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之灾:百年前“鼠疫”编织的美国式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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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电影集团总公司进口了一部由英、法、德、意四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让现代中国人领悟了有关“鼠疫”的恐怖场景。那对日内瓦出发前往法国的欧洲快车，被国际刑警组织的维尔纳上校勒令改道，原因是，车上混入了一名被病毒感染的暴徒。一路上，这列载荷了乘客们的绝望、恐惧和奋力抗争的列车，高速驶往波兰境内那座即将倒塌的卡桑德拉大桥――死亡终点。准确地说，电影虚构的这场灾难，源自一种名叫“肺鼠疫”(lungpestis)的疾病，它与本文所要述说的淋巴腺鼠疫(bubonicplague―――亦称“黑死病”)虽有着些许的不同，但它戕害人类的后果，以及人们对于它的惧怕，却是一样的，也是导致本文所述历史事件的直接诱因。
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的人，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东方移民史专家埃拉・M・康迪特(Ira，M，Condit)，他在自己的史学著作《我曾见到的中国佬》(或译成《我见过的中国男人》)(theChinaman we have soen)中，这样记述当时的在美华人：“中国人对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并没有诉诸于抗争。当所有的商贸运转均陷于停顿，众多暴行施加于他们身上时，他们并没有还之以骚乱或流血暴力。他们――凭借平静的尊严和逆来顺受――承受了可怕的不公，在抗争上仅仅安于在法律的范围内。这种对于冤情的逆来顺受，你能在任何国家的国民中找出第二个么?”
唐人街里死了人
康迪特的评议源自美国旧金山的一次莫须有的“鼠疫”风波。1900年2月16日，檀香山的所有华人的家园，都被一根用来点雪茄的火柴夷为平地。事情起因于1899年12月，夏威夷卫生当局偶尔在檀香山华人聚居区发现了两宗淋巴腺鼠疫病例。对于19世纪末的人类来说，任何一种鼠疫，都无异于瘟疫和死亡的代名词。早在14世纪，鼠疫曾肆虐于白人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死于此病，其病原体存活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体内，再由跳蚤进行传播。为了“消毒”，当地卫生监管部门一把火焚烧了所有无辜华人居民的房屋。
很快，檀香山针对华人的恐慌，如病毒一般传染到旧金山。旧金山是美国本土往来檀香山的海上门户，这里是在美华人人口最稠密的聚居区。偏偏1900年开春以后，在旧金山华人居住区也发现了“疑似”的淋巴腺鼠疫病例。
1900年新年伊始，1月2日，一艘名叫“维多利亚澳洲”号的美国商船装载着蔗糖从檀香山开出，4天后抵达了旧金山港。按照《华洋新报》的说法：携带着瘟疫病菌的老鼠登上了此船，而老鼠又正好溜进了旧金山市最适宜它的环境――华埠之地。尽管这艘“维多利亚澳洲”号货船也像其他所有进港船舶一样，经过了严格的熏蒸灭鼠的消毒，但当时美国旧金山的公共卫生专家约瑟夫・金源(JosephJ。Kinyotm)对外界的解释是，
“维多利亚澳洲”号商船停泊的码头附近，漂浮着很多垃圾，这就替为数众多的老鼠逃亡到“生活习惯极其肮脏”的华人居住区提供了便利。事实也是如此，到了3月份，那些肮脏之地上很快就出现了相当多的老鼠尸体。这也不难想象：由于美国政府以及城市的市政当局一贯采取的隔绝政策，华埠区域的市政和卫生水平极为落后。那么多华人被迫拥挤在一个特定的街区内活动，能不脏乱么?而且美国人的怀疑也非空穴来风，因为1892年前后，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等地区，因在捕杀旱獭等动物过程中导致感染，确实爆发过一次为期近一年的鼠疫，尽管范围不大，但影响却不小。
出于对鼠疫的恐惧，旧金山市民宁愿相信，灾祸即将蔓延，并且都是因为华人的缘故，正是那些“肮脏”的华人移民，将灾难性的鼠疫带到了美国，即将把美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旧金山毁灭掉。这是一座因为1849年美国南方淘金热的兴起，才刚刚走向繁荣的城市，还只是一座年轻的美丽都市。于是，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借着鼠疫迫害犹太居民一样，美国人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开始对华人实施迫害。
