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壬辰山水八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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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是19、20世纪间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书画印艺术巨擘。倘若说我们要推举出一位，并且是唯一的一位彼时代表性人物的话，我坚信，吴氏是不二的人选。记得在20世纪末，有几次很有规模的民间推举世纪“十大”书画篆刻家的活动，书、画、篆刻单项中的人物或多有出入进退，而吴氏则在这三个领域里皆居首位或前列，无可争辩地成为三者聚一的大师。仅此一例，也有力地支持着我上述的观点。

海内外都颇具共识地把吴昌硕视为是那一时期的书画印旗帜，每得其一字、一画、一印皆视若拱璧。不过我在年轻时即在心中存有一个“迷”，若是能起缶翁叩问，真想知道，在这珍宝似的大宗书画印作品里，哪件又是他自许的最爱呢？这是一个缭绕于胸数十年而不能释怀的心结。我曾自忖，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然而，转机自天而降，从读到了他壬辰（1892年）49岁时所绘的《壬辰山水八纸卷》（以下简称《山水八纸卷》），我终于豁然开朗。

此卷当是缶庐一生画作中的首爱、最爱。这一气呵成，又似信手拈来的《山水八纸卷》，的确是怡心养眼的绝品。看这从容洒脱的线条，令人齿颊留香的至美艺术；看这古苍峭峻的皴法，提炼了江南山水特具的清丽；看这润洁郁的墨法，或明晦、或阴阳，若烟岚、若岫云、若曦露，包裹着天与地的灵性；看这卷纸移景所换的构图，源自万壑千川，却包裹着画、印、词、书四美一通的精妙契合。看，那以简胜繁的剪裁取舍；再看，还有那诗心文胆般的文学内涵。无不令人惊奇之笔墨、襟怀、韵致、禀赋，岂是先贤石涛、所能专美和笼罩的？

这《山水八纸卷》的诞生，宣告了一位划时代大画家的横空出世。笔者深信，聪慧而谦恭的老缶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不愿沾沾自喜地去挑明罢了。其实，不以言辞挑明，而他对此卷的钟爱乃至投入之心力，以及偌多名士的褒奖为他所接纳，也应该是一种最明白、最有力的挑明了。言而至此，笔者称此卷为缶老的最爱也就进一步得到坐实了。

或曰，对缶庐50岁时的处子作，何以有如此的评价。这是否意味着其之后的山水画不如先前呢？

其实，艺术品的创作并非总是后胜前、今胜昔，越老越佳的。世载王羲之47岁书《兰亭序》，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也曾重书多遍，然皆自叹不如初书，就是一个例证。艺术，那鬼使神差的“五乖五合”，往往不可思议，而又实实在在地呈现出奇迹。可见《山水八纸卷》亦堪称是这等奇迹。

吴昌硕在壬辰十二月创作这卷八纸山水，即不寻常地延请彼时的词坛盟主朱孝臧题了诗词八首。在此卷装池后的翌年，缶庐即携此卷在苏州、在上海，乃至长江舟中叩请当时文坛名公巨硕逐一诗题，开启了漫长的诗题之旅。自癸巳（1893年）初秋到丁卯（1927年）冬初，即缶庐谢世前一月，历时达34年。所署名士计有杨岘、郑孝胥、王国维、陈三立等22家。此卷的确是缶庐不须臾去身、视同生命的法物了。从诗友诸宗元的题记中可知，“戊申（1908年）客吴下，初与缶丈相见，即出示此卷”。戊申年，翁65岁，且素非好显山露水的浅薄之人，初次相见，就开匣展示此卷，共赏共乐，陶醉于是，这举动，这心境，足见此卷在缶庐心中之地位。这也是缶庐对待自创画作中绝无仅有的范例、孤例。

此卷在缶庐仙逝后，其哲嗣东迈先生于辛未（1931年）重加装池，又陆续请来诸宗元、冒广生、夏敬观、吴湖帆诸家续题，下限至解放后的1955年。也许是之后的大气氛不宜张罗此等雅事，则中止。然而，这二十八则题记上下越六十余载，既是对缶庐艺事的博大精深的品评，也为缶庐此卷平添了人文的历史感、厚重感、体积感。

