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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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基础

产业集群研究最核心的任务是回答什么是集群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20年来关于产业集群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实证，无论是比较研究还是历史分析，都试图找到决定或影响“产业集群持续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和企业能力理论，我们提出“创新能力―绩效差异”的概念框架。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环境―资源―意识―活动―能力―绩效”，其中，环境是产业集群的外生因素，集群的结构包括集群的创新资源和主体构成，创新意识是产业集群中主体对创新的认知，创新活动既包括个体独立的创新活动，也包括主体间的互动创新。

创新能力是决定集群持续绩效差异的根本性因素。创新是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的，因此创新环境十分重要。集群文化和企业的抱负水平是影响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集群创新能力是在主体的创新活动中形成和加强的。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创新意识和主体活动的协同演进共同决定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二、研究的方法

以参与集群的企业为对象，提出了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和分析方法。关于综合评价值，我们设定了5级量化评价标准：A；偏差值60以上；B：偏差值55―59；C：偏差值50―54；D：偏差值45―49；E：偏差值44以下。相应得分销数点后数进行四舍五入处理。得分越高，说明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越高。

调研方法遵循三个标准：地理接近性；产业专业分工配套体系的系统性；与生产制造企业相关的支撑机构的完备性，由专家和学者推荐选定了10个典型产业集群进行研究（见表2）。调研的内容包括同集群公共管理部门、集群内企业的座谈，针对重点企业的深度访谈，以及对集群内样本企业基本上采取了“一对一”、“定点”式的问卷调查，发放了528份问卷，回收了4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9%。

三、研究的发现

结论一：提升集群内企业对于市场和技术的认知度，对于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认知度是强化产业集群创新意识的重点

10个产业集群在创新意识得分上存在差异，它主要来自于集群内企业对市场和技术机会的认知度的差异上。例如，玉环阀门和晋江鞋业产业集群所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创业和创新意识，但是企业的创业、创新意识，集群内企业对市场和技术机会，以及企业对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认知度都偏低，尤其是对利用企业外部资源的认知上。这说明，产业集群所在区域内较强的创业、创新文化价值观，并不等同于企业的创业创新意识，企业对市场和技术机会，以及企业对利用外部创新资源较强的认知度，并出现了“强区域价值观、弱企业认知”的客观事实。

另外，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意识上弱于新兴产业集群的创新意识。例如，在10个集群中，张江集成电路、丹阳金属新材料、成都软件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创新意识更高。这说明，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创业或创新机会更少，而新兴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机会更多，也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再有，产业集群中企业对于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认知度低于对于市场和技术机会的认知度。分析显示，无论是传统产业集群还是新兴产业集群对于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认知度相对较低，传统产业集群又低于新兴产业集群的认知。

结论二：提升企业研发机构的水平和平均技术人员强度是夯实产业集群创新资源的关键

在10个产业集群中，65.53%的被调研企业设立了研发机构，张江集成电路和扬州半导体照明产业集群中100% 的被调研企业都设立了研发机构，但是拥有市级以上的技术中心的被调研企业为25.47%。同时，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类是研发机构水平确实较低，达不到国内认定的标准；另一类研发机构水平较高，但没有申请国内相关认定。例如，张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被调研企业中有66.41%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所增加；66.25%的企业技术人员投入强度有所增加；57.72%的企业熟练技术工人投入强度有所增加。但就平均投入强度而言，提升企业平均技术人员投入强度显得较为迫切。

结论三：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深度不够的问题，以及同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度低的问题最为突出

调查分析显示，无论是传统产业集群还是新兴产业集群在合作创新深度方面都需要加强。10个集群内所有被调查企业中开展过同其他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创新活动的企业，“同其他企业在开发、交易和融资方面的洽谈件数/合作件数/向大学科研机构咨询件数/合作件数/技术转移件数/向大学科研机构、其他企业引进人才数”总和的平均数为3.68件（人）/每个参与合作创新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件数和技术转移件数就更少了。这说明企业与外部创新资源真正有深度的合作创新还非常少。

集群内企业与其他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正处于从“接触了解”到“开展合作”的过渡阶段，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仍需加强。从合作参与度情况看，集群内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参与度高于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参与。集群所有被调查的企业中，在过去1年里，已经有接近50%的企业同其他企业，以及大学科研机构进行过洽谈和技术咨询,这说明集群内企业已经开始一定程度“接触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株洲轨道交通、丹阳高性能金属材料、扬州半导体照明产业集群内都有50%以上的企业不仅同大学科研机构进行了技术咨询，而且还开展了合作研发活动。另外，引进技术人才仍然是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主要活动，被调查企业平均有61.51%的企业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产业集群的合作网络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合作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一定差异。10个产业集群中，在协调机构建设和地方政府支持合作研发项目上差异最大，4个产业集群内有75%企业认为本区域“没有”或“不清楚存在”促进合作的协调机构，有70%以上企业认为本区域“没有”或“不清楚存在”地方政府支持的合作研发项目。

结论四：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产业集群都面临产品开发和商业化能力提升的问题。同时，传统产业集群持续发展需要以企业研究开发能力和平均研发水平的提升为支撑

