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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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登勤 口述 康鹏 整理

我叫康登勤，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乡袁集村。1941年，我6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在我们山东老家有着闯关东的传统，当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亲邻们往往一起携家带口去东北谋生，闯关东虽然也很艰苦，大多都是干苦力活，但毕竟能吃上饭。在此之前，我们村里就有人到东北谋生，并在哈尔滨落下了脚。我的父亲康于林就和本家的康登贵、康登云、康作财等人携家带口准备去关外谋生，我们一个家族的十多口人就这样离开了家乡，一路上有火车就坐火车，没有车就徒步赶路，没有了吃的就向人乞讨要饭，经过了20多天的奔波，终于赶到了哈尔滨，找到了已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康作财的叔叔康登玉。康登玉当时在日本人办的康德火磨（面粉厂）和日军老巴铎粮库干苦力活，经他介绍，我父亲和几个本家也都跟着干起了苦力活。

干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当时生活非常贫困，平时吃的是高粱米和苞米馇子，也只是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比在老家时的生活还是要稍微好一些，至少不用挨饿了。但我父亲他们干苦力活的劳动强度相当大，每天都要扛着装满粮食的200斤重的麻袋，从车上运到仓库里去。遇到刚干苦力活的新人，一些搬抬麻袋的人还故意使坏，故意把200斤重的麻袋往人的肩膀上一扔，这么重的麻袋砸在人的肩膀上，一般人都承受不了，不少人都因此落下了病。可为了谋生，我父亲和其他苦力们每天也只能咬着牙苦撑着。由于干的活太重，父亲因此落下了病根，以后经常吐血，194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年仅34岁。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的父亲没有文化，只能靠出卖苦力谋生，他不想让我长大后也像他一样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学。当时哈尔滨的学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老百姓所说的“私学”，也就是私塾，每个先生只教很少的几名学生，但是学费较高，每月要交15块钱的满洲票作为学费；另外一种，当地老百姓俗称为“洋学”，是政府办的官办学校，不用交学费，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进不去。1943年，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想送我去上学，可是他干苦力活，一个月只能挣50多块钱的满洲票，上私学根本就上不起，他就到处找关系让我上洋学。当时我家住在南岗区新发屯附近，邻居家有一个叫金小田的小朋友，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金小田的哥哥在南岗区一个警察所当所长，他就托关系，让金小田进入一家洋学上学，当时金小田正准备上二年级。我父亲于是就找到金小田的哥哥，经他的介绍，我也进了金小田上学的这家学校。

当时的洋学是洲国政府办的官办学校，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学生平时学汉语，也学日语，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国教师，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们班里有50多个学生，其中40多个是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像我这样的中国孩子只有十个人左右。班里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长是日军军官，平时经常欺负我们，并向老师告我们的黑状，老师也向着他们，就狠狠地批评我们，日本孩子则在一边幸灾乐祸。因为日本孩子经常欺负我们，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平时也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玩。

我上了一年学，到了大约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金小田等四五个中国孩子一起结伴回家，旁边走着有六七个在同一个学校上三四年级的日本孩子，当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有几个日本孩子故意用肩膀撞我们，我们气愤不过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没想到日本孩子竟然动手打我们，我们几个中国孩子于是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这几个日本孩子虽然人数比我们多，年龄也比我们大，可他们大都个子比我们矮，再加上平时娇生惯养，反而没有我们经常在家帮助大人干活的穷人家的孩子身体棒，所以打起架来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六七个日本孩子被我们四五个中国孩子打得哭爹叫娘，吃了大亏。几个日本孩子回去后就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学校的老师，说是我们欺负他们。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上学时，学校老师就找到我们询问这件事，虽然我们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告诉老师是日本孩子寻衅滋事并先动手打的人，可学校为了讨好日本人，就硬说是我们先动手打人，责令我们几个中国孩子写了检查，并对我们进行体罚，用竹板打我们的左手手心。我被狠狠地打了三四十板子，手心都被打肿了，以后好几天我的手都疼得受不了，一直过了十多天手才慢慢消肿。金小田则比我还惨，左手手心被狠狠地打了50板子，手都肿起来老高。我们心里都感到很委屈，也都憋了一肚子火，从此之后，我们就和那几名日本孩子结下了仇。

大约又过了七八天，我们几个放学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六七个日本孩子相遇了。几个日本孩子知道我们都受到了老师的体罚，就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们，辱骂我们。虽然他们说的是日语，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我们都很生气，上去就把他们几个按倒在地上一顿狠揍。这一次我们几个都气坏了，下手也很重，几个日本孩子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痛打了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日本关东军看到后却对此不管不问，反而是中国警察把我们抓进了警察所关了两天。

我们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岗区的一个日军军营的门口，这个日军军营比较大，驻有大量日军，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营”，听大人说里面驻扎有好几千名日本兵。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里面是很大的操场，平时经常有几十人一伙的日本兵，一群群地在里面进行操练。我家住的离大兵营只有三四百米远，平时我就经常和小朋友们在军营外面，透过铁丝网看日本兵进行拼刺刀训练。日本军队的军纪很严，在进行队列训练时发现有士兵稍微做得不对，军官就会上去“啪啪”地给几个耳光。这次我们在军营门口痛打日本孩子，打得几个日本孩子嗷嗷叫。这几个日本孩子有的家就住在大兵营里，他们就用日语向军营里的日本兵求救，虽然军营门口就有持枪站岗的日本兵，附近也有很多正在进行操练的日本兵，他们也都听到了看到了，可却不管不问。以后我才了解到，这是因为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认为孩子的事情就要孩子自己解决，家长不需要进行干涉。

就在这时，有几个中国警察从这里路过，听到这日本孩子的呼救声，又看到他们头破血流的样子，吓坏了，立刻就把我们抓住带回了警察所。当时金小田还对警察说他哥哥是警察所所长，警察没听他说完就训斥他“胡说八道”，还踢了他几脚。随后，我们几个人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里，这间房子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小，没有窗户，里面的电灯也是坏的，房间里放了一个铁桶供大小便，里面阴暗潮湿，气味很难闻。我们在里面被关了两天，每天警察扔给我们每人两个玉米面大饼子，给一碗凉水，我们困了就只能躺在地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