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你的打开方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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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殊荣。这是继2015年刘慈欣《三体》获奖之后，中国作家再次摘得科幻界最高奖项。

折叠：跨越国界的痛

文・任冬梅

《北京折叠》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幻小说。作品的时间设置在近未来的某个时段，北京城进行了大面积工程改造，六环以内被人为打造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物理空间的城市，当其中一个空间出现时，另外两个空间就折叠起来，里面的人也处于休眠状态。其中第一空间生活着500万统治者和管理者，第二空间汇集了2500万白领阶层和学生，第三空间的人最多，高达5000万，他们属于底层劳动者，其中2000万是垃圾工，另外3000万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过活。三层空间，对应着三个不同的阶层，阶层差异被实体化为生活物质资源的差异乃至使用时间的差异，这就是《北京折叠》的世界观。

除此之外，《北京折叠》还有对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包括机器化和自动化带来的第一、第二产业劳工被取代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社会阶层更快速地分裂，阶层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试图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国家机器如何通过城市规划来解决失业的问题……面对这些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个“折叠的北京”来解决。正因为她敏锐地触动了跨国家、跨社会的痛处，引起的共鸣才超越国界，并最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

“二八定律”的终点是哪里

文・陈莹

未来的北京，被划分成三个彼此隔绝的物理空间，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们，生命被切割成不同长度的条块，轮流翻折，苏醒。“不平等”的折叠城市背后，其实是一个“不平衡”问题。这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发现的“二八定律”更为深广的推演：不仅是社会财富，所有的社会资源在人口分配中都是不平衡的。小说弥漫着一种由“不平衡”而引发的身份焦虑――一种具有普世意味的时代焦虑。生活在第二、第三空间的人，对自身的生存格局和身份状态充满怀疑甚至否定；而生活在第一空间的边缘弱势群体对自己身份的“下滑”有着更为强烈的恐惧。“二八定律”的终极状态会是怎样？作品没有给出答案。

两万字的篇幅，作者更多着眼于对社会问题的宏大想象，作品仍有许多引人遐思的未尽之处。北京是以何种方式被“折叠”的？作者并未通过科学想象给出技术上的解答，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科幻色彩。

抉择，双城谜的一个解

文・李白

冰冷的物质世界总是激起虚弱的愤怒。然而在这样的世界中，也总有星星之火让人心存向往，给人温暖和光亮。即使情是无奈、爱是虚幻、梦是艰难、怜是施舍，却仍舐犊情深、相信爱情、追求梦想、心怀怜悯。原来，这也是有人情味的世界，这人情在城市折叠时守护人们的心灵，鼓励人们一次次破茧而出。

这就是双城，是地上与地下、舒展与蜷缩、现实与理想、物质与人情的对立统一。作者虽然刻画了三个空间，但继续解构，仍是典型的双城。双城何去何从，非本作独有的议题，乃是千古的谜，无数人尝试作答：陶渊明的双城是山内山外，两相隔绝；狄更斯的双城是伦敦巴黎，血泪暴力；20世纪的科幻默片《大都会》的双城是地上地下，劳资纠缠；21世纪的科幻大片《雪国列车》的双城是车头车尾，杀戮循环。作者继承了前人前作的精神，在有限的篇幅里，紧紧抓住“人”这一解开“双城谜”的钥匙，突出人物的“抉择”冲突：彭蠡是否该帮助老刀，老刀是否该收钱撒谎，依言该选择哪个男人，葛大平该如何对待老刀，白发老人在做事与规则间该如何选择……抉择的冲突一个接一个，悬念不断，人物刻画也随之愈发丰满。小说最后以老刀经历一切波澜后选择如常按时上班落幕，给出了作者对“双城谜”的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无言”，是“抉择”，是无限可能。

小说如果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美好的乌托邦，也可以写成更为灰暗的反乌托邦，然而既有了开天辟地的寓意，就有了对英雄的呼唤，对击破混沌、顶天立地抉择的期待。

