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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购销的重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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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易大厦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距重庆市地标建筑解放碑仅百米之遥。这里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也是整座城市最繁华的所在。

然而,当《中国医院院长》记者步入位于大厦二层的重庆药交所时却发现,分列两侧的客户服务部、药品交易部、医疗器械交易部等窗口前人员稀疏。交易大厅内的键盘敲击声,与大厦之外的热闹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繁华”与“寂静”,这两个原本相反的词语,用来形容重庆药交所却最合适不过。在2009年建立之初,重庆药交所便被媒体誉为颠覆药品传统采购模式的标杆,其身影从未远离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药品采购价格降幅平平的实际效果,却也让其贴上难负盛名的标签,隐没在各地的药品招标模式改革中。

重庆药交所提供了医疗机构自由组合采购的平台,但在现有政策下,医疗机构没有动力抱团与医药企业展开价格博弈。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曾在重庆药交所考察之后说:“你们走得太早了,公立医院改革都还没真正开始”。

医院重拾议价权

“综合评价,我觉得重庆药交所最大的成效在于改变了药品的流通方式。”采访伊始,重庆药品交易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刘高清便直截了当地亮明观点,“这种改变的意义来自多方面,政府监管更加超脱了;企业从投标中解放出来;最为重要的是,医院重新获得了议价权。”

2010年9月29日,中国首家药品交易所在重庆正式开业运行。重庆药交所颠覆了传统的采购模式:药厂通过交易平台药品信息;医院根据需求与药厂在电子交易平台进行谈判,签订电子采购合同,明确数量、质量类别和价格。医药公司从之前的推销商演变成药品物流配送方。在买卖交易达成后,由医药公司将医药产品配送至医院。

在重庆药交所模式下,医疗机构、药企、商业公司这买卖配三方,实现了“自由恋爱”。在刘高清看来,这是一种极大的创新。相对于国内各省(市)的集中招标模式和国家现有政策,重庆药交所实现了突破,集中招标的概念在药交所模式下不复存在。

在此过程中,重庆市药品流通各个参与方的角色发生了显著改变。“政府部门每年组织招标采购,耗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很大的精力浪费在重复性的工作上,组织操作者也面临着很多风险。”例如2010年重庆市药品招标办公室原主任邓先碧因收受药企礼金而锒铛入狱,政府包办的药品招标腐败案不断。刘高清告诉记者,在重庆药交所成立之后,行政力量通过建章立制来不断完善规则设计和执行监管,“政府部门洒脱了很多。”

这种变化也受到了药企的认同。“重庆药交所模式下最大的改变是解放了药企,药企不需要像之前那样面对招标了,确实轻松了很多。”重庆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群肯定了这一点。此前,他曾因为重庆的药品招标问题而把当地卫生局送上法庭。

“重庆药交所将参与交易的商品成交价悉数对公众开放,这让所有参与交易的医疗机构在采购时有了底气。”重庆市某医院院长告诉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医院不小心购买到价格过高的药,而信息化的监控体系也让医院采购高价药面临风险,“我们确实获得了议价的权力,但至于议下来多少,另当别论。”

事实上,重庆药交所最大的突破之一,还在于医疗机构重获药品采购议价权。在传统的集中招标采购模式下,医疗机构的自主招标权被剥夺,并被要求必须严格执行省级招标价格。2010年,原卫生部等七部委还联合制定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明文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然而,尽管卫生部门曾多次发文禁止医疗机构“二次议价”,但各地或明或暗的探索从未停止。

2005年,上海闵行区重塑药品供应体系,开创了最具争议的“闵行模式”。在该模式下,卫生部门通过替代全区所属医疗机构集中采购药品,在上海市招标范围内组织专家对药品“二次遴选”,供应商对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批量作价。据了解,折扣率最高的品种甚至达到中标价的30%。

不过,无论是“闵行模式”还是“高州模式”,其制度设计者都拒绝了社会上对于其“二次议价”的说法。其原因就在于要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

重庆药交所颠覆传统药品流通规则,使得医疗机构重获议价权,着实让各地的医疗机构羡慕了一把。

温柔的议价

在重庆模式下,尽管医疗机构重拾议价权,但药品采购价格的降幅却并不显著。

记者在拿到的一份“重庆地区议价成功药品名录”中看到,多数药品的成交价在经过议价环节后,下降幅度在0.1元之下,也有部分药品成交价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招标价。以齐鲁制药5ml规格的依托泊苷注射液为例,在重庆地区的挂牌价为13.07元/支,成交价为13.06元/支,而该药品2012年度在吉林省一县级医院的中标价为 9.80元/支。