很快，旧金山公共卫生署在华人居民点中发现了“瘟疫”。3月6日，一个名叫王之津的木材商人，死在华人密集的德潘街(Dupont Street)环球酒店的客房里。根据记载，王之津(美国文献称其为“Cheek Going'’或“Wong ChetJing”)时年41岁。也许是出于恐惧，卫生官员不等诊断结果出来，就连夜圈起绳索，隔离了唐人街。但在唐人街内部，公共卫生署既没有将王之津住过的建筑物实施隔离，也未搜寻与其有过接触的人，更没有限制唐人街内的白人商家与外界交往……不难看出，美国当局是准备将罪名推给全体华人居民。
很奇怪，事后根据官方统计，从1900年2月到年底，全美只有22宗死亡病例被确诊并上报为淋巴腺鼠疫；在1901年，至少确诊了30例，1902年41例，1903年17例，到1904年只有9例了，就传染性而言，全美所有的死亡病例都没有关联，也不是在同一区域。全美所有登记在案的死亡病例共119个，根据传染病学的统计，不要说在全美了，即使在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城市中，这也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字，离欧洲及至世界上历次鼠疫疫情的死亡率相距甚远。当然，事情是复杂的，我们无法排除为了免于给卫生当局制造口实，华人暗中转移病人和尸体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族群和个人出于不同动机的隐瞒，但可以肯定地说，大规模的疫情并没有出现，旧金山市民的死亡率没有显著变化，人口也没有下降。试想如果真有瘟疫流行，那么不等卫生当局出手，华人也不会在旧金山生存繁衍到今天了。
1900年2月19日的《华洋新报》在头版以《殃祸檀岛》为题，写道：“疫起檀香岛，无良狼庸医者呈端逆之忧；疫散金山，鄙医催之于后。虽未谋却也相合也……”檀香山的华人民居自2月被焚，3月便开始遭受围困和惊扰之苦。卫生当局不时展开旋风式突袭，对房屋或消毒或摧毁，对活人强行接种，对死者强行验尸。
华人说中文，
声音被掩盖
1900年3月，旧金山市议会接到公共卫生署提议，准备在Mission Rock岛建立监管棚户区，把华人强行搬迁到那里。大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何佑出面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说决不会同意把同胞送进隔离营。他知道，这是有关当局谋求彻底驱逐中国人的一步棋，于是，他将旧金山公共卫生署告上了联邦法庭。
对于联邦政府派驻在旧金山的执行医官约瑟夫・金源来说，向华人开刀来祭美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这面大旗，绝对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要知道，在美国，金源可是拥有“把欧洲免疫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引入美国的先驱”之美誉的人物；他曾经在法国巴斯德(Pasteur)和德国科赫(Koch)的实验室里获得训练。然而在观念上面，他却并没有超脱
当时一般白人的偏执和傲慢。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类似于华埠区域那样缺少卫生设施的环境也存在于其他少数族裔社区，例如当时与中国人的居住区临近的日本民居城。同样，“瘟疫”的病例后来也在“拉丁区”(现在人们则戏称其为“小意大利”)以及其他族裔的街区被发现。
虽然疫情并没有出现扩散，但联邦卫生官员和市卫生当局仍粗暴地对华埠实施强制防疫，骚扰华人达数年之久。
从1900年到1905年，整整折腾了5年，卫生当局预计的鼠疫疫情始终没有爆发，相反，连零星患病个案都在中国人的街区里找不到了，最终不了了之。在州政府微妙的干预下，卫生当局彻底焚毁华人驻地、驱赶中国人的愿望没有实现。
一百多年来，尽管不时有研究者指责中国人有转移尸体、隐瞒疫情之嫌，但一直到现在，猜疑归猜疑，鼠疫与华人社区到底有无直接关联，尚无证据。难怪现在美国也有某些学者，提起20世纪初的那场所谓的“瘟疫”，也开始纷纷表示怀疑，开始对该历史事件里公共卫生处理的失误和主流舆论的非理性进行反思与检讨。