记得在笔者孩提时，常听长辈们聊艺，每称缶翁精于花卉而不谙山水，生平山水都为他人。这坊间传言也曾误导我多年，然此卷在目，拨乱反正，无可辩驳地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山水八纸卷》作于49岁，缶庐尝言，他是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五十学画”，并非如历来学者所称是一味自谦，拙以为，这自谦中是不无自负的。这“五十”是标志着自己的绘画已达到足可问世示人的自信和成熟。而此《山水八纸卷》正是开闸弄潮的曼妙初澜。值得指出，这件山水卷，曾出版于1929年，即缶庐下世后的第一本珂罗版书画册里，然在题跋中则删去了高邕、王国维的两则题记。其实，高邕的一段诗题是至为重要的，高氏诗题称：“缶庐金石家，五十学山水，昨在李中，一挥得八纸。天生横行笔，今古皆不是，闯入大涤堂，吓得石涛死。”又谓：“苍公今年忽画山水，此卷不学石涛而有石涛韵度，展玩数过，乃知此老胸中未易窥测。”与其特熟稔的高邕，说他今年忽画山水，而且是在他的寓所里带着惊讶和赞佩的神情看着缶庐即兴挥就的。事实上，从此卷山峦的用笔、运墨、皴法、意趣上考察与其同时的花卉画风是完全一致的。或可如此说，他的山石技法，配之以花卉则为顽石，配之以“寸树豆人”则为山峦，的确是缶庐自造的佳作，证明了“”传闻之苍白无据和不攻自破。我们再退一步从心理上分析，若此卷非缶庐所绘，非自己亲生的“宝贝”，岂会如上所述，视为生平长物，钟情有加？此卷足以向世人表明缶庐是精于绘山水的，是不屑借手于人的，只是平生不多作而已，然正因为不多作，而又妙笔偶得，故益“敝帚自珍”了。

此卷在今日的再度付梓，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可供阐述。一是，当今有些博物馆里袭藏有缶庐的山水画不乏赝品，若《听松》一图，笔者至少读到一横一竖的两件。彼两件曾引起学界的争议，多谓一真一假。而依笔者考察，彼两件皆为以此卷中的《听松》为粉本的赝迹。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类作伪当在此卷1931年“重装”过程中被摹出欺世牟利。

二是，为此卷题记者皆是饱学之士，他们由自己的审美而对缶庐的画作了各自的品评。若朱孝臧谓：胸吞梦泽云，腕有清湘鬼；若杨岘山谓：画好一雪个，书工双阳冰；若万钊谓：开卷石涛僧，诗笔双；费念慈谓：缶庐落笔有真趣，水墨自得天机深；周星诒谓：画趣苍莽古雅，妙得雪个石涛之神，昔人所谓士气，足以当之；高邕谓：天生横行笔，吓得石涛死；凌霞谓：偶然学山水，有意与无意，画笔如神龙，掉弄作游戏；金尔珍谓：尺幅论万里，宗派混南北；沈瑾谓：缶翁作画一身胆，着墨不多势奇险；章钰谓：倔强荒古，此作者真面目也；王国维谓：逸奇磅礴。

综上所论，论其师承，或石涛、朱耷，或徐渭，北派、南宗，皆有本也；论其气格，或士气，或古气，或逸气，或大气，皆高格也；论其自运，贵在具胆气、有真趣、得天机……是从诸多的视角剖析着缶庐的精湛绘艺，这些大家们的睿见卓识对于吾辈的赏画识人是大有启迪的。然而，审美又总是有其时代属性的。其实，对吴氏艺术的研究远未终结。以笔者之见，若是跳出以画论画或以文论画的视角，我以为吴氏的最可贵之处，则在于身处列强辱我，国弱民蔽时，吴氏的画艺、书艺、印艺如沉寂中的惊雷，如黑暗中的电闪，如寒夜中的烈焰，如死水中的涛澜，拒靡糜、远委顿、挟风雷，顶天立地地造出雄浑高亢、盘搏激越、濯古出新的非凡气概，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国人、对社稷有着潜移默化的奋进、向上、自强、鼎革的精神影响。文以载道，艺以载道。这或许不是空穴来风的牵强附会，我总这样认为。

吴昌硕（1844-1927）

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等。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为“后海派”的书画代表。吴昌硕其画，笔墨极具金石古韵，气魄宏大，一振晚清画坛委靡干枯之风，开现意画派新气象，陈师曾、王一亭、沙孟海、王个、诸乐三等皆了其门墙。依其画迹变化，他初从赵之谦，上溯扬州八怪，以及石涛、、陈淳、徐渭，尤以金石书法笔法入画为其擅长，并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