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出版缩影: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到“BI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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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大陆出版行业的朋友，对于每年度定期上演的三大书展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从一月深冬腊月时节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到四五月春暖花开时的全国图书博览会，再到八月底九月初夏末秋初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从年初到年末，横跨了四个季节，与奋斗着的中国出版人常年相伴，见证着中国出版的成长与壮大。

本着各尽其用、物尽其利的宗旨，三大书展也各司其职，各有所长。北京图书订货会主要以看样订货、图书交易为主要目的，并以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等）与各地经销商等为主要服务对象；全国图书博览会则更像是一年一次的图书出版行业成果巡回展示，每年选择一个地方，集中展出上一个年度的重点出版图书，既有图书订货的功能，也方便博览会举办地的读者了解最新的图书出版动态，丰富民众的文化阅读生活。不过由于新世纪以来，信息资讯日益发达，对于书博会是否需要每年举办已经争议很多，所以从2014年开始，已经明确未来的书博会将由每年一次变为每两年一次，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与前两者的以对内功能为主所不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显得更为高大上一些，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冠以“国际”字眼的书展，图博会从诞生伊始就与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密切相关。1978年，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举办了“外国科技图书展览会”，共展出外国最新出版的英、法、德、日等外文科技书刊资料20000余种，获得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有了这一成功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内与国际图书出版的联系，经过近十年的准备和等待，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1986年9月诞生。对比今天的盛况，首届图博会多少显得有点“寒碜”，展场面积仅有7800平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也只有35个，展台总数348个，展商总数228家，达成的版权贸易也不足百项。但作为一个全新的起点，从此刻起中国出版的国际化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1986年到2014年，从二十世纪翻越到二十一世纪，历经27年的奋斗，在中国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兼具版权贸易、图书贸易、文化活动、展览展示、信息交流、业界沟通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出版交流盛会，并与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书展并称为四大国际书展，成为中国出版业自己搭建的最重要的“走出去”平台。在这个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依靠着不断的调整和变化，追寻着世界出版的发展潮流，引领了中国出版的前进方向。

首先，为了扩大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影响，提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图博会在中国书展界率先实现跨部门和多机构合作办展，作为国人自己搭建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年度盛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单一行为，需要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的通力合作，所以现在图博会早已成为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八部委联合主办的大型国际展会。

其次，在展会细节上，图博会也在历年的基础上，吸取国际一流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书展等成功经验，进行不断地修正。一是举办时间的确立。现在大家都知道，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每年一届，定于八月底九月初举办，但这个时间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确定的。从1986年举办首届书展以来，直至2002年以前，由于中外出版的交流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图博会都是每两年一届。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海内外出版的互动日益频繁，以往的每两年一届的安排，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外出版商的需求，于是主办方顺势而变，从2002年后开始实现每年一届，最终与国际主流书展达成协调与一致。而在具体时间安排上，也遵循“先来后到”，为了方便海外出版商参加图博会，主动避让其他大型国际书展，如2002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五月举行，与重要的美国书展在时间上出现了冲突，为了今后不让众多海外出版商再为到底参加哪个书展而左右为难，图博会主办方决定从2003年起将展会举办时间改为每年八九月份，并延续至今，这一“礼让”之举不仅赢得了众多海外出版商的尊重和欢迎，也成功地在国际书展年表上牢牢站住了自己的位置。

二是设立主宾国。作为一项国际性书展，也是一次国家形象的展示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盛会，设立主宾国是国际书展的一项惯例。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图博会也日益受到海外出版商的重视，每年的海外展商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因应这种变化，图博会从2005年第十二届开始，首次设立了主宾国，法国成为第一个主宾国，接下来依次为俄罗斯、德国、希腊等，2014年最近一届的主宾国为土耳其。同时，不同于其他书展的主宾国活动，图博会还积极配合国家年活动，如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9月，中国和法国先后在对方国家举行盛大的文化展示活动，法国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即是活动之一。而2006年时值中国“俄罗斯年”，俄罗斯也顺利地成为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图博会主宾国活动与国家年活动的互相配合，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来往，加深两国文化上的亲近感，也为两国的出版合作与交往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桥梁。

