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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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最主要的礼学专著，历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文章在对《礼记质疑》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不赞成对该书过分地贬斥，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疏失，但其中言之成理的意见亦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该书于治礼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意见（观点）。
[关键词] 郭嵩焘；礼记；礼记质疑
[中图分类号] B25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19―05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曾积极帮助曾国藩治军。“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郭嵩焘代表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西方人士对他评价很高，说“郭氏已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il 4，1879，P.291）。后乞病归，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中庸质疑》三卷，《校订朱子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徵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郭嵩焘逝世。《清史稿》本传.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73-12475页。
郭嵩焘的礼学专著，主要是《礼记质疑》，此外还有《校订朱子家礼》。另有一些讨论礼制礼学问题的短篇论文。本文拟研究郭嵩焘《礼记质疑》的得与失。
一《礼记质疑》其书以及相关的不同评价
据《礼记质疑・自序》，到写自序时（光绪十六年）《礼记质疑》已“成书二十馀年”《郭嵩焘诗文集・文集》卷三.
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页。。则实际成书时间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之前。这与自序里说的攻读“戴《记》”及相关之书（譬如“船山《礼记章句》”）始于“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时间范围相合。盖郭氏攻读“戴记”及相关之书，思考有关问题（如同自序所说“乐发其疑”），而后进入《礼记质疑》之撰作，到同治九年之前成书，用了十八年；再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思贤讲舍始印行此书，又过了二十年。从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到光绪庚寅（公元1890年），前后三十八年方问世，《礼记质疑》在郭嵩焘诸多著作中无疑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郭嵩焘为思贤讲舍印行的《礼记质疑》特意作了自序，对这个过程做了回顾。《礼记质疑自序》是体现郭嵩焘礼学思想的文章之一。该文有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说戴《记》其书的旨趣，其二是说《礼记质疑》的旨归。他说：
凡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之义趣也；二经所未具，亦常推广而补明之……其言列国时事，多与《左氏》异同，要以发明《春秋》之义例，以著礼之大经；诚欲上考古礼，必此之为涂径也，而拘牵文义、交午格亦多矣。《郭嵩焘诗文集・礼记质疑自序》.岳麓书社1984年版，岳麓书社1992年版《礼记质疑》，前亦附此自序。
这里所谓“戴《记》”，指汉戴圣编辑的《礼记》，所谓“二经”指自序前面已经言及的“《仪礼》《周官》经”。郭嵩焘认为戴《记》的内容都是为阐述《仪礼》、《周官》两经大义而发的；如果两经还有并不具备而又应该强调的大义，戴《记》则予以发挥并加以补充。戴《记》牵涉的列国时事，则与《春秋左传》有异有同，其大旨以宣扬《春秋》义例、周礼大义为归。这样说来，要追溯古礼，就必须明白戴《记》的含义；而戴《记》中可能有某些不容易说通，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
这篇自序下文说到郑玄传经之功（包括注小戴《礼记》的贡献），说到“汉学”与“宋学”，而“嵩焘区区，时有疑义，一准之经，以校注之有合与否”，这就是《礼记质疑》之所以作的缘故了。他还说到：
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周秦间儒者为之。其言非尽纯也……嵩焘于此粗涉其藩篱，所以乐发其疑，将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
《礼记质疑》.岳麓书社1992年版，前附郭嵩焘自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戴《记》为什么而作已与前文不完全相同了。前文说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仪礼》和《周官》）之义趣，这里说“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依礼学界共识，《礼经》就是《仪礼》。郭嵩焘这里的说法，其实比前文准确。前文表示过对朱子的尊重，而朱子《乞重修三礼子》有与郭嵩焘相似的观点。《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七也载有朱子关于《礼记》与《仪礼》关系的论断，如卷八十七说“《礼记》只是解《仪礼》”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00页。。又，郭嵩焘谓戴《记》一书是“周秦间儒者为之”，这就告诉我们：在郭嵩焘看来，戴记应该算先秦之书，而不应将其整体视为秦汉之间出现的书，更不应视其为汉人之书（譬如汉武帝或汉文帝时期才有的书）。这与现今很多人的看法是大体一致的。二戴辑《礼记》大体为先秦文献，但其中有少量的文章为秦汉人羼入，这是长期以来礼学界的共识。而郭嵩焘谓戴《记》“其言非尽纯也”，也就表明了他对此书的评判，这与前文谓戴《记》“拘牵文义、交午格亦多矣”相呼应，无怪乎郭嵩焘该书有时候表示的是与戴《记》不一致的意见。
民国时期，有学者在为集体编辑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礼记质疑》写提要时，发表过肯定《礼记质疑》一书的评价，值得我们注意：
是其学兼存汉宋，无所依阿。是书虽以郑宋之说为主，而一字一句皆沈潜反复，绎乎礼文，以求乎心之所安。其有注疏未当者，则援据群经，稽核六书，而为之说。故全书中有以朱说易注者，有以朱说易疏者，有兼存注疏而不取宋儒之说者，亦有独抒所见者。于郑学之卓然者，阐扬申绎，几无复遗。以至宋人之精义，亦多采取。是其平心衡量，无门户骑墙之见，无攻击争胜之心，治学态度尤为难得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上册.
