬”的都市文化性格，却也是导致其开放性的文化面貌及其曾经辉煌历史被遮蔽和埋没的一个重要因素。冯骥才指出：“在二三十年代，大天津与大上海――这两个近代中国一南一北的名城，曾经何其相像！但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快地一脉相通衔接上昨日的都市感觉，找到了那种历史的优势。曾经在上海洋行做事的老职员，在如今回滩的合资公司便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擅长的位置，甚至接通了中断久远的往来。但天津好像失掉了这个昨天。我读了上海年轻作家们写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感觉他们就像写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样亲切与息息相通……而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写的地地道道是那个时代的天津。但天津人还会把它当做自己的过去吗？现在，人们已经误把《雷雨》和《日出》当做上海的往事了，不仅天津人如此，学者李欧梵面对五大道的现状及其历史，也惊诧不已，感觉‘如闻异国的神话’。”（冯骥才：《阐释五大道》，《五大道故事》，郭长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五大道独特的空间布局及其内敛的外在形态，虽然使其与外在世界发生断裂，却使得城市保持与延续了一种相对独立及优雅和谐的生活，创造了符合“慢行城市”的社区生活理念。宋安娜在《五大道之晨》中细致描述五大道区域的当下生活，“当第一抹晨曦跳上重庆道与广东路交口洋马车雕塑的琉铜金顶时，五大道上响起了环卫工人的扫帚声，唰，唰。七月槐花正茂，遍地鹅黄。工人将花瓣儿一簸箕一簸箕收起，倒入三轮车斗里。车轮水车般转，轻悠悠的，车后一路槐花香……如今五大道居民，士农工商，五方杂处。遛狗的女人牵着贵妇犬出门时，下岗女工的煎饼果子摊也点火了。女人们睡眼惺忪，用笑意相互问候，连狗儿都不叫，不忍打破这清晨的静逸……现今小区严禁小贩出入，而五大道却永远敞开着大门，也惟有五大道，还能听到小贩有滋有味的叫卖声，看见磨剪子戗菜刀的人坐在门槛以外，在磨刀石上兢兢业业磨快一把菜刀。生活细节往往印证时代，还有哪里能像五大道人家，每天用煤油墩布擦菲律宾木的地板，一年换两季窗户，夏天拆下里扇玻璃窗换纱窗，不等入冬，又拆下纱窗换玻璃窗的呢？拆拆换换，年复一年，便是这年复一年，五大道在保护着历史风貌建筑的同时，也努力维系着原有的生活形态。”（宋安娜：《五大道之晨》，《天津人大》2011年第8期）五大道的静逸、雅致、宽和与包容，以及对原有生活形态的坚持与固守，与“慢行城市”理念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克劳斯・昆兹曼对始于1999年的“慢行城市”（Slow City）进行了解释，“慢行城市可以被视作这样一种城市：人们享受着舒适、愉快而安全的生活。一座慢行城市是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是一座尊重场所历史的城市，是一座挖掘经济发展潜力、保护自然资源和水资源的城市。”（克劳斯・昆兹曼：《慢行城市》，邢晓春译，《国际城市规划》2010年第3期）可以说，宜居、舒适、愉快、安全、环保、节奏舒缓、尊重历史传统、以人为本的“慢行城市”理念，不仅是当下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念与基本目标，而且也为解释五大道为何在高楼林立、市声喧嚣、欲望张扬的后现代都市中仍然保持稳健步伐、平和心态与盎然生机提供了一个恰当理由。

三、重生与重构

五大道的生活细节及其区域意象受到关注的同时，其开放包容的历史品格与个性化的建筑风格所代表的“扬”的一面，在现代性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了解放与重生。五大道既是现实的区域，也是想象的空间，它通过空间的想象生产出关于都市的记忆与历史，并赋予它以现实性。它的角色和意义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页）。以城市的开埠为起点，沿着北洋时代的峥嵘、逊清皇家的遗风，在五大道的空间内，不仅可以看到这个独特区域形成过程中历史风云的交集，而且还能发现天津作为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人文等各个方面发展与运行的历史脉络及由此发生的动人故事。透过密实的围墙和葱郁的花木，一幢幢形态各异、个性突出的建筑物，既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它们以一种凝固的形态记录着风云变幻年代各类名人的英雄伟业、命运际遇与生活点滴。从末代皇帝、前清王公大臣、民国总统总理，到各部总长、各省督军，以及洋行买办、实业家、著名学者、文化名人等等，他们与生活起居的宅邸已经紧密地连接起来，共同组成近代中国百年激扬动荡的历史，共同见证这个城市苦难辉煌的前世今生。这一叙事，弥合了阶级叙事、殖民叙事的分裂，消解租界区原罪记忆的同时为五大道意象的敞开奠定了基础。五大道不仅融进了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也成为建设国际化港口城市与生态宜居城市的理论依据，它在意象层面突破了空间区域的限制，成为城市形象的代表性符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型纪录片《五大道》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意味着五大道意象对都市意象替代与重构的完成。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