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后世文人的精神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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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释曰：“玄，谓之深者也。”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一种抽象、深奥、难以捉摸的东西。到了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加上社会的混乱，文人们便将这种不可捉摸的道家、佛家的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哲学思想融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颠覆了两汉传统的经学和神学，在发展以前玄学的基础上形成了魏晋玄。学可以这样说，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主要讨论的论题有：“崇有而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在魏晋时期主要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人们习惯谓之玄言诗。从诗歌反映的内容及思想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为三派：崇尚自然派、言不尽意派和得意妄言派。钟嵘在《诗品序》中对玄言诗作过如下阐释：“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连，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尽管钟嵘对玄言诗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我们不能否认，玄学的大量兴起，一方面它扩大了诗歌的写作题材，不仅仅局限于像《尚书·尧典》所说的“诗言志”和屈原在《九章》中指出的“发愤以抒情”，以及陆机在《文赋》中论及的“诗缘情而绮靡”：另一方面，许多文人把外在的自然与内在的情愫融合在一起，自然山水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开始被视为美的象征。作者把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寄托于山水的描写之中，实现了自我关照，对人生乃至对整个宇宙的理性旁观达到了大道的境界。本文主要从玄学于人文情怀的审美理想方面挂一漏万地作点滴分析，借此能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唐代山水诗中诗人的内心世界与玄学

诗必盛唐。唐代的诗人灿若星辰，唐代的诗歌浩如烟海。尽管是同一类题材的山水诗，作者流露的情感也个个不同，但参禅悟道、谈理说趣、崇尚玄理的诗作也不胜枚举。先看“诗佛”王维，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成就的衣钵就是玄学。他深得禅宗三昧，把禅学理念演化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明月松问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人闲桂花落，鸟鸣山更幽”（《鸟鸣涧）……诗中讲求“清”“空”“闲”，表面上是描摹自然，其实更是作者的心境，是心如止水的“清”，是斩断六根的“空”，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闲”。

得失随缘，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慢随天上云卷云舒。他，如一只逍遥的大鹏，遨游在自己的精神王国之中，达到了一种“梵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道境界。再如他的《酬张少府》、《终南山》、《秋夜独坐》、《积雨辋川庄作》、《竹里馆》、《木兰柴》等，尤其是在《过香积寺》中，“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就更直白地道出了那种澄明透亮、无牵无挂的本心。随缘任性，我心即佛。再来看唐代其他的一些山水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整个禅院万籁俱寂，只余钟磬之声，诗中真趣已不在山水之静，而是意中之静，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空”。“片片残红随水远，依依烟树带斜阳。横筇石上谁相问，猿啸一声天外长。”（文悦《山居》）表面上是普通的山水之作，但“心随水远”，诗人心中早已淡忘了尘世的纷争，无嗔无喜、超然物外。另外，唐代的许多游仙诗中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黄老的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思想。就以李白为例，李白的诗歌除其有表现儒家思想积极用世的一面之外，但充斥着道佛思想的诗歌使特行独立的李白站成了诗歌王国中的一棵风景树，他深受玄学中佛道思想的影响，求仙访道，委随自然，以山为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两看相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以月为友，“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乌栖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以仙为伴，“玉女四五人，飘摇下就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游泰山六首》其一“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关”（《游泰山六首》其二），还有入选高中课本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被唐玄宗一脚踢出了长安，入官作宦的肥皂泡破灭了，但他表现出了的更多情怀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不是茫茫然的惶惶不可终日，他从道家的天空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栖息地，梦游天界，与天人携手，与仙女共酌，已经完全超脱了现实生活的自我。

另外，唐代的许多僧人也纷纷起来作诗，据《全唐诗》所录，诗僧作品有46卷，115家，由此可见一斑。玄理、玄学、玄言诗曾不知影响过多少文人的内心世界，并且由唐至宋，一直到今天，这种玄学思想都还在不同程度地着人们的心灵。

二、后世辞赋中的精神操守与玄学

玄学主要形成于魏晋。魏晋是一个乱世时期，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的内容不免会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于是就有了《蒿里》中“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长吁；《短歌行》（曹操）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叹；《别赋》（江淹）中“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很，莫不饮狠而吞声”的沉吟；《拟挽歌辞》（陶渊明）中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狂歌。这种慨叹生命短暂情愫的滥觞不知起于何时已无据可考，但贾谊在《鹏鸟赋》中就曾感叹过：“天不可豫虑兮，道不可豫谋，迟速有命兮，焉知其时。”“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贾谊契合了老庄的齐生死、轻去就的玄学思想，从而表现出一种旷达的人生观。以后的一些文人作品中，这种思想更是得以传承。

先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篇“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贤人、美景、赏心、乐事，“信可乐也”，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其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面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这个沉重的人生话题时，作者痛惜古人的“死生亦大矣”，感叹古人的贪生而厌死，于是一股淡定、从容的清风在其生命的天空中徐徐吹拂。再走近苏轼吧，当儒家之路走得坑坑洼洼的时候，他峰回路转，在佛道二家的思想中去寻找精神的归宿，“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正如余秋雨在《坡突围》中这样写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向周围停止诉求的大气。”余秋雨所说的成熟实际上是指苏轼深谙黄老的玄机，就像他的《赤壁赋》，雄奇的赤壁，“北露横江，水光接天”，置身其中，作者顿时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之感，但转念想到古人“英雄业绩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者”，面对宇宙的永恒、人生的苦短，功业的难就、命运的无常，苏轼能“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时的苏轼，不再以荣辱、得失、忧乐为念。

最后他为“客人”指了出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问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何不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勃郁的豪情能够发酵，尖利的山风能够收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些无一不是玄学思想带给苏轼的后花园。

结束语：黄老思想的兴起，打破了儒家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的约束力，追求一种人类返回自然的率真的生活，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玄学的出现，不仅拓展了诗文的题材范围，而且借助诗文来谈理说趣。尽管它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诸如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等，但应该说，它对魏晋及魏晋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让人们不断去寻找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