中华书局1993年第1版，第565页。
显然，这位不知姓名的前辈学者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一书有褒无贬，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编定的《续修四库全书》也将郭嵩焘《礼记质疑》收入。沈文倬先生在为《续修四库全书》收入的郭嵩焘《礼记质疑》一书写的提要中说道：
郭氏之学，植根未深，研习未熟，早岁勇于求仕，向学之日殊；晚年显宦退处，读书论学为娱老计，未中肯綮，率尔评骘，遂有得亦有失焉。大判言之，宏纲巨目，放言高论，时或得其一二……然于稍涉艰深之篇，既少搜讨之勤，又乏剖析之功，举其“游牝”、“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中国经学》第七辑《清代礼书提要三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
这个“提要”贬斥居多，肯定的成分少得可怜，与前文摘录的民国学者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的评论恰成鲜明对照。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治礼的主要撰作，对该书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对该书的评价，关系到能否对郭嵩焘礼学成就做出准确的评价。这就需要读者深入钻研戴《记》之精神，深入分析郭嵩焘该书把握戴《记》的程度，全面而恰如其分地评判该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肖永明，陈冠伟：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沈文倬先生无疑是当代经学界和礼学界的权威，民国年间那位对《礼记质疑》做出评价的学者想必亦非等闲之辈。前者对郭嵩焘的《礼记质疑》贬斥居多，认为“举其‘游牝’、‘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后者则对《礼记质疑》完全肯定。而究竟谁的看法更准确呢？下文将从《礼记质疑》中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郭嵩焘之是与非，并据以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的成就做出尽可能恰如其分的评判。
二《礼记质疑》的可取之处
戴《记》第十一篇《郊特牲》云：“朝觐，大夫之私觌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行也；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郑注：“其君亲来，其臣不敢私见于主国君也。以君命聘，则有私见。”孔疏：“此一节论大夫从君朝觐行私觌非礼之事……朝觐，谓君亲往邻国行朝觐之礼。大夫从君而行，辄行私觌，是非礼也……既从君而行，不可私觌；若专使而出，则可为之，故云‘大夫执圭而使’，谓受命执圭专使邻国，得行私觌，所以申己之诚信也……当周衰之后，有臣从君而行，设庭实私觌于主国之庭，作《记》者记之：庭实私觌何得为乎诸侯之庭？讥其与君无别也……云‘以君命聘则有私见’者，解经文‘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约《聘礼》有私觌，故云‘以君命聘则有私见’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五.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7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于此有如下的解说：“嵩焘案：《仪礼・聘礼》宾及上介、士介皆有私觌，郑注：‘以臣礼见也。’盖聘礼致命以宾礼为君致敬，私觌者，所以自致其敬也，皆有庭实。《觐礼》无私觌，诸侯北面觐天子，自执臣礼，无所容其私觌也……诸侯之大夫不纯臣于天子，故亦为之私觌；而从其君以朝觐则义系之其君，而以私觌上干天子，故曰‘非礼’……”《礼记质疑》卷十一《郊特牲》.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00页。郭嵩焘对《礼记・郊特牲》“论大夫从君朝觐行私觌非礼之事”一节的解说，联系到《仪礼》的《聘礼》和《觐礼》；而郑注孔疏于此仅仅联系《聘礼》，思路较为狭窄。孔疏谓《聘礼》有私觌，郭嵩焘谓“《觐礼》无私觌”，都是对的。郭嵩焘又说：“旧注泥《聘礼》之文，展转求通，疑非经旨。”可是经旨究竟是不是郭嵩焘说的那样，郑孔郭都尽可以发表一家之言。郭嵩焘用所谓殷道、周道解释经旨，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他敢于怀疑旧注，提出联系《觐礼》理解《郊特牲》相关经文的思路，后世读者应予理解，起码也该容忍。
其实早就有大学者对传统经注疏表示过异议。王伯申说：“‘执圭而使’谓聘，非谓朝觐也，不当属之朝觐。‘朝觐’二字下，盖有言朝觐之礼者，而今脱去矣。‘大夫之私觌’以下，则以聘礼言之，不蒙‘朝觐’为义。郑注牵于‘朝觐’之文，乃谓‘其君亲来，其臣不敢私见于主国君’，非也。朝觐乃诸侯见天子之礼。诸侯相朝，无称‘朝觐’者，不得强为迁就也……正义谓覆明从君而行，不敢行私觌，非也……且经意谓聘礼不敢私觌，以明人臣无外交之道。若云‘其君亲来，则其臣不敢外交’，岂其君不来，遂敢于外交乎？失经意远矣。”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没有人批评王伯申这里对经注疏的怀疑一无足取。朱武曹撰《礼记训纂》卷十一于此即引王伯申《经义述闻》为说。《礼记训纂》.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页。可见郭嵩焘对旧注疏提出不同意见亦可供参考，不足为奇。
