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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及“共同诗学”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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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文学之所以为比较文学,究其原因,盖因其具有可比性,即于同中求异。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它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由此便形成了对“共同诗学”的追求。

【关键词】比较文学;同异观;共同诗学

比较诗学的可比性是指比较诗学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和学理依据,其具体内涵就是存在于比较诗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同异关系。研究对象之间,必须既“同”又“异”才具备可比性,因为如果完全相同,便没有比较的必要;如果完全不同,便无法进行比较。

因此,同与异是比较诗学展开的前提,缺一不可。以比较诗学作为研究对象,至少有三层同异关系值得我们了解和掌握。

第一,事物之“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事物本身性质的差别而有“不同”,在具体的比较研究实践中,必须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来对待。

第二,由于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是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方式存在的,故同与异并非仅仅是某一事物所机械包含的两个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性质、功用、表现等一切方面都从属于一个生命肌体,彼此之间保持着相互消长、整体相关、动态平衡的关系。比较诗学研究者在借助“比较”来认识与了解不同诗学理论之间同异关系时,一定要意识到某种诗学理论的同异关及各自的性质和功用必须置于此种诗学的整体语境之中方可获致本真的把握。而离开了这个部分所赖依归属的整体语境,只把此一部分与另一种诗学体系中具有类似或对比关系的部分加以外部的罗列和对照,这种研究就不是真正的比较,而是机械、牵强的比附,其结论便会似是而非。

第三,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比较诗学所牵涉到的不同诗学之间同异关系的相互转化,其中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属于影响研究的层面,即某人的诗学研究已经借用其他诗学的某一部分,并把它们消化、吸收在自己的诗学思想之中,成了自身诗学的有机构成要素。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之与康德、叔本华文论思想的关系即属此类。另一种情形则属于平行研究的层面,即通过对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诗学之体系、结构、内涵等方面的本真理解和体证,一方面可达成对彼此差异的深刻认识,并归纳出特定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平行研究本身也同时具备了相互影响的内质,可进一步促使诗学异同关系的转化。

具体而言,可比性内涵的这种历史变化,主要是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三种发展阶段和研究领域中得以呈现出来。 影响研究由于自身的特点而关注不同文学之间的“同”。

因此,影响总是指文学新素质的跨民族、跨语言或跨文化的“迁移”,也即,影响是业已转化为“同”的“异”。

法国学派认为,对于此种“同”的可靠认识只能借助考证与考据方法,综合的方法则是不可靠的,而理论恰恰最需要综合。基于此,他们把理论的比较排除在比较文学之外,所以比较诗学这一研究类型不可能产生于法国学派的阶段,其可比性内涵无从谈起。

平行研究所牵涉到的异同关系,其实存在着“显”与“隐”两种情形:在不同文学和文论之间,有一种异同关系非常显明,很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形在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论之间是十分常见,如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结构安排上的相契合,或形象刻画、风格特色、细节描写上的一致。另一种情形则是隐性的异同关系,不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而是潜藏在不同文学和文论之深层,故需要在宗教、哲学、美学等更深的文化层面上才能把握到,从而确定其间的可比性依据。诗学的平行研究在处理不同的异同关系时,均需关涉到宗教、哲学等更深的层面如此方可较为真切地把捉到各自文论的真精神和真面目。

人们往往会怀疑,讲“文气”、论“风骨”、说“意境”、重“文道”的中国古代文论,能否与谈“摹仿”、言“迷狂”、崇“结构”、尊“系统”的西方古代文论相沟通?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钱钟书的《管锥篇》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及其理论比较的成功典范。钱氏言:“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文艺理论的比较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它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这就是世界各民族文论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中外文论可比性的根源。

从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寻这一基本点,你会发现虽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但主题却是共同的,心灵是相通的,于是乎交流便会自然产生,可比性就会跃然而出。尽管世界各民族诗学寻求艺术审美本质的途径不相同,但是共同寻求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世界各民族文论从不同的路径,却发现了某些共同的艺术本质规律。如理论家都发现,艺术美的奥秘在于从个别中见一般,从偶然中见必然,在于“以少见多”、“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在于“暗示义”,在于“有限之中达到无限境界的愉悦”。

在我国学界,关于诗学之“同”的比较研究通常表现于以下几个侧面。其一有关不同诗学的普遍性问题;其二有关不同诗学的共同本质问题,即各种诗学均含有借形象来“言志”或“抒情”的本质内涵;其三有关不同诗学的共同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其四有关不同诗学之中具有类似蕴含的诗学范畴的比较,如崇高与雄浑、婉约与优美、想象与神思、净化与教化等。

此外,中西诗学在艺术起源、功用、性质、灵感、批评、鉴赏等各个层面的共同表现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并有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 陈 等.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1.

[2] 王向远 著.比较文学学科新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03-01.

作者简介:陈军(1987.11--),女,山西运城临猗县人,现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6级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