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卢人到法兰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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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许多学者都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内涵、特征以及相互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很少有人探讨促成人们认同某一群体或国家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自古代就生活在法兰西土地上的人们对各个统治集团的认同过程，总结出促成族群对国家认同的原因。

法语中与“认同”对应的词是“indentite”，该词源于拉丁语“indentitas”，而后者又来源于其同根词“idem”，二者都可译为“相同”、“一致”。“认同”概念原属于哲学与逻辑的范畴，最早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移植到心理学范畴，后来，埃里克森(Erikson)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因此可以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界定“认同”。埃里克森指出，“认同”就是“自我”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独特的、与“他者”不同的特征。“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还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就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因此，“认同”既与认识主体(本人、本群体)又与认识客体(他人、他群体)密不可分。

对于“认同”概念，不同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笔者比较倾向于“认同”是“指自我在感情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这一看法。因此有必要确定本文所研究的“其他对象”即认同的客体。从法国历史来看，法国人普遍承认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时至今日，有关两位高卢英雄阿斯泰克斯和奥贝里克斯痛击罗马人的连环画和影视作品仍被法国人津津乐道。然而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法兰西(La France)，而不是高卢(La Gaule)；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法兰西”这个名字源于5世纪时的入侵者法兰克人。最早生活在这块六边形土地上的是高卢人，然后是罗马人和法兰克人。在这些群体中，可以说法兰克人是法国人最直接的前身，因为“法兰西”这个名字就直接来源于“法兰克人”，正是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这片土地。那么，其他群体同现今的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其他群体各自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只讨论古代高卢人、罗马人、法兰克人之间的关系，而关于法兰克人如何转变为法兰西人的问题，笔者准备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

此外，要想确定法国诞生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Clovis，又译克洛维，约466―511年)接受洗礼的公元496年或499年，或是开国皇帝于格-卡佩加冕的公元987年(其王朝统治长达9个世纪)，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即被确认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1789年?实际上，法国人认为这三个日子都具有纪念意义，在克洛维斯皈依基督教1500周年时、于格・卡佩加冕1000周年时、大革命200周年时，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其实法国究竟诞生在哪一年对本文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现今的法兰西民族并非自古就存在，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历经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此，本文要讨论的认识主体是古代生活在现今法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特定居民群体；而认识客体是“国家”，也就是在古代统治过这片土地的政治实体。具体来说，本文主要讨论古代高卢人如何认同罗马人的统治，在被同化为“罗马人”后又如何认同法兰克人的统治，以及促成他们对这些统治者认同的原因。

一、从高卢人到罗马人的认同(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文化认同

仔细研究欧洲文明史可以发现，公元前1000年左右，高卢文明就已产生，不过高卢人并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来证明他们对自身文明的认识。古代高卢人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据估计有500万到2000万人口，由500个左右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成”。一些部落根据其人种的同一性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城邦”(La cite)。在罗马帝国完全征服高卢之前的一百年内，即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这些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最为显著的便是埃迪昂人(Les Eduens)和阿维尔尼人(Les Arvemes)之间的争斗。罗马人正是利用这些城邦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争而毫不费力地占据了普罗旺斯(Provence)地区。此时一些日耳曼人凭借武力占据高卢北部地区，于是在公元前58年，古罗马政治家恺撒(Cesar，约公元前100―前44年)以支持埃迪昂人驱逐日耳曼侵略者为由，成功地进驻高卢。这一过程是曲折的，恺撒使用了诡计、金钱、阴谋、煽动等手段来离间高卢人，才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当高卢人意识到恺撒轻而易举地成为高卢征服者时，为时已晚。面对罗马人的入侵，阿维尔尼人的首领维金格特里克斯(Vercingetorix)联合高卢一些主要城邦的首领进行了反抗。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2年春天，历经7年时间，最后以维金格特里克斯的失败而告终，将近200万高卢人死伤或被掳。尽管如此，“维金格特里克斯的这一举动，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在其领土范围内第一次尝试创造‘国家’(etat，其意同英文“state”――引者注)的创举”。

由于高卢被罗马征服，并且经过漫长的岁月，高卢人已经成为罗马人的一部分，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常使用“高卢－罗马人”的说法。那么这些被征服者是如何认同于这个新统治集团的呢?

