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电视舆论空间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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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结合他所经历的“十年新闻改革的探索”,专门探讨了电视如何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空间问题,认为“有太多的例证足以说明舆论建设是怎样地推进着法律的完善,促动着制度的建设,呼唤着道德的回归;同样多的事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进步是怎样形成着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舆论生态环境’――毕竟,舆论的力量要通过舆论之外的力量去表达”。在类似的表述中,说明像孙玉胜这样的一批电视人始终关注着“舆论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整体性联系,并试图通过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以寻求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平衡的真谛。
“舆论”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就把社会比作有机体,认为社会便是一个由不同系统构成的动态平衡体系。进入现代社会,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也把整个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体,指出传播活动对社会生存和发展具备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关系和传承文化。在今天的资讯社会,由于大众传媒地位的日益彰显,新闻传播更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越来越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受到瞩目;它通过舆论发动,进行连续、反复的“宣示”活动,促进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传布社会共同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价值观,凝聚社会的各种力量,融合社会的各个阶层,以维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在新闻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上,历来就有“社会中心”和“传媒中心”的论争,前者强调社会对传媒的宰制作用,主张传媒服从于社会大系统,而后者则突出传媒的主体性,认为传媒是一种独立的“公共权力”,行使监视、预警和其他传播职能。在我国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中,也历来把新闻传播看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子系统,共同维护社会生态的“大系统”的运行。孙玉胜持相同的观点,认为 “社会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新闻舆论)的发展达到相互协调、共生互动的良性关系,任何单方面的突进和滞后,都会首先使自身陷入险地,反过来也会使社会发生动荡,失去平衡。在这方面,国内外均有事例可以证明。”在他的表述中,社会生态平衡是“大系统”的平衡,是大局观,无疑处于优先地位,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新闻舆论)则从属于社会生态的“大系统”,是这个结构体系中的“子系统”、“生态场”。鉴于新闻媒体所处于的“舆论中心”地位,就必须着眼于维护社会生态平衡的“大局”,正确把握舆论基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子系统构成“相互协调、共生互动的良性关系”,这是保证政治正确的基本要求。
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不能肤浅、简单地理解为“配合”关系。新闻媒体还具有“舆论发动机”的职能,它必须随时关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改革”因素,形成推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因此,新闻传播的“主导舆论”并不是保守的、毫无作为的僵硬“说教”,而是积极呼应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场”变革,形成动态平衡,传播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建设性舆论。这在孙玉胜的表达中便是:“一个文明社会,包括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思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段事实。”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媒体舆论就应该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为人们提供健康的心理成长的文化环境。
理性的平衡从媒体开始
鉴于我国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缔结的“共生互动”关系,以及传媒在舆论生态场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因此构建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传媒环境”就显得异常重要。在现代文明社会,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理性”的社会和谐,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舆论环境,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仍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重点以央视“新闻改革”为透视点,深入探讨了电视传媒与舆论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阐述他们是如何在不断调整中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保持协调与适应。新闻改革的单独推进不仅会使社会失去控制,而且最终也将使新闻改革的探索变成没有根基、缺乏后援与呼应的‘孤军’,最终倒退和失败。如果不幸出现这样的败退,社会在此结果上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而新闻改革要想突破这样的平衡重新寻求改革的契机,空间会更小,难度会更大,时间会更长。”这样有“深度”的思考,当然自有其历史背景,它既出于对20多年来中国新闻改革实践的反思,也是基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以及“增量民主”(俞可平)的推进,而作出的理性思考。我国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缔结的特殊的“共生互动”关系,内在地要求“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平衡,“新闻改革”与“政治文明进程”伴随推进,任何一个新闻舆论“点”上的单独冒进,其结果或许与最初愿望适得其反,甚至背道而驰。
有学者曾经用“随动”一词,形容中国传媒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敏感因应”与“积极跟进”状态。仅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为例,也大致能反映在领导、百姓和舆论之间合力形成的“生态场”的制约下,仍能“有所作为”的艰辛探索。作为新闻改革标志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等著名栏目之所以能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品牌”,正是因为它们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大局、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相协调统一的。比如舆论监督类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其舆论监督的深度和力度,就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道德建设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为舆论监督力度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又直接将那些违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要求、不遵守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置于舆论监督的阳光之下,“媒体在实现自身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在帮助社会完善着其制约机制,在同步实现着公民的知情权――这样的实现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呈现,也是一种自我“品格”的直接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原主编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指出现代“报纸的效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那就是:有益性(是否有意思,有用)、言论性(是否有明显的观点主张,是否发挥监督权利的作用)、影响性(对舆论的形成起了多大作用),这三者是构成其为“报纸”的标准。电视传媒同样也有自身的“效力”,它在形成与社会生态平衡以外,也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有益性”、“言论性”和“影响性”等方面的潜力,并以媒体的自律、对观众诉求的理解与对新闻正义的忠诚,塑造和呈现自己的品格。如果说外部的平衡,是出于对生存环境的理性思考,那么内部机制的平衡,则构成电视传媒的一种“活力”,它们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节目、通过长期的栏目运作体现出来。显然,电视的理想境界是,与外部环境平衡,同时又能释放出自身强大的“效力”,这才是现代传媒的文明生存方式。
