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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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想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二十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便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事实上，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仅在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正在迅速地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就是“惟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相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惟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强调，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虽然知道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