恺撒完全征服高卢后，在这片土地上就存在两个相对较大的群体，即罗马人和高卢人，而且这两个群体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但历史证明，后来并没有再次出现高卢人反抗罗马人的斗争。这说明，尽管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一致，也并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冲突。这要归功于恺撒，因为他并没有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相反，恺撒“征他们(即高卢人――引者注)进入罗马军队，培训他们作行政管理人员，使他们自由地享受罗马文明带来的好处(公共浴池、道路、水渠，等等)”。尽管高卢文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经产生，但是高卢人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高卢文明的历史资料，就连关于高卢人维金格特里克斯英勇卓绝地抵抗罗马人的情景，后人也是通过恺撒的回忆录才得以了解的。由此可见当时高卢人的文化不如罗马人的文化发达。由于高卢人被不断灌输罗马文化意识，且接受这种文化意识还能为自己带来好处，即成为行政管理人员，因此，“那时在高卢会写字的人都叫做罗马人，他们认为自己同帝国以及世界文化即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是不可分割的”。②而对于普通高卢人来说，罗马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和生活工具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高卢人心甘情愿做“罗马人”的这种愿望在5世纪“蛮族”人人侵时表现得尤为强烈：“高卢人意识到他们是罗马文化范围之内的，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同那些蛮族人区别开来”。高卢人的这种罗马式文化意识，至少从4世纪时开始由于天主教在欧洲的发展而得到加强，因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适应了罗马帝国统治者更有效地实行精神统治、被统治民众寻求精神慰藉的双重社会需要。……但基督教的上帝已不只是犹太民族的上帝，不排斥其他众多民族，而有很大包容性”。也就是说，当时天主教由于适应了庞大帝国对多民族实行专制统治的需 要，成为罗马帝国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在高卢－罗马人中，高卢人、高卢－罗马文化都没能占据重要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罗马帝国的“子民”，具有同等身份。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天主教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法兰克人入侵后才显现出来。

二、从罗马人到法兰克人的认同(公元5世纪到9世纪)――宗教认同

从公元1世纪开始，高卢不再是原来的高卢，而是高卢－罗马人的国家。直到“蛮族”人入侵的时代，在这片六角形土地上才出现法兰克人(Les Francs，即西日耳曼人)，其为今日法兰西人的前身。

5世纪时，日耳曼人包括西哥特人(Les Wisigoths)、汪达尔人(Les Vandales)、勃艮第人(Les Burgondes)、法兰克人来到高卢，这些人被罗马人统称为“蛮族”人。在4―5世纪期间，法兰克部落已经从他们的家乡莱茵河谷扩展到罗马人辖区[即高卢北部，罗马将军西阿格里乌斯(syagrius，?―486年)统治的王国]。法兰克君主克洛维斯统一了法兰克各部落，并征服高卢北部。高卢南部的一大半地区分归两个王国，即西哥特王国(Roy des Wisigoths，也称阿基坦王国)和勃艮第王国(Burgondes，其辖地大致相当于现今德国所处位置)。“南部地区足足有一半人公开宣称他们属于阿里乌斯教派”，还有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

公元496年或499年，克洛维斯完成洗礼，改信罗马天主教。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其他日耳曼人国家的国王接受的是已被罗马教廷宣布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通过皈依罗马基督教(原文如此，应该是罗马天主教――引者注)，法兰克人成为罗马教廷的潜在盟友”。而天主教会的优势在于，在5―6世纪外族入侵时期，它保留了罗马的管理体系，并保持了罗马文明的成毋，它充当了一个使信仰统一并代表社会文明的角色。克洛维斯完成洗礼后，高卢一罗马人中的精英人物归附到法兰克国王麾下。而在此之前，这两方面已经建立并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克洛维斯要求罗马法学家用拉丁文撰写的一部《撒利安法兰克人的法律》中，高卢一罗马人被称为法兰克人‘国王的宾客”’。507年，克洛维斯与西哥特人交战取得胜利后，对方的天主教主教们归附于他，这一举动对法兰克人征服整个西哥特王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克洛维斯既是天主教徒又完成了反击侵略者、统一疆土的任务，人们便称他为“再世的君士坦丁”。

在6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历史“便是由那些有文化修养的高卢－罗马人的主教们来塑造。克洛维斯是天主教和罗马正统观念反对异教和蛮族的阿里乌斯教派斗争中的伟大的战胜者，此时罗马帝国所辖的高卢正在变为法兰克人的王国”，因而可以说，“法兰克人并没有摧毁罗马帝国，他们在成为天主教徒的同时，也就成了罗马人”。至此，法兰克人也融入罗马文化和天主教文化传统之中。“在那个时代，人们或许会认为已经罗马化的法兰克人甚至连他们的日耳曼语都忘记了；至少他们并不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他们用拉丁语写作，口头上说的无疑也是拉丁语”。尽管如此，法兰克人也不是单方面地向罗马文化倾斜，“那些高卢－―罗马人的后裔，至少那些居住在高卢北部的高卢－罗马人的后裔……都把自己看成是法兰克人，并且他们还给自己取一个法兰克人的名字”。也就是说，此时在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之间已经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现象。因此可以这样说，法兰克人通过天主教途径接受并继承罗马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法兰克人首先认同罗马人的文化与宗教，将自己变为“罗马人”，然后才开始实现将罗马人变为法兰克人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仍是通过宗教途径加以强化的：法兰克民族成为教民后，他们与俗民是相对立的。

