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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百年”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开展那天,我中午过后前去观展。错过了幕启的盛典,我得以静心在各个展区间细细地读图,一时间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百年”是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这一百年的中国一路走来,确实不易!感谢摄影,我们得以真切具体地回望那逝去的时光。这些由发现、取景、曝光、显影而最终定格的画面,一则让我们见识了未曾经历的场景,二则让我们回忆起曾经“设身处地”过的生活。摄影之为一种“术”,自诞生以来便内含了一个重要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作为“文献”的意义。
早前读到过一些近现代名家记述地方人情风物的散文,比如郁达夫的北平、周作人的上海、王统照的青岛、丰子恺的杭州,还有孙犁的乡间景致和俞平伯的秦淮河灯影⋯⋯那都是些优美细腻的篇章,其中的很多描写充满画面感,往往一段读下来,场景立刻浮现在眼前。我有时也想,若能在文字编织的想象―这其实是很高级的阅读经验―之外,再有些照片来增色,该有多好!老舍早年间有篇短文,名为《相片》。他说:“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不用说是一个家庭,就是铺户、旅馆、火车站、学生宿舍,没有相片就都不像一回事。电车上‘谨防扒手’的下面要是没有几片四寸的半身照相,就一定显着空洞。水手们身上要是不带着几张最写实不过的妖精打架二寸艺术照相,恐怕海上的生活就要加倍难堪了⋯⋯即使你天生来的反对照相,你也得去照;不然,你就连学校也不要入,连太太也不要娶⋯⋯”他以他惯常的幽默调侃着说,家中挂的照片虽不如字画古玩风雅,却也安全,就是进了贼人小偷,相片也不会被他们惦记,“谁也不会把你父亲的相偷去当他的爸爸”。
老舍落笔之处,不在那时已经蔚然成风的报道摄影与艺术(画意)摄影,他着眼的恰恰是百姓生活中的“实用摄影”。摄影―相片全面进入了日常空间,乃至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他不由得感叹道:“⋯⋯至于照相,这个世纪整个的是‘照相世纪’;想想,你逃得出去吗?”以我私心揣度,只怕他当时未必会意识到,这“照相世纪”的大量遗存,为历史的文本添加了多么真实、生动、实在不可或缺的内容!
说到摄影之为一种“术”,我想强调的是,早期的相当一部分摄影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艺”的自觉。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那时的摄影更有一种可贵的朴实、忠实、踏实的记录品格;也正是由于摄影的技术之难和诸多条件限制,又促进了对“术”的讲究:不观念,不渲染,不抒情,认真、端正、清晰地拍,全景深、大取景,细节耐看,信息量很足。从保存记忆,回顾乃至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这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居功至伟”!有了这些,今人有福了!
在展览现场,我想起了一桩往事。十几年前,我曾经与两位作家同行去了云南,目的是找寻约瑟夫・洛克的足迹。事情缘起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在1997年第一期上,用整整二十个版,回顾了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在1922年到1935年间对中国西南地理、植物及纳西族文化的考察。而最吸引我的还是他拍摄的大量的摄影作品。若按今天的分类,这些照片或可归入民俗纪实、环境肖像及风景摄影之列。我们在洛克住过的村子里也住了下来,听到关于洛克的行踪事迹说法颇多,一时难辨真伪。村民们回忆最多的是洛克可以充当牙医,还拿出了不少他留下的生锈的“牙科设备”。一位老汉不经意间给我展示了几个物件,我眼前一亮,确有“贪婪”之念,那是十几片大型的“底版”―玻璃版子上略显斑驳的彩色影像药膜竟在太阳下闪烁着动人的光芒!那一刻,我被震撼了,我感受到的是影像留存记忆、再现历史的伟大力量。我久久坐在洛克居室二楼他当年的床榻上,想象着眼前有两根横贯在房梁间的绳子,那上面满满挂着的是整排的底片(洛克本人有一张这个场景的自拍留影)⋯⋯摄影仿佛消弭了时间的阻隔,影像的重现,把过去和此刻对接起来。摄影回到“原点”,成为历史生动真实的陈述。
人们提起“老照片”,就会去想它们能够被拍摄下来不容易,得以保存下来也不容易;事实上,对这些资料(在此我不愿把它们仅仅当成是“摄影艺术”)加以挑选、整理、注释,并通过清晰的策展理念,以若干主题集中地加以专业化展示,同样是异常困难的事情。走进展馆,面对“百姓・百年”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这个精心营造的学术性、文献性和艺术性兼备的陈列空间,我不得不感叹其气场之强大。
回顾以往,在老舍所言的“照相世纪”,有很多影像并非出自专业(职业)摄影人之手,我最看重的也正是这些内容。在“百姓・百年”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中,这一部分得到了适度的重视。同时,展览突出了“百姓”这一主题,在我看来,就是意在强调“百姓”是“百年”的主体,意在突出摄影对日常生活的记录。那些在历史大事件的“聚光”之外不应该被忽视的内容,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大事件的可有可无的注脚,实际上,它恰恰连带着我们最切身的感受,也为历史写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丰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