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至早清紫砂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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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历经近500年的发展，期间有几波的收藏大潮，例如明末、清乾隆、清末民初以及当代，尤以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紫砂壶收藏最为波澜壮阔且方兴未艾。

近十几年来，各类紫砂考古材料大量涌现，整体研究环境是1937年张虹、李景康编《阳羡砂壶图考》时资料之贫乏信息之闭塞所不可比拟的，也比1982年詹勋华编写《宜兴陶器图谱》时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以下将明代至早清紫砂考古所见择要汇整，并与传世著录相互比对印证，作为鉴定与研究的参考。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发现了蠡墅村羊角山早期紫砂窑址，这是涉及宜兴紫砂起源的重要发现。据载，此一小型龙窑长10余米，宽1米多，在废品堆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紫砂器废品，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出土。学者依其堆积层分布，发现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代南方流行的龙虎瓶风格一致，并有宋代一样的小砖一起出土，推断“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不过，多年来学界对此亦有不同观点，认为羊角山的出土残器并不充分，如南京博物院宋伯胤便质疑：“仅仅依靠少数造型和北宋墓葬出土物的相似，某种形式不见于‘南宋以后’，或者砖垛上的砖的尺寸较小，或者它和北宋砖相似等等，都是极其不够的。”因此宋伯胤建议还应对羊角山附近再进行全面勘察和科学发掘，才是获得真正答案的唯一途径。安徽考古专家李广宁更具体地指出：“羊角山古窑址并没有经过科学地考古发掘过……是不能当考古证据来引用的……其时代上限很难突破嘉靖时期。”此外，“全国发掘的宋代墓葬已不下数千座，至今没有在任何宋墓中出土过一件紫砂壶”。

或许是中国大陆地下埋藏的历代文物太多、太古老了，对宜兴紫砂区区数百年的浅短历史的研究，文博考古专家尚无暇于此。直到羊角山考古发现将近30年后，在台北成阳基金会的赞助下，自2005年下半年起，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与宜兴当地文博单位，联合对位于宜兴丁蜀镇的蜀山西南片的两个遗址进行了约700平方米的发掘。经过两年的努力，考古人员发现10处各期窑床遗迹，并在各堆积层发现了大量从明末到民国的不同时期的紫砂、均(钧)陶和其他日用陶器残片3万余件。在2008年9月于南京博物院举行的“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联展”中，重点展出了羊角山与蜀山考古出土的若干残片。

南博“紫玉暗香”展同步展出的还有江苏金坛金沙广场发掘的古井出土物，该井出土的瓷片最早为明正德时期，最晚至崇祯时期。同时伴出了几把提梁壶和十几个烧水的匝口罐，其形态和工艺也与蜀山明晚期陶器相同。其中的提粱壶与南京市南郊马家山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吴经墓出土的柿蒂纹提梁壶不论形制、工艺、泥料或窑烧，都较为接近，可互为印证。

吴经是明武宗朱厚照宠信的宦官，“有宰相之实”。但因恃宠而骄，多行不义，明世宗朱厚熄即位后，便被“执送都察院鞠治”(见明王世贞《m山堂别集》)，最后被发孝陵卫充军。但吴经死后的随葬品并不寒伧，同墓出土的还有各类陶罐、瓷碟、铜镜等，甚至还有仪仗陶俑200余件。

明代正德、嘉靖期的出土紫砂器尚有1991年无锡南禅寺出土的一把鼓墩形四系紫砂壶，此壶胎体呈紫褐色，粗砂含量较多，近似缸胎，显得较为厚重。壶体制作方法与吴经墓提梁壶相类，均由上下合起，壶内可见明显接痕。其烧成并未使用匣钵，火疵较多，推测当时应是用来煮水或煎茶。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同时代的民窑青花瓷器与叵口罐。

2002年，年代稍晚于吴经墓提梁壶的绝对纪年紫砂壶出土了，巧的是这也是个太监墓。据北京文物局的资料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版的《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可知，在该大学基建施工中发现了3座明代太监墓，“发掘出土了紫砂壶、紫砂杯、玉带板等大量文物”。其中出土紫砂壶的是葬于明万

历壬午年(万历十年，1582年)的太监赵西漳墓，据其墓志记载，墓主人生前为御用太监赵芬，字兰谷，别号西漳，生于1508年，7岁入宫，侍奉过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皇帝。这对出自赵西漳墓西侧壁龛的紫砂壶形制基本一致，均为直口，斜折肩，直腹，平底，矮圈足。带钮子母口盖，顶面略鼓。曲状短流，流口高于壶口。耳形柄，截面呈圆形。制法为壶底、腹、流、柄分别单制后再接在・起，其中壶腹是用一长方形泥片围成的。整个器物均可观察到细小云母颗粒，显示烧成温度可能稍低一些。与两件紫砂壶伴出的尚有4只紫砂杯，均为红褐色，壁厚仅0.11～0.15厘米。杯子底面各印有一字，依杯子从大到小排列分别印的是“礼”“乐”“射”“御”，呈方形印章状，阳文。4只杯子的大小依次递减，套在一起后杯口齐平，形成套杯。这是迄今出土紫砂器中年代最早的款识，背后的意涵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宜兴紫砂壶的初始用途应是煮水器或煮茶器，再逐步走离炭炉火炙，转向泡茶器，并趋于精敛化。前述几件提梁壶或口罐大多有火炙痕，也说明了，此一情形。在2005年江苏省徐州市大同路南侧的明代徐州卫所遗址考古中，又见到了一种明代万历至崇祯期煮水用的紫砂穿心铫，其外观形制与横把砂壶相似，但壶底却另设一中空陶管的烟道，高出壶口，与壶盖相贯，此一科学设计增加了壶体受热面积，使水能够更快煮沸。此外，在蜀山考古发现，明末至清中期地层中也有烟道由壶侧穿出的穿心铫残器出土，显见此类紫砂穿心铫亦是当时的日用器物，唯今已罕见。

