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室藏书及其文化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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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宗室喜好藏书，其藏书家之多、藏书数量之巨，为历代所罕见。宗室藏书渠道丰富，其藏书目的明确，用途广泛，促使其热衷于藏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代宗室的藏书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通过藏书习文，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宗室文人与学者。
关键词： 宋代 宗室 藏书 习文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6-12
宋代宗室的藏书成就突出，主要表现为藏书家众多、藏书数量巨大、藏书活动与文化知识的学习并行不悖，藏书为宗室教育与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宋代宗室的藏书活动，已经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如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中辟专节介绍历代宗室诸王的藏书活动［1］，他在另一篇名为《历朝宗室诸王藏书概述》［2］的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虽然这两篇文章中都涉及到宋代宗室藏书的问题，但谈的比较浅显，属于介绍性的概述，对许多问题并没有展开分析，加之其考察的范围限于宗王，故对普通的宗室藏书家也就无暇顾及。除此之外，贾志扬的《宋代宗室史》［3］、刘汉忠《宋代私家藏书拾遗》刘文共统计了14位赵姓宗室藏书家，不过只是简单的列举，未做深入 分析。另外，在统计中存在明显错误，如赵安仁并非赵宋宗室，赵仲连和赵仲雪虽是宗室，但并未藏书，藏书的是他们的父亲赵宗颜和赵宗制。相关史料可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78《华阴侯仲连墓志铭》与范祖禹《范太史集》卷50《彭城侯（仲雪）墓志铭》。同时该文还漏掉了宋代藏书最多的宗室赵宗绰，据洪迈《容斋四笔》卷13载：宗绰“蓄书七万卷”，为两宋宗室藏书之最。［4］、朱如龙《宋代私家藏书探微》［5］、祁琛云的《宋代私家藏书述略》［6］、杨军的《北宋宗室书画鉴藏研究》［7］、都樾的《宋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8］等论著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宋代宗室藏书的话题，但均未作深入研究，如美国学者贾志扬的《宋代宗室史》是一部全面研究宋代宗室历史的专著，其中对宋代宗室的文化成就有深入的探讨，但对于宗室藏书现象，却一笔带过。总之，目前尚没有人专门论述宋代宗室藏书的问题，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拟对宋代宗室藏书的数量、来源、用途及藏书原因等问题展开专题性研究。
一、宗室藏书之数
在以文治国策略的影响下，宋代文化高度发达，不仅士大夫阶层文化程度较高，而且作为皇族的宗室集团的文化水平整体上比前代更高，这主要与宗室阶层热衷于藏书及积极学习文化知识有关。宋代宗室喜好藏书，且宗室藏书家众多成为中国古代宗室史及私人藏书史上非常显著的特征。下面就对两宋时期著名的宗室藏书家略加考察。
宋代宗室中万卷以上的大藏家不在少数，如宋初宗王、宋太宗的儿子赵元杰就是当时有名的万卷藏家，史载“元杰颖悟好学，善属词，工草、隶、飞白，建楼贮书二万卷。”［9］卷245元杰身为皇子，却勤奋好学，藏书达两万卷，又擅长诗词与书法，可谓是多才多艺。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两宋历史上最有名的宗室藏书家，他就是英宗的弟弟荣王宗绰，宗绰藏书之多，达到了七万卷，且多为孤珍之本。据统计，整个两宋时期私人藏书在七万卷以上的只有三人，北宋的叶梦得与南宋的魏了翁各藏十万卷，其次就是宗绰的七万卷了见拙文《宋代私家藏书述略》(《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据笔者统计，宋代藏书超过三万卷的有25人次。，在士人当政、宗室不受重用的宋代，作为一名坐享荣华富贵的宗王，能从众多的士人藏书家中脱颖而出 据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统计，两宋共有700多位藏书。 ，挤进宋代私人藏书榜单的前三甲，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对此，南宋学者洪迈大书特书，其在《容斋四笔•荣王藏书》条中称：“宗绰蓄书七万卷。……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目录三卷，……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观一秩之目如是，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三馆秘府所未有也，盛哉！”［10］卷13据此可知，宗绰私人藏书甚至超过了当时朝廷的藏书机构三馆密阁。其实像赵元杰、赵宗绰这样动辄藏书万卷以上的宗室在宋代比比皆是，如宗绰的同胞兄弟宗晟藏书也达到数万卷之多，据《宋史》宗晟本传载：宗晟“好古学，藏书数万卷，仁宗嘉之，益以国子监书。”［9］卷245北宋中期的赵宗颜，好学喜藏书，精通学术，并因此而获得仁宗皇帝的赏赐，大文豪欧阳修在宗颜的《墓志铭》中写道：“公好学，通王氏《易》，喜为诗，藏书数万，性聪敏，多能至于琴奕之艺佛老之说，所学必通。”［11］卷37可见宗颜藏书，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主要是为了钻研学文用的。另如北海郡公赵宗制“藏书万”［12］卷50、南阳侯赵从贽“聚古今书万余”［13］卷52。尹国公赵叔充“藏书至万卷”［9］卷244。密郡公赵令教“蓄书数万”［12］卷50。另一位令字辈的宗室赵令佥与其子赵子昼都喜好藏书，成为北宋后期著名的藏数世家，其中令佥藏书达到三万卷，其家被时人称为“书窟”［14］卷33,子昼能守其父之书，好学博闻，“蓄书近万卷”［15］卷6。南宋初期，受战争的影响，宗室藏书活动一度中断，但在时局稳定之后，有藏书传统的宗室纷纷索罗图籍，涌现出一批藏书巨子，其中以宗室出身的宰相赵汝愚所藏最富，其藏书之富，仅次于北宋的荣王宗绰，多达五万卷［1］。汝愚之外，南宋宗室赵彦远也因藏书而名闻于世,朱熹称彦远“好读书,所藏至三万卷”［16］卷92。另一位宗室藏书大家赵不迂在家乡建造藏书楼，“所储凡数万卷”，专供乡人观览学习之用［17］卷40。
以上是有文献记载的藏书万卷以上的宗室藏书家，其余藏书在数千卷，或素有藏书，而史书未明确记载卷数的还有很多，如太宗曾孙赵宗严“无车服珍奇之玩，惟聚古圣贤之书”［13］卷55，太祖玄孙赵世职“聚书至千余帙”［12］卷46，世职的同胞兄弟世掌也是“藏书满室”［12］卷48，太宗玄孙赵仲洽则是“家多藏书，手不释”［12］卷45。如赵宗严这样富于藏书或爱好藏书的宋代宗室人数众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宋代宗室藏书家众多，且藏书之数，动辄上万卷，可见其藏书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二、宗室藏书之源
藏书家众多，且收藏规模庞大，这是宋代宗室藏书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如此多的藏书是如何获得的？下面我们将对宗室藏书的来源加以考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得知，宋代宗室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积聚和收藏图书的，这三种途径分别为家传、购置及赏赐。其中皇帝的赏赐是宗室藏书的最主要来源，这一点与普通士人主要依靠家传与购置来获取书籍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又与宗室的皇族身份不无关系。下面来具体分析这三种获取图书的途径。
1、家传之书。世代不断积累、代代相传不息是广大士人收藏图书的最主要方式，宋代的藏书世家正是通过家传的方式才得以生生不息。如北宋赵州宋氏就是通过三代相传而成为拥有三万卷图书的藏书世家，其以第一代藏书人为宋初名臣杨徽之，史载徽之无子，家所藏书全部授予其外孙宋绶，宋绶本人也喜好藏书，通过不断积累，生前“藏书万余卷”，至其子宋敏求时，宋氏藏书已达到三万卷之多。［9］卷291另如南宋后期的藏书家周密也是通过家传而积书达数万卷，周密在描述其家族藏书史时称：“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18］卷12虽然家传并不是宋代宗室藏书的最主要来源，但是继承父辈的藏品，也是其获取图书的重要辅助手段，不少宗室正式通过继承父辈的图书遗产而成为藏书家的。如北宋中期的宗室赵宗颜“素好学，喜为诗，藏书万”，其子仲连“能嗣承其志”，收拾宗制所藏，益而广之，遂成为当时著名的宗室藏书世家［19］卷78。又如前面提到的北宋后期的赵令佥，“藏书三万卷”，至其子赵子昼，虽适逢宋金战乱，书籍多散佚，然犹存“近万卷”［15］卷6。南宋宗室赵汝愚出身于藏书世家，史载其“祖辈均嗜读书，所藏五万卷，”汝愚能继承父祖之志，善藏家传图籍以至“终身不失”［1］。可见家传是宗室藏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2、购置之书。