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做的事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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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我出生在长春，那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的年代。从我刚懂事起，就听家里人说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差一点就全都活不成了。那时父亲在一个乐员养成所教音乐，收入很少。中国人缺吃少穿，极为贫困，且生活在一片白色恐怖里。我妈妈偏又不幸得了脊椎结核，每天只能平躺在固定身体的石膏床上，不能抱着我喂奶，每次都需把我放在妈妈的身上趴着吃奶，家里一切都靠爸爸一个人。就在这时长春流行起传染病伤寒，后来听说是日本细菌部队里的带菌老鼠跑出来引起的，父亲因此病得很重，几乎丧命。两个病人卧床不起，再加一个出生不久的我，而我家在长春无亲无靠，甚至无人知晓我家的惨状，几乎就是在等死了。后来是父亲的一位姓吴的学生，弄了一小袋粮食，穿了一套日本人的制服，冒着杀头的危险，冒充日本人给我们家送来了救命粮，救了我们一家人。

大约在我3岁左右刚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一群日本兵闯进了我家。妈妈怕吓着我，把我搂在怀里，脸朝着妈妈背后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枪上的刺刀碰到了屋顶垂下的电灯，灯泡一直荡来荡去。我不敢回头，只记得他们一边喊着“军用，军用”，一边逼着爸爸脱下了身上穿得都已经有点破了的毛衣，还拿走了爸爸一个旧的皮革公文包，我们家大概也就这么一点财产了。嘈杂的人声、黄色的日本军服、晃动的电灯、带刺刀的大枪……这些都成为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恐惧。这只是我一个幼小孩子亲眼所见的一段小小的记忆，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为的是绝不容许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中日两国只有和平友好才是正道，才是两国人民长远利益所在。

在我从事中国音乐著作权保护工作的30年中，与日本的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曾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协会的理事长是国际著名作曲家芥川也寸志先生，他是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之子，对中国非常友好，曾多次访问中国。作为回访，我率中国文联音乐著作权代表团1987年年底访问日本，感到了日本同行朋友们的真诚和热情。我们刚到日本就知道芥川也寸志先生患了重病，没有想到他还是西装革履、热情洋溢地招待了中国代表团，还破例喝了白酒。遗憾的是我们回国不久便得到了芥川也寸志先生逝世的消息。此后，JASRAC的副理事长舟本先生继续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在一次谈话中我讲了小时候家里遭日本兵抢劫的往事，舟本先生低头沉默了好久，表达了衷心的歉意和遗憾，还说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张家口，他和芥川也寸志先生都想为中国多做些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都被他们感动了。

虽然中日之间经历过战争，但只要能正视历史是可以进行合作并成为朋友的，这才是真正健康的感情。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日之间造成的伤害，不会轻易褪去或消失，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去养护和疗治。我们说的不能忘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更不是为了复仇和报复，而是要用文明战胜野蛮，用和平消灭战争，用进步制止倒退。任何地方都有正义的力量，当然也会有糊涂人，会有坏人，尤其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不能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要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怕战争，但一定要反对战争。一定要让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懂得：战争会给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和痛苦，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和毁灭。一些抗日剧把严肃沉重的历史变成了娱乐和儿戏，亵渎了英雄、歪曲了历史、淡化了邪恶、蒙蔽了后人。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应担起一份责任，历史留给我们应该想想、应该说说、应该做做的事的确还有许多。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