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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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出版人跟日本同行谈起他供职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对方表情瞬间大变，那是敬仰，是诧异，是茫然，是……”

我只是在图书馆里好奇地翻过它，算不上读。从引领日本文学近代化来说，此书厥功甚伟，被列为经典，但一般人包括出版人早已不读了，恐怕知道书名的人也寥寥。隔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将其从日本故纸堆里翻出来，不光供几位不懂日文的学者研究之用，还推给一般人广而读之，就难怪几位日本同行仿佛遇到大地震一般。

读什么，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取巧是人的本性，读书人也希望有一条终南捷径，只读于己有用的书，好似吃什么补什么。网络上也常有人请名人推荐书目，像孩子天真地拉着大人的手走路一样。不过，无人指路，误读也真是常事。譬如日本战败之后不久，相对论忽而大畅其销，莫非百废俱兴，都关心起科学了？却原来广大读者误以为书里写的是男女相对。

福泽谕吉是日本走向近代的最大先觉，他教给日本人什么是文明开化。其尊容印在万元大钞上，人见人爱。这么纯粹的日本人，他读了什么书呢？翻看《福翁自传》，此书比《小说神髓》晚出十多年，毕竟是文学名著，读者似乎多一些。书中记述他长到十四五岁，发现近邻熟面孔都读书，只有自己不读，名声不好，难为情，于是真要读书了，开始上村塾。别人读《诗经》读《书经》，他读《孟子》，尤其好《左传》，别人只读三四卷，他通读十五卷，而且反复读了十一遍，有意思的地方能暗诵。

他不曾读日本古典《万叶集》《古今集》《枕草子》《徒然草》，不仅没通读，恐怕连章节也没读过。这不是福泽个别，而是在那个时代，汉学乃最高文化，只有所谓国学家或歌人才会读日本古典。近代以前并没有“日本古典”的说法，所谓传统即汉籍及汉文。同样只读中国古典，其结果，中国知识人只知道中国，而江户时代日本知识人几乎不知道日本。正因为是外国的东西，丢掉也容易，而中国知识人如鲁迅，到底不可能把吃人的古典一丢了之。

国学家本居宣长卒于1801年，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本居宣长打比方，汉籍是近山，日本上古的记载是远山，人们只看近不看远，可是，远山虚无缥缈，他遥遥看出来的“物之哀”之类审美概念就不免令人莫名其妙。不读“物之哀”不懂日本，读了“物之哀”也未必懂日本，悠悠苍天，此何民族哉。要了解一个民族，无论从时间抑或空间，还是就近端详的好。

本居宣长主张日本固有的情绪“物之哀”是文学的本质，但生于1867年的夏目漱石――这一年睦仁践祚为明治天皇――在《文学论》中写道：“余少时好学汉籍，学之虽短，而文学如斯之定义漠然于冥冥中得自左国史汉”，即《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泛指中国古典。本居宣长指斥外来的孔子之教违反自然，但1879年明治天皇颁旨，“自今以后，基于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这一年永井荷风诞生，他还是崇尚汉诗文，但也由他始作俑，江户时代俗文化如浮世绘、俳句日趋被当做日本的传统文化。

福泽谕吉自1872年几年间撰写刊行《劝学》，教育人民要当好人民。这是日本出版史上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但据齐藤孝调查，他教的数百名大学生没一个读过此书。这位教育学教授认为，原因在于现今人们已读不来100年前的文章，于是把《劝学》译成了白话付梓。他写过一本《想出声读的日语》，热卖150万册，名声大噪，经常上电视，和各类艺人坐在一起逗乐，可他一向主张大人应该读《徒然草》《奥州细道》等古典。日本古典翻译到中国来，用的是现代中文，容易使读者错乱其时代，不知不觉地误读，把昨天的日本误会成今天，或许就不依不饶。日本有一个忠臣藏故事，书店里常见书，电视上常演剧，然而出题考考大学生，半数答不上人物的名字怎么念。演剧不等于有人看，出书不等于有人读，有时倒像是我们在替人家读。

时代已过去的作家，日本人现在还爱读的是夏目漱石、太宰治。太宰治死于1948年，50年后著作权失效，又赶上诞辰百年（1909年生），出版上热闹一时。省却了购买版权的麻烦，我国出版人也何乐而不为。没有著作权问题的日本作家还有永井荷风、林芙美子等，听说也翻译出版了不少。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