议价因何能力与动力不足?为何医疗机构仍偏爱高价药品?这类问题成为重庆药交所平台下,外界不断质疑的问题。刘高清也在很多场合面对过这些提问。“一个交易所只是采购环节的创新,但不能把医改的所有问题让一个机构来承担,这个责任太大,而且也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在重庆药交所模式下,价格还是不能议下来。因为重庆取消了招标制度,但根据采购价加价15%的政策仍在。医院根本不愿意把价格议下来。”九州通集团业务总裁耿鸿武如此表示。

据记者了解,重庆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有180余家。但药品零差率改革只是几所公立医院在试点,其他医疗机构除了基药外,所有药品仍是按照购入价加成15%销售。多数医疗机构缺乏议价动力,某医院院长直言,“医院也要经营啊。”

据重庆药交所自己介绍,重庆药交所出现以后,重庆市药品成交价与比招标采购时医院采购价平均下降28.07%;某些单一品种的价格处于稳定状态,这部分占总交易量的14%;而占交易量86%的药品,都是要通过议价的。

“现在重庆的药企顾虑其在重庆把药价降得太多,从而影响在其他省市的药品价格。”重庆药交所发展战略研究部部长赵鹏告诉记者,“重庆药交所其实并非想把药品价格压到最低,而是想通过市场使药品价格回归合理。”

显然,若药品在重庆形成价格凹地,重庆周边省市甚至国内其他地区将会找到参考,这让企业心存顾虑。因此,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医院院长告诉记者,“药企形成了联盟,我们很难议下价来。”

重庆市从2009年开始探索医保付费总额控制;2013年起,对年统筹基金支付额在15万元以上的职工医保和10万元以上的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面实行付费总额控制结算。

记者在当地某医院与医保部门签订的医疗服务协议上看到,医保总额及住院次均费用、住院统筹报销率等指标,均设定了严格比例。

而在当地医疗机构负责人看来,当前努力的方向是如何争取“医保的大盘子能分给自己多少”,同时也表达了将来开展成本节约的担忧。“医保的预付制跟药品关系不是太大。全民医保预付制以后,所有药品使用按照规范来做。医院要是不够了,可以找医保中心进行诉求。”当地某位医院负责人如此表示。

期待改革扩面

在刘高清看来,药交所能否进一步发挥降低药品采购价格的能力,还取决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宏观改革。“从长远而言,公立医院改革、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医保支付制度改革,都影响着重庆药交所的前途和命运。”

刘高清告诉记者,重庆药交所阳光公开的机制让很多问题变得更清晰,把相关问题反映给重庆市有关部门,帮助医院呼吁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医疗服务定价调整、医保预付制的推行,以及以药补医机制的改变,这些政策的健全会使重庆药交所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届时,医疗机构的分散采购便会自发形成抱团采购,进而形成采购联合体。“美国就是采取此类委托方式进行药品集中采购的。”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宪法告诉记者。

“随着买方市场的扩大,这种价格发现能力会越来越强,甚至将来其他省市的医院也来参与采购。这样重庆药交所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变强。”赵鹏告诉记者,重庆药交所的长远目标是成为西南地区甚至是国家级的药品交易中心。

不过,如同重庆药交所试图发挥作用有赖于重庆医疗体系的改革一样,重庆药交所若试图走出重庆,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发挥影响,仍有赖于全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

“我们现在遇到的难题是,不可能在国家大的药品采购政策未做根本性改变前,彻底颠覆传统的药品采购模式。力度过大就会形成特区。我们要与顶层的政策方向保持有效的衔接,确保药品市场的稳定。毕竟药品不是由重庆一个地区生产,而是来自全国的药品供应厂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刘高清表示。

再者,改革要与国家未来的方向相配合。公立医院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健全、医院收费制度、财政补偿机制、人社支付制度改革等,都要跟上,光在药品采购环节单兵突进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即使知道一些事情该怎么做,但也要和国家大层面的改革步调保持相对一致,孤军奋战不可能取得改革的胜利。”刘高清如此表示。

刘高清的感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的无奈颇有几分相似。

在陈勇看来,尽管医院有控制药品费用的动力,希望买到质优价廉的药品,但受制于整个市场环境而望洋兴叹。“尽管我们5家试点医院的利益诉求一致,但仍无法与整个医药环境相抗衡。一定需要大多数医院都有买便宜药的动力,招标采购才能撼动医药企业的价格联盟,实现降低价格的目的。”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尽快在全国推行医药分开。” 陈勇解释,在医药分开基础上,调整利益机制,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集中采购发挥团购力量,进一步压缩药品价格,达到降低药品价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