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角色投入的结构与测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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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亲对孩子的生理、心理与社会性发展起着巨大而不同于母亲的独特作用。回顾国内外父亲角色相关研究，父亲角色投入的结构主要从父亲身份与角色标准、父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父亲教养方式三大方面测量。从已有研究的对象看，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学龄前婴幼儿；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看，更多的父亲角色研究是从父亲与孩子互动的外显行为、直接作用，而父亲与孩子的内隐的、间接作用的研究则显著较少。

关键词： 父亲角色投入 结构 测量

父母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影响人物，是孩子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他人。由于父母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里，父亲是家庭教育研究的局外人，直至最近；家庭教育研究以压倒式的数量聚焦在母亲身上。即使父亲的影响被考虑，其重点更多的是讨论父亲的缺失，如离婚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一、本研究中父亲角色投入的操作性定义

本研究中的父亲角色是指家庭、社会对父亲身份所衍生的角色产生的期望，并由父亲行使与期望相符的角色行为。父亲角色投入包括动态与静态、内隐与外显的角色表现，指父亲直接或间接参与孩子的互动，即用于指称父亲有关行为态度和价值的文化期待系列，以及用角色行使、角色履行或角色行为来指称行使角色中的实际角色完成［１］（苏国勋、刘小枫，2005）。

二、父亲角色投入与测量研究综述

与本研究中父亲角色投入的操作性定义有关的父亲研究，从所查阅文献显示，主要从以下三大结构去测量。

1?郾父亲身份与角色标准

社会的变迁及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变使父亲身份发生转变，其角色内涵也从最初的养家者转为现今的新顾家好男人（Lamb，1986、1997、2000）。父亲原有的身份受到质疑，最早强调需要重新对父亲身份进行概念化的研究者之一是美国的保罗・阿玛托（Paul Amato）。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保罗・阿玛托提出了父亲身份的资源定向模型，即“父亲（家长）身份的五角星”。这个模型分析出由父亲提供的三种资源：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阿玛托运用路径分析模型显示父母的贡献对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对儿童的培养有预测价值，对那些被其界定为因变量的特定发展方面只产生间接影响，但若把社会资本加进去可以观察到对满意度、自我尊重、心理上的困境、亲属亲密关系的直接影响。德国学者瓦西里沃斯・费纳克斯（W.E.Fthenakis）以阿玛托的人力资源模式为理论基础，把对父亲身份的态度结构化为四个层面：社会作用（对孩子的问题和需要保持开放态度并提供帮助）、养家作用（赚钱养家、争取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工具作用（教孩子知识及进行全面的普通教育、了解孩子的发展和成长）、把自己的事业放在孩子利益之后。根据调查结果归纳出两种父亲身份概念类型：教育者型和养家者型。研究界定出影响或决定父亲较高参与度的四个因素：父亲特征、母亲特征、孩子的特征、环境因素。

我国关于父亲角色的结构与测量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研究者刘金花等于1993年对上海市与日本横滨市父母、子女角色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父亲角色标准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关心孩子、多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尊重理解孩子、帮助妻子、以身作则、受孩子尊重。上海市父亲角色标准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事业心，父亲与孩子做游戏讲故事、学习等，对孩子关爱和严格要求，教育方法上强调以身作则、启发诱导。台湾学者王连生认为子女对父亲角色有如下期望：他负责，不一定多赚钱，关心子女的生活与行为并给予良好的指导；他严中带慈，寓爱于教；他善解人意，与子女诚恳沟通，体察感受与需要并帮助满足；他是男子气概的榜样，保护子女，同时给子女自由的爱。

2?郾父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与测量

父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构比较相同，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Lamb（1986）［2］等提出父亲参与的三个组成成分：互动性（interaction）、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职责性（responsibility）。互动性指父亲与孩子直接的活动接触。可及性指不论直接的相互作用是否发生，只要父亲到场或者接近孩子，都能起到投入的作用。职责性指父亲对儿童的健康和照料方面负有责任。Pickard（1998）［3］在研究中指出父亲参与在照顾或闲暇、可及性、有效性等方面有直接互动影响。父亲参与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双方希望增加父亲参与。对学龄儿童而言，积极的父亲参与对孩子积极影响直至成年，包括自我控制、自尊、生存技能、社会能力。罗斯・派克（Ross Parke，1981）认为影响父亲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有五个：个体影响、家庭（双方或一方的）影响、家庭外影响（非正式的支持系统）、机构的影响、文化的影响。Doherty（1998）等人提出了影响负责任的父亲教养因素模式图。该模式是由父亲、孩子、母亲、父母关系及背景五大因素组成的，模式图的中心部分是父亲―孩子―母亲三者关系的互动［4］。Hawkins（2002）［5］等开发出父亲参与问卷（IFI，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指出父亲参与是个多维结构，涉及到情感、认知、道德成分，也包括看得见的行为成分及间接的参与形式（如提供、母亲支持）。问卷采用7点记分（0表示很差，6表示非常好），得分越多，意味着父亲参与教养越多。最后得出九个维度：给予表扬和情感表达、与孩子交流聊天、关注照料孩子日常生活、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给母亲支持、纪律（管教）和教育责任、鼓励学业成就。