戴《记》第四十四篇《昏义》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郑注：“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时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一.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1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卷四十四末，判断郑注“疑为夏制之误”，是很有见地的。他批评说：“《周礼》，六官皆卿而兼上大夫，而自周初三公皆六卿兼官。《考工记・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郑注：‘六卿三孤为九卿。’三孤，三公之佐……六官之职始备于周，其三公以下，或兼官，不必备设，亦如‘九嫔’、‘世妇’之以兼职为名（说见《曲礼》）。记礼者取以三相函之义，约略为之辞，正不宜以名数限之。郑注疑为夏制者，非也。”《礼记质疑》卷四十四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05页。朱武曹《礼记训纂》卷四十四即引《周礼》为证《礼记训纂》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0页。。沈文倬先生说过：“《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不可能为某一个人所凭空造作……其中所记，绝大部分是当时实施的制度和实用的器物。”《文存・孙诒让周礼学管窥》.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02页。《周礼》所记六制大体可信。戴《记》第四十四《昏义》牵涉的职官制度与周制相合，郑君谓其“似夏时”，诚如郭嵩焘所言，“非也”。
注疏不止一处把经文说的情况推测为“殷制”或“夏制”，有时用相类的判断以为搪塞，《礼记・昏义》郑注“似夏时也”云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早有学者注意到此类情形。郭嵩焘并不轻信注疏，这里也是一个例证。
戴《记》第一篇《曲礼上》：“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郑注：“昏礼凡受女之礼皆于庙为神席以告鬼神，谓此也。”孔疏：“……谓嫁女之家受于六礼并在于庙布席告先祖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一.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1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一说：“今就《昏礼・记》之文求之，可推见者亦有数条。其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明言亲迎之期质明告庙也。其纳吉曰‘……某加诸卜，占曰吉’，卜必于庙，卜吉即告庙也。《仪礼》之文不具者多矣……”《礼记质疑》卷一.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6页。
收入沈文倬先生大著《文存・述礼》的第十篇为《士昏礼文多不具说》《文存》.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36页。，沈先生又推而广之，证成“《仪礼》文多不具说”。沈先生为治《礼经》大家，他总结的“《仪礼》文多不具说”这一条规律，启迪学治《礼经》者思索礼籍与相关文献的容量，为功至钜。然而郭嵩焘揭示“《仪礼》之文不具者多矣”在沈先生之前一百多年，不能说沈先生的“《仪礼》文多不具说”与郭嵩焘的同一类说法毫无关系。可是沈先生为郭嵩焘《礼记质疑》作提要的时候，将郭嵩焘之书贬得很低，未免有些令人不解。
上世纪80年代，沈先生在发表“《仪礼》文多不具说”之前，应该尚未知道郭嵩焘或别人早已有相类的说法或观点（郭嵩焘之前是否还有人持有相类说法或观点，应待研究后再做结论）。至九十年代翻阅《礼记质疑》时，沈先生恐并未一字不漏，先引起他注意的是《礼记质疑》中关于“游牝”、“书数”二释的文章，而沈先生对《周礼》《礼记》及其他文献中关乎“游牝”、“书数”之类的文献确实素有研究《文存・“执驹”补释》.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28-738页。，所以对郭嵩焘相关的议论能够立刻判断是非，并据此即对《礼记质疑》一书作出了偏低的评价。然而沈先生说“郭氏之学……举其‘游牝’、‘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即使以思辨方式论，如此以偏概全也不一定妥当。就算郭嵩焘书中“游牝”、“书数”二释一无是处，《礼记质疑》却不等于一篇“游牝与书数论”。
再稍做考证，可知民国年间学者为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礼记质疑》做的提要不完全是谀颂，该文集中了包括番禹陈澧、吴县潘祖荫在内的一批学者的意见，绝不是与郭嵩焘有私交的某一个人献给朋友的廉价的颂歌。譬如陈澧，其经学、小学成就世所公认。他赞许郭嵩焘“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称“其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昔之经师所未有也”《礼记质疑・陈澧序》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页。。这不是一个学者能随便说得出来的恭维话。
三《礼记质疑》的疏失
郭嵩焘的《礼记质疑》，固然取得了较高的礼学成就，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戴《记》第四十四篇《昏义》云：“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孔疏：“此一节明亲迎之时父之醮子，明迎妇之节。‘父亲醮子而命之迎’者，谓父身亲以酒醮子而命之亲迎也……‘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者：主人，女之父，以来亲迎，故拜迎于门外，以敌礼待之。‘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者，主人就东阶，初入门，将曲揖；当阶北面，揖……于时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户外之西，南面，既拜讫，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于母左，父西面诫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诫之。