传统产业集群内企业研发能力和平均研发水平都弱于新兴产业集群，并具有一定差距。如，黄岩模具、晋江鞋业、玉环阀门集群的企业平均研发水平得分都低于44分。黄岩模具、晋江鞋业、玉环阀门和铁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开展研发活动的比重基本上在20―35%的范围内，而其他的高性能金属材料（54.44%）、半导体照明（71.79%）、集成电路（68.18%）、软件（51.97%）、轨道交通（86.67%）和工程机械（52.38%）产业集群内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比重都在50%以上。

结论五：合作创新对集群内企业销售收入和技术水平提升具有较大贡献

10个产业集群中，株洲轨道交通、张江集成电路、丹阳高性能技术材料、长沙工程机械、扬州半导体照明产业集群“企业销售收入”得分都超过了50分。总体上看，有近7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合作创新对促进销售收入增长和技术水平提升有较大贡献，其中对新兴产业集群的促进更加明显一些。

结论六：各地产业集群亟需制定和落实开放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和合作研究开发激励政策，创造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吸引高端人才，提升产品配套水平

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了核心技术人才的洼地；产业集群中企业核心生产设备较容易获得；传统产业集群比新兴产业集群整体上具有更完备的产品配套。但是，产业集群风险资本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地区集群政策中最为薄弱的是合作研究开发政策和开放公共技术平台政策，其次是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交流政策。

四、政策启示

（一）以“创新能力”提升作为各项集群政策制定的核心价值导向

政府的政策关键在于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好导向和杠杆作用。因此，无论新增项目投资、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还是科技项目投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还是对企业的各项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都要突出“集群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核心价值导向。换言之，政策选择的对象不是以“大”为标准，而应该是以“创新能力强”为标准。政策不是简单地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而应该向“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倾斜。

同时，政策激励的重点应该是“创新的产出”。即不仅仅企业经济意义上的规模产出，更应该是在“品牌、专利、技术标准、技术先进性”等方面的产出。

（二）技术融合发展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

打破传统“产业边界”的桎梏。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范式”不断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既定的基于统计意义的产业划分，以及基于“高技术”和“低技术”的产业划分都不符合产业集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很难用一个统计意义上的“产业划分”标准去概括一个产业集群，也很难用“低技术”去概括“传统产业集群”，用“高技术”来概括“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动态演进的过程，“技术融合”进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是一条重要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律。

应从“技术融合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处理好传统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更多地、更有效地发挥战略性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促进新的技术范式形成；也要更有效发挥传统产业既有市场基础的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尽快成熟。

（三）领军企业培育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突破口

领军企业缺乏，或者是没有形成领军企业梯队是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瓶颈，并直接导致了集群内“竞争水平低”、“对市场和技术机会识别能力差”、“对外利用合作创新资源意识弱”等问题的出现。

领军企业是产业集群内产业链各环节分工的“组织者”。领军企业的培育将会直接提升产业集群内部的组织程度。领军企业是新技术的“守门员”，是链接产业集群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桥梁”。通常是领军企业最先识别，最先消化、吸收、应用，最先在产业集群中进行扩散。领军企业是集群内其他企业最直接的“示范者”。集群内对于最新技术和市场机会的识别，对于外部创新资源的识别，往往都是由领军企业“率先示范”的，并进而促进了其他企业跟进，示范是最好的引导。领军企业是高水平竞争的“驱动者”。领军企业的培育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选择的过程。注意形成产业集群内的“领军企业梯队”，从而强化了集群内的“竞争水平”，不只是低水平、同质化的竞争。领军企业培育对象的选择并不仅仅表现在企业规模层面上，更应该表现在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层面上，更应该关注企业的创新产出。

（四）建立高水平的产业配套体系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核心内容

产品竞争力通常是产业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产品竞争力不仅来源于终端企业的设计和装配能力，更重要的是来源于相关的原材料、零部件企业、生产设备企业。这些企业的集合形成了产业配套体系。

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形成了一定产业配套能力，但却是“雄厚的低水平产业配套能力”。具体表现为：许多传统产业集群配套的“低、小、散、污”问题，例如，鞋业、阀门等；先进制造类产业集群配套的“核心零部件”外购问题，例如，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和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集群的“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和“核心生产设备”的国外依赖问题，例如，新材料、半导体照明和集成电路等。

因此，需要分类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终端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创新发展。以建立高水平产业配套体系作为产业集群政策的核心内容，真正释放“集群互动优势”，形成“集群创新体系的力量”。

（五）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重要支点

产业集群优势的发挥在于“共享”和“互动”。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就是“共享”和“互动”的重要载体，在这个载体上各种要素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从产业集群要素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划分为四大类：

一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它是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企业间合作创新、促进企业同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创新的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产业集群中的合作网络基础设施，将直接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的参与度和合作创新深度。二是公共人才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是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通常技术也是附着在人力资源要素上。三是公共融资服务平台。在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服务，来分散风险，分享收益。融资环境已经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素。四是公共管理服务平台。包括了政府的政策服务以及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服务。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8＆ZD038）、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项目资助。参加本文研究和数据处理的还有刘建丽、肖红军、黄阳华、林智〕

（黄速建，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企业组织与企业改革。王钦，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和跨国经营。刘湘丽，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贺俊，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