此外还有关于父亲―孩子关系的结构与测量。如保罗・阿玛托［6］对父亲积极参与5―18岁孩子的行为问题研究时，同时还增加了母亲的潜在变量，维度与父亲的测量相同。其使用三个维度的得分作为观测指标，反映父亲积极参与的潜在变量：父亲时间、父亲支持、父亲亲近。其中父亲时间共6个题项，1―6等级计分；父亲支持，共2个题项，1―4级计分；父亲亲近，包括父亲与孩子关系质量的等级级别。

3?郾父亲教养方式的结构与测量

Doherty等（1998）就Lamb（1986）他们提出的父亲参与的三个组成部分――互动、可及性和责任性，指出这三部分与有责任感的父亲教养密切相关［7］。对于父亲教养方式和在家庭教养中的作用，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并且与父亲参与的研究内容多为相似。如Palkovitz（1997）认为，父亲通过许多途径来参与对孩子的教养，包括为教养孩子提供经济支持、通过保护的形式、提供情感支持、教育、监护、情感表露和共同活动。Andrews（2004）等在对1010名成人的随机调查中证实：大多数父亲履行了抚养、经济支持、保护，以及与母亲之间合作的义务，还有对孩子道德和以宗教为基础方面的引导［8］。

在我国，单纯对父亲的教养与孩子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将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结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家庭结构和教育模式，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不同侧面的影响。在其中再分别探讨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人格特征、个性发展、性别角色认同、认知发展、智力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将两者的影响力进行对比。研究工具基本套用1993年我国岳冬梅等人翻译和修订、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MBU）。其分问卷父亲教养方式问卷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自身感受进行回答，设有六个因子：温暖与情感理解、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偏爱被试。

关注父亲的内在心理状态的研究不多，散见研究见桑标（2000）的幼儿父性意识的研究。研究提炼出反映幼儿父亲的父性意识因子9个：接纳感和责任感、控制感和困难感、功效感、宽容性、自我丧失感、亲子一体感、教养观念、对配偶的评价、育儿焦虑感。结果显示父亲的文化水平、职业对其父性意识没有显著影响；家庭中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抚养孩子的职责，对父性意识和母性意识均有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父母有明显的不同；孩子的年龄对总体的父性意识没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父性意识的某些构成因子；孩子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父性意识。父子沟通方面的研究也是与母亲一起混合使用相同问卷，如刘宁等（2005）研究得出影响父子沟通得分的因素主要是沟通的时间和时机。经常与子女沟通的父亲不到20%。父亲在双方有需求时才沟通的比例高于母亲，感觉与孩子无法进行沟通的比例也高于母亲［9］。斯文（2003）通过调查，认为在读小学的孩子中，父亲高度参与其学校教育的可能性随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其母亲的工作是全日制而不是部分时间制的，则父亲也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如果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情况就更是如此［１0］。

三、已有研究小结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我国大陆对父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集中于叙述或通过访谈调查对家庭教育中的父亲问题进行描述性阐述；二是集中于借用或编制父亲参与问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父亲分问卷，选取样本家庭作答。后者关于父亲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编制或修订父亲参与问卷，研究其现状及影响因素；二是把父亲与母亲的研究放在一起测量，研究父母对孩子人格、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的影响，在统计分析时无意识地分析出了父亲与母亲于孩子的区别和联系。就所查阅文献来看，我国关于父亲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多是借助于国外的研究理论与问卷进行的，而关于我国父亲角色的理论著作较少，至于父亲角色的结构与测量则更是处于零散状态。国外关于父亲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和深入，其研究具有全国性且有政策支持。如美国政府支持父亲研究并强调父亲研究的社会政策意义［１1］，政府还设立美国父亲与家庭研究中心、父亲、家庭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父职研究中心等。其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均有成果展现。

综上所述，相对母亲研究的多样性与深入性，有关父亲角色的研究还不大成熟，我国对此的专门研究更是有待于发展。从已有研究的对象看，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学龄前婴幼儿；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看，更多的父亲角色研究是从父亲与孩子互动的外显行为、直接作用，而父亲与孩子的内隐的、间接作用的研究则显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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