构建电视的舆论生态平衡
在舆论生态场中,新闻传媒处于舆论的中心位置,担负着发起、形成和引领的作用。尽管在网络时代,社会舆论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已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但时至今天,电视作为第一大众媒体的基本现状并没有改变,它对舆论生态构成的强大影响也没有改变。尤其是作为国家级大台的中央电视台,其在舆论传播的突出地位尤为明显,例如CCTV“新闻联播”节目,每次出现主播新面孔,即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议论,足见央视新闻对舆论生态具备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如何实现“舆论生态平衡”,确实是电视人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如前所述,我国的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生态是一种“共生互动”关系,那么作为“舆论监督”类节目,因其与其他社会生态场域的紧密关联,以及新闻运作本身的敏感性,就格外引人注目。在我国,新闻传媒并不具备西方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性征,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传播者”、“解读者”和“引领者”,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将自身置于整个社会生态场中考虑问题,其主要的“着眼点”也就是“平衡”。所以孙玉胜认为:“电视新闻改革,特别是其中舆论监督类节目能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平衡’的结果。” “改革”与“平衡”始终、并将长期是电视人必须面对的矛盾和张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平衡”,并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摒弃新闻传媒职责的“妥协”,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态场的综合掂量思考后的“统筹”,同样应看做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下的“有所作为”。
同志曾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政治家办报”,如果通俗地理解,主要也是基于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强调处理新闻要讲究“艺术性”。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中,“艺术”一词,从来就包含一种价值理性,隐含着一种讲求整体性、关联性的生态思维,而“平衡”就是所谓“艺术性”的重要一项。孙玉胜也明乎此道,经过较长的电视传播实践与探索,找到了新闻运作中的“平衡”规律,也就是“艺术性”。他认为在电视新闻方面,舆论生态的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结构中的平衡”,即着眼于新闻生态场域的各个要素配置,形成一种总量的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的艺术。”根据电视同行以及自己的实践经验,他还特别总结出“选题均衡分布”的原则、“选题的季候特征”的原则以及“频道划分的生态链”原则,这些思考体现出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电视人从社会舆情、观众反馈和电视传播规律出发,积极探寻“内容平衡”已达到的深广度,反映了电视审美的主、客观的统一;二是“动态中的平衡”,基于社会生态场的宏观视野,认为电视的功能和效应必须与社会的变动、群众的期待以及观众接受中的心理形成“动态平衡”,它需要冷静判断、敏感捕捉和操作到位,否则将欲速则不达;尤其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新闻改革不能逾越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与进度。简言之,就是审时度势,舆论监督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在大环境大背景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选择中的平衡”。新闻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选择学,选择中的平衡,在孙玉胜看来就是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重点要准确把握电视的“述”与“评”的关系。鉴于此,他提出要“多报道,少评论”,这也体现了新闻选择中的平衡。同时,要考虑到电视媒体的“放大效应”,报道特别是批评监督类报道,如果过于集中某个地区、某个行业,就可能形成一种整体评价,形成“整体否定”的后果,这又提醒记者不能“盯住一个地方不放”,这又是一种选择中的平衡学。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孙玉胜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舆论生态平衡的观点,只能看做是探索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同样可以作进一步讨论和完善。一是他在阐述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时,较多地强调了一种“从属关系”,稍稍忽视了新闻媒体在舆论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也就是根据社会生态的变化,以传媒的敏感回馈引领舆论生态,超越“平衡”以求“点”的突破,最终找到两者之间新的“平衡”――如此,也就必然强调“协调”、“平衡”,而弱化媒体舆论的议题建构和思想引领的功能;二是过多地强调了新闻传媒对客观现实的“随动性”,忽视了新闻传媒作为社会雷达的预警作用,尤其把电视的节目内容、季候划分、频道设置等传播特性,完全与自然界中的生态规律等同看待,难免也有削足适履、弱化媒体主体性之嫌,因而新闻传媒的“有所作为”也必定是有限的;三是没有关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的舆论生态变局,以及传媒之间的“间性关系”也在此消彼长,如果着眼于这个“舆论生态空间”,那么我们认为,电视媒体倘若只是一味“随动”而忽视“主动”,那么必然造成主导舆论的“被动”,从而使舆论引导“空洞化”,甚至电视传媒的平衡功能也无法发挥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舆论生态平衡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与社会生态的发展携手并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舆论传播者、发起者、引领者的功能,建设“与时俱进”的、有活力的“和谐”舆论生态。新的时代,已经要求新闻传媒必须具备一种开放的平衡意识。
正如自然生物界中的生态平衡,是经过了漫长的自然演化才臻于完善一样,社会生态及其子生态场的平衡的实现,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就更有赖于人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生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赋予现实的一种理想,一种理性建构,舆论生态建设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孙玉胜从电视新闻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出发,探讨理想的舆论生态平衡艺术,无疑可以看做是一种艰难跋涉,它不是平衡的终结,而注定是出发和开始,有待电视人和理论工作者积极探寻,而目标则是构建“和谐社会”主题下的“舆论生态平衡”。
作者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