三是活动的丰富化和国际化。一流的书展不仅需要一流的出版商参与，也要有一流的活动作为强有力的配套，法兰克福书展之所以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书展，正是得益于它精心设计且丰富多彩的多种活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样也吸取了这一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中丰富自己的特色活动，如每年一届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前一天举办，作为一个高规格高起点的出版高峰论坛，其主旨在于加强和促进中外出版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共谋发展。自2004年创办以来，聚集了来自各方的重量级世界出版人，成为图博会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原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的国家级奖项，通过奖励、表彰在中文版权输出、弘扬中华文明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促进中文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除了这些常规活动外，图博会还根据每年的最新出版动态，适时安排活动，2014年为了适应数字出版日益涌动的潮流，图博会成功引入“国际数字出版论坛”（IDPF），由全球顶尖专家和业界领军人物做主旨演讲，中外出版人聚焦讨论快速增长的数字时代中出版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获得各方的欢迎。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书展的定位。关于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书展与民众的关系上，与近几年发展迅猛的上海书展和南国书香节不同，这两者定位为城市书展，以本地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丰富当地民众的阅读生活为主要目标，所以书展从一开始的设计到活动安排，无一不是接地气，始终围绕读者的需求来转。而同样在华文出版圈赫赫有名的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也是以贩售图书为主要功能，所以民众的参与度很高，书展本身对读者的影响也格外突出。反观“高大上”的图博会，则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上一直若即若离。其实图博会从设立之初开始是以引进海外优秀出版物、推荐国内优秀图书为主要功能，伴随着国家关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口号，从图书的实物进出口发展到图书的版权贸易，其专业性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但对于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盛宴，如果仅限于专业人士的内部交流，似乎有些可惜。所以借鉴法兰克福书展的经验，图博会也分设“专业场”和“公众场”，期待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进来，但在细节方面，图博会的设计多少有些不那么“贴近民众”。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展馆的选择上，从2011年第十八届图博会开始，书展移师新国展举办，远离市区，书展最后两天的公众场观众明显减少， 场馆冷清许多，交通不便成为市民主动放弃参观的主要理由。著名的伦敦书展在这方面也吃过一次亏， 2006 年第三十五届伦敦书展在位于伦敦东面的Excel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结果由于交通不方便，遭到各方参展商的抱怨，主办方听取意见后及时做出调整， 第二年就回到了交通便利的旧址，之后再未更改。听闻从2015年后，图博会也将重回位于市区的老国展，如真实现，也算是切实走了一次群众路线吧。

二是忽视书展对于编辑的意义。作为出版行业的灵魂，编辑是行业发展的源动力，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一流书展无一不是编辑的盛宴，不仅有作者与编辑的直接沟通，也有编辑与读者的互动，既帮助编辑修正自己的策划方向，也帮助编辑寻找新的潜在选题。对于中国大多数一线策划编辑来说，不要说参加国际书展，就是国内的绝大多数书展，如非恰好书展就在本地，否则参与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所幸图博会位于北京，而北京又集中了国内大部分的出版机构，不论是出版社，还是民营文化公司，对于参加图博会是非常的方便。但即使如此，书展似乎也没有为广大编辑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走出去”是图博会的重要功能，但绝非唯一功能，而中国文化能否真正走出去，所依赖的并非一两场展会，而是中国出版物水平的真正提升，而要做到这一点，则离不开编辑。让编辑回归书展，让书展迎接编辑，也许将是图博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

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到bibf，从中文全称到英文简称，在出版人口中日渐传开的“BIBF”已经颇具国际范儿了。它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由小变大的成长过程，它目睹了中国出版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巨大转变，它浓缩了中国出版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进程，希望它的未来如它的宗旨所言，“把世界的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的图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