是亲受之于父母，但‘亲受之’非是分明手有亲受，示有亲受之义，故云‘盖’以疑之。”《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一.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0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于此发表如下的议论：“疏意主女之父母言之。是时已出，而女之父母自诫其女，不得言亲受……经于《昏义》详之受昏，以为正家之本，而不详诫女之文。承命以迎，升堂，奠雁，行之女家者，一以父母之命临之，文气紧相关合。孔疏误。”《礼记质疑》卷四十四.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03页。这里戴《记》第四十四篇《昏义》有“盖”字，孔疏为“盖”字之由来做了解释。究竟是“孔疏误”，还是郭嵩焘判断有误呢？郭嵩焘引孔疏之文有失必要的完整性，据之判断“孔疏误”，由是不能不令人生疑。本来是女亲受之于父母之命跟在后面走了，《昏义》用“盖”字，似乎亲受之于女方父母之命，这样理解也没有什么讲不通。所以这里是否可以这样说：直接判断“亲受之于父母”固然不妥当，然而像孔疏那样对戴《记》中的“盖”字作出解说，读者完全可以作出判断，相信孔疏本来是知道戴《记》的实际含义的。朱武曹《礼记训纂》于此引孔疏，并不以为孔疏这里有误。《礼记训纂》.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7页。郭嵩焘判断“孔疏误”，未免太直。
小戴辑《礼记・檀弓下》云：“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于祖父。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归也。”
郑注虞为丧祭，卒哭为吉祭，又说：“既虞之后，卒哭而祭……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为成。”“末，无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礼》所谓‘他用刚日’也。其祭，祝曰‘哀荐’，曰‘成事’。”孔疏：“虞、卒哭及，皆据得常正礼。此经所云，谓不得正礼，故谓之‘变’，以其变常礼也……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丧服小记》所云‘赴葬者’‘赴虞者’……速葬速虞之后，卒哭之前，其日尚赊，不可无祭，谓之为‘变’，其既虞之后变礼而之吉祭也……既虞比至于以来，必于是日接，谓于是三虞、卒哭之间刚日而连接其祭，谓恒用刚日。所以恒用刚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亲每一日之间无所归依。”《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九.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2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于是有如下的议论：“郑注于礼无徵。敖继公《仪礼集说》：‘三虞卒哭，谓三虞遂朝夕之哭……不用柔日而用刚日，故谓之他……云“遂”者，以其与葬事相属也。荐在三虞之夕，来日旦明庙，荐于寝以告之。’详考诸经之文，敖氏之说最为精核，而义仍有未尽……卒哭在三虞之夕，敖氏之说无可疑者……郑注失之甚远。”《礼记质疑》卷四.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11-112页。郭嵩焘这里不用郑注而用敖继公说。贬斥郑注，当然把孔疏也废弃了。他说“郑注于礼无徵”（实际上就是斥之为无根之谈），说“敖氏之说最为精核”，一褒一贬态度鲜明。实则大不然也。
胡培《仪礼正义》卷三十三云：“敖氏以三虞为即卒哭，则郑贾已弃之说，不可从。《杂记》孔疏云：‘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郑因此径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其牢既别，明卒哭与虞不同。盛氏世佐犹欲存敖说，非矣。’”胡培下文援引王伯申《经义述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筠《仪礼记》驳斥敖继公《仪礼集说》的说法
见胡培《仪礼正义・士虞礼》记“三虞卒哭他用刚日亦如初哀荐成事”句下疏文，上海中华书局据南菁书院续经解本校刊之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卷三十三，第474-475页。，这里不一一转录。总之，郑注孔疏对于《礼记・檀弓下》关于虞和卒哭的解释是大体正确的，敖继公的说法并非“最为精核”。是郭嵩焘于此失察，这可以证明郭嵩焘《礼记质疑》判断有误，而判断之误自是礼学未精造成的。盖礼学造诣于精也难，即郑注孔疏亦不能无误，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了。
戴《记》卷三十八《三年问》：“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郑注：“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犹然。”孔疏：“焉犹然也。子既加隆于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犹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八.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3页。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三十八谓注疏“似于辞义为不顺”，他说得对，这里若依郑注孔疏读，确实不顺畅。郭嵩焘认为这里应该依王伯申《经传释词》将“焉”理解为“于是”、“乃”或者“则”，他接着援引了不少书证，末了引《墨子》说：“《亲士篇》：‘分议者延延，而支荀者洛洛，焉足以长生保国？’凡云‘焉’，皆通作‘于是’。缓言之曰‘于是’，急言之曰‘焉’。‘焉使倍’，犹言‘于是使倍期也’……训‘焉’为‘然’，于义未合。”《礼记质疑》卷三十八.