不仅如此，在“蛮族”入侵时期，法兰克人还通过虚构“罗马神话”的手段企图证明法兰克人并不属于“蛮族”人。法兰克人将自身起源于特洛伊人的神话载入其历史文献中：特洛伊人在城池被毁后来到马其顿，又在其首领法兰克斯的率领下，在莱茵河、多瑙河和大海之间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位首领把自己的名字留给后人，于是他们取名为法兰克人。有一个时期他们被迫屈服于罗马人，后来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从此就再也没人能够使他们屈服。这样一来，法兰克人的祖先就变成特洛伊人，而不是“蛮族”人。后来的人文主义者通过研究已经证实，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法兰克人就是日耳曼人，属于“蛮族”之列。但在当时，法兰克人利用这种虚构的神话的确达到了骗取广大高卢－罗马人信任的目的，尤其是在面临外界“蛮族”入侵的情况下，法兰克人使人们看到最主要的是“蛮族”人与非“蛮族”人的矛盾。法兰克人将自己划为非“蛮族”人更加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公元511年克洛维斯死后，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们开始自相残杀。到7世纪时，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权力都落人大地主手中。此时的法兰克王国实际上被国王的首臣们掌控。其中之一的丕平・德赫里斯塔尔(Pepin d'Heristal，640―714年)战胜其他大臣，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后来，丕平・德赫里斯塔尔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年)征服其他贵族和部落，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le Bref，714―768年)争取到教会的支持，彻底结束了墨洛温王朝，。此后“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年，即查理大帝)最大限度地扩充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也正是他建立了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为了重新建立与前一王朝的联系，查理曼要求罗马教皇为其进行加冕，这样一来他也同克洛维斯一样成为“上帝”选出的国王，而不仅仅只是人民的国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举行王位加冕典礼，实现了从法兰克王国到法兰克帝国的转变。

从丕平・德赫里斯塔尔到查理大帝，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始终与天主教教会保持盟友关系。已经罗马化的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不分高低，都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都怀有建立帝国的远大抱负。怀着这种抱负，通过宗教的强化，逐步实现了从高卢－罗马人到法兰克人的转化：从克洛维斯加冕开始，奠定了他以及他的子孙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因此当遭遇“蛮族”入侵时，教皇们总会号召这些“上帝的选民”反击侵略者。就像他的祖先克洛维斯一样，在扩充疆土、建立强大帝国之后，查理大帝也被誉为“再世的君士坦丁”；不仅如此，人们还称他是“再世的大卫”，因为他就像从前的大卫一样，是上帝选出来做他的选民之王的人，他曾用自己胜利的利剑使周边的民族全部都屈服于犹太人的统治。此后，上帝首先从犹太人、罗马人再从法兰克人中间选择王位继承人的说法被一些人有意识地四处宣传。这样一来，法兰克人不仅只是“上帝的选民”，还是“选民之王”。有了这种合理的理由，他们当然能轻易地得到高卢－罗马人的拥护，并逐步使其相信自己是法兰克帝国的子民，是法兰克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礼拜仪式的祈祷中，教民们会用一些古代的箴言来呼求上帝保护罗马军队。这些箴言后来被一些祈求上帝保护‘罗马人和法兰克人军队’的祷词所取代，再往后则为一些祈求上帝保护法兰克人的祷词所取代，如：‘基督，宽恕我们吧!把生命和胜利赐给法兰克人所有的执法者和军队!”’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843年，由查理大帝统一起来的帝国国土被他的三个孙子分裂成三个王国：西法兰西亚、中法兰西亚和东法兰西亚。其中，西法兰西亚是法兰西国家的开始；东法兰西亚标志着德意志国家的开端；而中法兰西亚从罗马延伸至北海，“这个位居中部的王国将成为进入20世纪的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冲突的根源”。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仅有西法兰西亚独自获得克洛维斯的遗产和法兰克人国王的名号，并且用“法国”和“法国人”来给西法兰西亚的国土和人民命名。

三、小结

由以上分析可见，法国文化史前史是由高卢文明、罗马文明和法兰克文明这三个层面组成的。更加发达的罗马文明以及恺撒的安抚政策使高卢人认同罗马帝国的统治，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罗马人。法兰克人在通过天主教取得罗马社会合法、平等身份的同时，将罗马帝国摧毁。因此可以说，在从高卢人到法兰克人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更加发达的文化与宗教这两个因素是促成前者逐步认同后者的两个主要因素。当然，促成某一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因素不可能是单一的，比如在高卢人认同罗马人统治的过程中就兼有文化与宗教两种因素。另外，这些因素也不可能只有文化和宗教两者，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要因素是由当时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若没有中世纪的时代特点，宗教因素可能也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某一因素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能适用。此外还应该注意，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从族群单方面出发就能做到的，国家进行宣传教育与感化同样不可忽视，例如恺撒的安抚政策以及法兰克人虚构神话取得罗马人信任的做法(当然，这种欺骗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族群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而防止国土分裂则是国家整合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政府长期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促成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原因，抓住有利时机与适当的契合点对其进行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