今天的学者在追述这一公众历史事件的时候，能从大量的档案文献里找到旧金山市、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公共部门、新闻界的种种态度和说法，唯独华人，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他们的声音却无法在档案里出现――因为那些档案都是英语的。对于这段历史，华人并不是没有声音，但他们只能用母语一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悲愤，当时旧金山出版的《华洋新报》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对事态的报道和评论。
由于语言的天然隔膜，在研究1900年瘟疫事件时，美国当局根本不屑于这份报纸上华人的声音。试摘录该报1900年6月1日报道一则：
《思患预防》
昨狼庸医者焚埠之议起，人心惶惶，华人会馆据以示为安人心，并云狼庸医者用心叵测，诚恐变生仓促。凡吾华人之大小生意，宜循照实抄录，以交昭一公所客商会馆存案等语，此思患预防之道也。今岁乃逢美府惯常之十年清查户口，以验民数之期。本埠则由是日起查。依律业已布遍告示，说明来历，非查册纸为故。勿应商民等惊悚等语，然亦思患预防之道也。故并纪之。
“思患预防”这个生僻的汉字成语，在短文中出现了两次，流露出华人战战兢兢的心理。人家要来焚烧家园，自己没有能力阻止，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被动的“思患预防之道”。文章号召大家盘点财产，以便有赔偿的一天，还有证据可考。华人一听说要“查”，不管是查瘟疫、查户口还是别的什么，就“惊悚”不已，连本不该扰民，不查“册纸”(移民证件)的人口普查也怕。
当时的中国人称美国卫生当局的医官为“狼庸医者”，可谓形象之至；所谓“狼庸医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狼一样的庸医，其凶暴绝不仅仅出于疫情紧迫，也出于将华人斩草除根的心理。“狼庸医者”巴不得在华人社区与“病源”之间划上等号。中国人的群体煞星――“狼庸医者”，来自联邦政府派驻在天使岛的检疫站以及旧金山“卫生院”。且看其中一位官员在日记中的表白：“华人社区应该被焚为平地。它天生就是疾病的渊薮，是对市政的永久威胁。最好现在就把它摧毁，趁着目前有这个难得的借口。”
对“狼庸医者”们来说，华人病患与其说是需要被救助的疫情受害者，倒不如说是像老鼠一样可恶的祸根，而他们觉得，老鼠是可以捕杀的。华人却只能隔离、驱赶，而他们更希望的就是让华人自行消亡。
百年在美华人的
夹缝生存
根据1900年旧金山人口普查的记录，那时的旧金山，华人总数不到区区1.4万人，竟不到1890年32119人的一半(美国迄今仍以10年为周期，进行人口普查)。这里面只有十分之一是“归化”了的华裔公民。华人人口的下降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处心积虑排华的结果。1879年，加州宪法明文写道，称华人为“不受欢迎”或“不良人群”(undesirable)的代表。当时的加州法律禁止使用担挑，禁止燃放鞭炮，禁止敲打铜锣，也禁止外籍人员购置固定产业。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史无前例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Act)，明文禁止华工及其眷属入境，华人移民亦没有资格归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92年，美国实施延续禁止华工人境十年的《基瑞法案》(GearyAct)。这些法案不但将排华的期限一延再延、内容也愈发严格。1900年春这一场假想中的“瘟疫”，更是被人作为用来铲除华人最大聚居区的好时机。地产商和投资商们，也早就对华人占据的这块处于旧金山中心地段的土地觊觎已久，想趁着瘟疫的机会把中国人迁走，然后重新开发，大赚一笔。
当时旧金山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台山及附近的五六个小乡镇，势单力薄，一旦遇到什么危机，就得依靠设在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来周旋。中华总会馆是“闽省六邑”会馆的联合，差不多是华人非正式的自治机构了。中华总会馆出钱，雇佣了白人医生和律师进行独立的诊断和调查。他们每每要赶在卫生官员找到病人或尸体之前进行血液检测，否则卫生官员会将病人收走，将尸体解剖，并罗织新的罪名，展开另一轮诬告。虽然外交方面有清廷派驻美国的“外交使节”――时任“使宪”(大使)的伍廷芳和何佑(旧金山“总领事”)出面，可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不拿咱大清国当回事儿，特别是在1900年，国内“义和团”大闹清廷的多事之夏，大清朝廷自身不保。