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74-675页。郭嵩焘读戴《记》注疏于《三年问》经文之义未合，表现了他阅读礼籍的敏锐。但他的引文有问题，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云：“以文义推之，‘支’疑当为‘交’，形近而讹。”依孙氏，“支荀”当作“交”，“ ”为“敬”之坏字，读为儆。“交儆，谓交相儆戒也。”又，洛当作。《墨子间诂》卷一.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郭嵩焘《礼记质疑》于此有得有失。
戴《记》卷三《檀弓上》：“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郑注：“……五父，衢名，盖曼父之邻。慎，当为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殡引，饰棺以。葬引，饰棺以柳。孔子是时以殡引，不以葬引，时人见者谓不知礼。”《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5页。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三有如下的议论：“此云殡，非大夫、士‘三日而殡’之殡，盖葬之浅者……昭八年阳虎‘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此当在鲁城外……《杂记》‘君殡用’，‘大夫殡以帱’，士殡‘涂上帷之’，无用引者……《檀弓》所记多非事实，于孔氏尤多诬诞；注家又并《檀弓》之意失之，其说乃益支离矣。”
岳麓书社1992年版《礼记质疑》卷三，第65页。另有学者研究并批评戴《记》中的《檀弓》，持有与郭嵩焘相似或相类的观点
较著者如夏撰《檀弓辨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07册。。郭嵩焘有意为孔圣人及其家族辩护、除污垢，后世读者应予理解。然而郑注于此并无损污孔氏形象之意，亦无诬诞之处。《礼记质疑》这里的引文出处有误，“昭八年”应为“定八年”，“《杂记》”应为“《丧大记》”。《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五.
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43页；《礼记正义》卷四十五，第1583页。“昭八年”《春秋传》与《礼记・杂记》没有郭嵩焘引文，可见其引文确有不可靠之处。四结束语
民国时期，为《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礼记质疑》写提要的学者充分肯定了郭嵩焘，称其“治学态度尤为难得”，于其《礼记质疑》一书成就亦多有肯定。当代经学礼学大师沈文倬先生为《礼记质疑》作提要与评论的时候，说郭嵩焘“读书论学为娱老计……率尔评骘”，这就把郭嵩焘的治学态度也贬低了。沈先生还说：“弃注独抒，船山可也。彼郭氏者，恶能望其项背耶！”对郭嵩焘《礼记质疑》书中“游牝”、“书数”二释，沈先生批评说：“以偏盖全，宜其无所得矣。”尽管如此，沈先生还是承认郭嵩焘《礼记质疑》“有得亦有失焉”，“盖于初学者有裨益焉”。
如前文所说，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的确存在误解注疏及经文而导致判断不准确的问题，存在引文的讹错，但读者不应该怀疑其“治学态度”。攻读古代礼籍其实很难“弃经独抒”，船山恐亦难做到，如果一意孤行，就可能一无所得。郭嵩焘固不及船山渊博，但实有相似，譬如也治经治礼，也有诗文，也有关于史事的著述。就治礼而言，一样地少治《仪礼》和《周礼》，多用功治《礼记》。就治《礼记》而言，郭嵩焘固有得失，但绝不是不能望船山项背。单凭发现“《仪礼》之文不具者多矣”一条――当然正确的不只是这一条――就该肯定郭嵩焘对《礼记》的研究实有成绩，其治礼心得“于初学者有裨益焉”。事实上，《礼记质疑》中发表的言之成理的意见（或观点）不在少数，其中一些还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