2004年9月，中国14家文博单位共襄盛举的“砂壶汇赏――全国出土紫砂茗壶、南博藏紫砂茗壶、成阳藏紫砂茗壶联展”与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博物院举行，该展集聚了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7个省份所出土的明清时期29件出土紫砂器，引起紫砂界瞩目。将有明确纪年或年代可考明清紫砂标准器集中起来汇展，可谓空前，无疑是紫砂研究极其难得的机会。尤其展出的7件出土“大彬”款紫砂壶，不论精粗，件件都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好素材。例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卢维祯墓出土的时大彬制款鼎足盖圆壶，其与赵西漳墓紫砂壶年代上相差不过28年。墓主卢维祯(1543～1610)于万历年间任户部、工部二部侍郎。此大彬壶中装满了武夷炒青绿茶，由此可知墓主生前有饮茶习惯。壶以红棕泥为胎，调砂稍细，满布天然的云母亮点，通体栗色带黄调，烧结程度适中，已使用匣钵，胎体基本纯净，除泥料偶见小黑点熔砂外，未见烧成时的飞釉射火。壶盖呈圆弧形，上鼎立3个扁足呈半个如意云状，线面甚工，这是此壶形制上的最大特色，显然是借鉴自青铜器的鼎足。不设壶钮，以3足替代。壶盖倒过来可兼作茶杯用，盖面虽不深，但加上盖墙，倒也容量适中。既然作杯用，故不设气孔，茶壶无孔出水难流畅，但大彬此壶旨在自斟自酌，既已取盖作杯，何劳气孔?妙哉!明人冯可宾《茶笺》曰：“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由此可知大彬此式，不只 是“其妙在造”，更是响应茶人的茶事主张，将茶具向个人化、实用化努力的创新者。在盖面3个鼎足中心点有一个看不出来而仅能手触感知的小突点，应是以圆规车制作圆片的工具痕，因为此式不需壶钮，所以予以填平，但因“黏土记忆”的物理作用，在烧成后仍浮现突点。壶流的中线有一条棱线，从流孔可看到流嘴根部内亦有一条折线，可知整个流嘴应是左右合模而成。这条模线工整严谨，含蓄流畅，化缺点为特点，让壶嘴更显精神，展现大彬优异的工艺审美观。壶的底足异于常制，内圈以脂泥塑为弧形，与壶盖的3足弧角遥相呼应。此次“砂壶汇赏”学术研讨会上，张浦生先生展示的两件胎质一致的木印“时大彬”款壶底足残片，其做工与形制相类于此壶。此外，传世的时大彬款圆壶，其底足也有这种形式。这些茶壶间是否有某种关连?抑或仅是反映着明末的某些工艺风尚?值得再作深入思索。

“大彬壶”一直是紫砂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除了亮相“砂壶汇赏”的几件出土大彬壶外，另有一件常被忽略的出土大彬款紫砂壶，即柳州市博物馆所藏“大彬款饰瓜棱形紫砂壶”。该壶质地褐中泛紫，夹粗砂，腹扁圆呈菊瓣形，盖与底均作形，盖顶饰宝珠形花蕾钮，近三弯流，流下刻“大彬”两字竖行款。经耿宝昌先生主持的国家文物鉴定组鉴定，定为一级藏品。受佛教的影响，陶瓷形制中以莲花为代表的筋纹器形出现甚早，而从宜陶文献来看，筋纹形的紫砂壶也在宜壶伊始的明代中晚期就出现了，如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载：“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稍后的时大彬、徐友泉等名手皆有所制，如张燕昌《阳羡陶说》载：“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随手合盖举之，能翕起全壶。”笔者以为，柳州市博物馆藏大彬款瓜棱紫砂壶形制不俗，颇具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除了大彬壶之外，“砂壶汇赏”的其他展品中也透露出不少耐人寻味的信息，例如河北省正定县清顺治七年(1650年)梁维本墓出土的“陈用卿制”款圆壶。此壶以紫泥为胎，练泥甚精，呈色紫褐带黄调，烧结适中，毫无射釉火疵，器表颗粒隐现，呈轻微石榴皮效果，胎中掺有或深或浅的黄褐色细粒熟料。其造工极精，使用工具繁多，与今日宜兴紫砂名家之作基本无异，展现了晚明清初制壶工艺的极高水平。壶底阴刻“陈用卿制”4字2行楷书款，布局大方，字体工整，刀法遒劲有力。周高起《阳羡茗壶系・雅流》载陈用卿“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饰。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用刀工”。又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云：“尚彼浑成，佥日用卿醇饰。”据此描述，用卿擅制圆器“不规而圆”，工艺精致，浑然天成，“已极妍饰”。此壶款字的确颇有钟繇《宣示表》帖意，“落墨拙，用刀工”。这件梁维本墓出土的圆壶可作为陈用卿晚期作品的标准器。

由此，笔者认为紫砂工艺在明代晚期确定已达到成熟阶段，当时的时大彬、陈用卿等名家，其工艺水平确已不逊于今日陶人。这也意味着，作为具有工艺性的宜兴紫砂，固然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也应看到，个别出类拔萃的名家已超越了时代，其作品成为历代紫砂陶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