幸好洋人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还包括了被华人们戏称为“佛珠”(佛朗斯-加特利)的几个受华人雇用、为华人说话的医生，还有几个具有同情心的教会人士，以及被华人寄予厚望的“青天大老爷”―加州临时州长亨瑞・笛福德・加格(HemyTifftGage，1852-i924)。其实，加格作为临时立宪州长，远没有特别关照华人的肚量，只是担心破坏了旧金山作为西海岸繁荣的象征。白人商业团体由于害怕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而不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所以也反对联邦卫生官员的做法。
不过，当时的华人的确也拿起了法律武器，控告卫生当局种族歧视。约瑟夫・金源和他的上司――美国公共卫生署总监、预防总医官沃尔特・威曼(Walter Wyman，1848-1911)实施的一些控制公共卫生的铁腕手段，包括隔离措施、强制注射疫苗，最终都被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裁定为种族歧视。直到1904年的2月发现最后一宗鼠疫病例为止，瘟疫风波才告一段落。
美国首家华人
“医馆”开业
在整个19世纪，尽管市政当局一直把华人视为对城市健康的潜在威胁，旧金山华人却不被允许进入旧金山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看病。从1870年到1882年，华人总数占旧金山人口比例曾经从5％增加到8％，然而华人在全市医院的
病患求医者比例，却还占不到0.1％。
1900年春，旧金山的萨科拉曼多大街(Sacramento Street)上，华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医院――南华医局。1900年3月3日，南华医局成立，成为在整个旧金山县、市唯一向华人开放的医疗机构，里面既有白人西医，又有华人“郎中”。这不啻于一桩重大事件，《华洋新报》上屡次登出“告白”，开列章程，鼓励华人前去就医寻药。在医师名单里，中国的医师都被称为某某“先生”，洋人医师被唤做“铎打”某某。“铎打”是英文“医生”(doc－tot)的音译，用广东台山粤语念便成了“铎打”。医院明文规定：每出诊一次“支付利市银二毫五仙”、“洋医师每次支银五毫”。也就是说。洋“铎打”比中国“郎中”要“贵”出一倍。
联邦政府和旧金山市的“狼庸医者”却竭力贬斥那几位白人同行，因为他们被华人所雇用；联邦医官约瑟夫・金源骂那些替南华医局效力的白人医生为“吸血鬼”，指责他们贪图中国人的金钱而置公共卫生之“大义”于不顾。“吸血鬼”之一的欧内斯特-S・皮尔斯伯里(Ernest，s，Pillsbury)医生则公开指控约瑟夫・金源，捏造证据以陷害中国人，说金源向旧金山市议会提供的病原体证据并非来自华人居住地，而是偷偷从印度孟买携带进美国的。毫无疑问，
“狼庸医者”们视南华医局为眼中钉，总想借歧视华人的“公共卫生事业”为由，恨不得将其拔除而后快。所谓公共卫生里的公众，指的是白人的公众。
旧金山的南华医局开始有效地服务当地华人社会，一直到1906年那场著名的旧金山大地震，医局毁于地震和火灾，才一度停办。1925年华人在南华医局的原址上成立了“南华医院”。从此以后的近百年中，这家医院一直作为华资的独立医疗机构，为旧金山的华裔人群服务。
从华人跻身于旧金山自1849年开始的淘金热后，中国人所居住的这一部分区域，始终就被描绘为“被拥挤、肮脏的中国佬们长期窃据的一个都市痼疾，一个永久的病原体滋生地和败坏道德的巢穴”。如此种族歧视的论调，一度在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白人公众的头脑里根深蒂固，而他们恰恰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贫穷、拥挤和脏乱，正是白人们长期的种族歧视、限制政策造成的直接恶果。当一个族群被剥夺了争取富裕、宽敞和清洁的生活空间的权力，它只能被迫在贫穷、拥挤和脏乱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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