一座城如一个人，一个人即一座城，双城永远存在于人性的两面，静待我们的抉择。 郝景芳和她的《北京折叠》

用寓言刺醒这个时代

文・唐山

郝景芳揭示出现代社会深刻的断裂――我们被封闭在不同的空间中，明知对方存在，却怎么也无法走入其中，只能靠对另一空间的想象来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几乎所有的现代城市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场景：边缘地带市井文化暖意犹存，被剥夺了自尊的人们凭着传统道德习惯彼此抚慰；商业区的写字楼中，白领们繁忙地熬过一天又一天，多少年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近乎空白；中心区则一片寂静，真正左右规则的人们悄无声息地生存着，甚至连影子都不肯留下，谁也说不好，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那么多的资源。我们属于同一城市，说着同一种方言，受着差不多的教育，可能还是幼年的玩伴，而最终却成了永远的陌生人，再没什么能化开我们彼此内心那冰一般坚硬的孤独，这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更愿意相信，《北京折叠》其实是新寓言小说，与卡尔维诺在精神上颇有暗合之处。郝景芳并不是第一次写这种小说，她的《从前有一个小孩》《我的时间》《阿米和阿豆的故事》等，都带有卡尔维诺的影子。从新寓言写作的角度看，郝景芳也是异常成熟的，她并不追求加缪式的前后贯通的隐喻，而是更具莫迪亚诺式的随意曲折的色彩，所以她的文本更灵动，承载了更多的情绪。

当然，《北京折叠》可能还暗含了另一层隐喻，即“三空间城市”本身是科技的伟大创造，但它却又是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如果没有技术解决方案，老刀们本可以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秦天们的爱情也能圆满。当我们相信技术会扩大“人性善”时，却忽略了它也可能成为“人性恶”的帮凶。而这恰恰是雨果奖最喜欢的主题。

文学离不开对现实的关怀

文・施经

作品中的“北京”可视为未来的任何一座城市。为解决资源再利用等问题，城市进行了一场大变革，被分为三个相互隔离的空间，分别生活着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群。如魔方般翻转的城市无疑凝聚着作者对社会的独到思考，正是这份思考以及瑰奇而又朴实的想象打动了读者。然而也有人将该小说归于“寓言体”而非科幻作品。

如果说科幻小说必须满足“科”和“幻”两个硬性条件，即既带有科学方面的文学建构，又必须超越现实，那么《北京折叠》确实令人费解。整个故事设置在未来的某一天，可通篇里只有“手机”和“移动机器人”等科技产品，甚至翻转城市这一设定也得不到科学支持。与其说它前瞻性地预言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不如说略显悲观地指出了社会被分裂为等级的残酷与无奈。那么，它作为“科幻小说”的合法性源于何处呢？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关注与关怀。文学始终需要解决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必须介入生活，引导我们发现隐蔽的问题，启迪我们更富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科幻文学通过改造我们的生存境况，通过人物在新环境中的抉择与挣扎，使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在灯火阑珊处显豁开来。所谓科幻小说，不过是为作者放飞想象力开辟的独特空间而已。持“硬科幻”主张的人，缩小了小说的空间和可能性，看似在捍卫其正统性，反而束缚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北京折叠：多少爱情消失于无形

文・许辉

作者自述《北京折叠》只不过是一部有待写完的长篇小说的序章，尽管如此，作品所折射出的现实意涵已相当震撼。在科幻架构包裹下的是对现实的种种隐喻，描绘的场景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残酷但沉重，不黑暗却无奈。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乌托邦设计，没有走向大同而是走向隔离，现实中无形的阶层在小说中以物理空间屏蔽的方式被固化和程式化，各个空间各安其所。阶层固化是个老话题，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到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 《欢乐颂》都在探讨。其实，不平等不一定就带来邪恶，但一定意味着一种生存困境。在折叠的北京里，这种平凡的阶层固化令人不寒而栗。

爱情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然而，打败爱情最多的恐怕还是阶层之别以及由之产生的门当户对。阶层之间的鸿沟让爱情很难萌芽，我们看到的只是露出的冰山，那些消失于无形的阶层爱情不知又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