除了继承父辈的藏书遗产外，斥资购置是广大宗室藏书家获取图书的又一重要途径。如太祖曾孙赵从贽以好学而闻名于宗室，其人喜好藏书，家中“聚古今书万余”，其所藏图书多是通过购置而来，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花大量的钱财购买书籍，从贽反问曰：“夫饰舆马之玩，与悉贸以市书，顾所尚如何？”正是由于他乐于购书，因此“得书益蕃”。［13］卷52另如北宋后期宗室赵令 “笃志好学，未尝以声色自娱。月入俸，度所费外，皆以市经史，购祖宗御书、前迹，畜异墨奇砚，盈于箧笥。”［13］卷47不仅宗子们斥资以购买图书，作为宗室家庭重要成员的宗妇（宗子的妻子）们也参与其中，拿出自己的嫁妆或首饰以资助丈夫购置图书，如北宋后期的宗室学者赵令时之妻宋氏，聪慧有才学，“博诵浮屠书”，令时“少孤贫，力学，欲以立名。君（宋氏）喜，悉捐珥般革易书史，辅成其志。”［13］卷46又如赵令话之妻程氏，善相夫教子，“日督（诸子）程课，……尽斥奁具，置书史，以助其夫之学。”［13］卷51宗室妇女积极购置图书的目的在于帮助其丈夫学习文化知识，间接地推动了宗室的藏书活动，这一方面反映了宗室家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宗室家族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遗憾的是相关史料十分有限，无法做深入的研究。
3、皇帝赐书。无论是家传还是购置，都只是宋代宗室藏书的辅助手段，其藏书的最主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尤其是那些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近支皇族，可以直接从皇帝那里得到大量的珍稀图书，就这一点而言，在藏书的来源方面，他们拥有普通藏书家难以企及的优势。皇帝给宗室的赐书一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对亲近皇族的不时之赐。许多宗室藏书家正是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获赐大量图书，如前文提到的藏书达七万卷的荣王宗绰，他之所以能收藏这么多的书，与其和英宗皇帝的兄弟关系分不开，史载宗绰乃英宗胞弟，“始与英宗偕学于邸，（英宗）每得异书，必转以相付，宗绰家本有《岳阳记》者，皆所赐也。”［10］四笔卷13两人从小一起学习，感情深厚，所以在英宗即位后，以宗绰好藏书，常以宫中珍本图书相赐，在英宗的大力支持下，宗绰得以成为赵宋宗室之第一大藏书家。除了宗绰外，另外两位宗字辈藏书家赵宗晟与赵宗严也得到了皇帝的大量赐书，史载：宗晟“好古学，藏书数万卷，仁宗嘉之，益以国子监书”［9］卷245，而宗严好读古贤之书，“不以寒暑废观也”，仁宗以其勤学，“屡赐以太清之书”。［13］卷55另如神宗之弟赵颢，“天资颖异，尤嗜学，……工飞白，善射，好图书，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异书，亟驰使以示。”［9］卷246哲宗时赵颢与胞弟赵以皇叔居京师，哲宗亲幸二王府，“各赐国子监书”。［20］卷2165哲宗元八年，令成年男性皇族就学，并各赐经书，该年三月诏曰：“诏皇弟、诸郡王、国公出就外学，各赐九经及孟、荀、扬子书一部，令国子监印给”［21］帝系2之14。因外出就学而获得赐书的还有徽宗之子郓王赵楷，史载宣和元年五月，皇子郓王楷奏曰：“臣自蒙恩就府第以来，庶事毕备，惟是未有监书可广闻见。欲望特降睿旨，国子监印造颁赐。”徽宗准其奏，赐予大量珍孤图书［21］帝系2之21。总之，获得皇帝不时赐书的大多都是皇兄弟、皇子孙等与皇帝关系非常密切的皇族近亲，其它宗室则要通过个人努力，在得到皇帝赏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赏赐。
第二是对学业优异的赏赐。宗室赵宗望以书法闻名于时，仁宗于“延和殿试宗室子弟所学书，令宗正第其高下，以公（宗望）书第一。比献所为文，上问所欲，愿尽赐国子监书，以勉子孙之学，遽从其请。……公因请建阁第中，贮帝所赐书。”［13］卷54宗室子赵叔韶尝献所著文，召试学士院入优等，赐进士及第。仁宗当面嘉奖曰：“宗子好学颇多，尔独以文章得进士第，前此盖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宜勿忘所学”。“既退，又出九经赐之。后以图书赐正刺史已上，叔韶不当得，独赐及之。”［22］卷166可见，依照惯例赵叔韶是没有资格得到皇帝赐书的，而之所以破例获赐，是因为其学业十分优异的缘故。宗子赵世延好学不倦，“通王氏《易》及《孟子》，至于星历考验之书，无所不究。尤喜为诗，每与诸公子唱酬，而风思独为精。庆历中，上方乡文学，而尝进所著诗赋，赐书褒谕。”［13］卷54神宗熙宁八年，宗子令扁、令戚、令志、令摄、仲玉、仲滂、仲当、仲暹等人以学业优异，召试学士院，并赐“《诗》、《书》、《周礼义》各一部。”［21］帝系4之29这次赐书，涉及多人，影响很大，宗室好学者益多。如果说皇帝赐书给关系亲近的宗亲是处于私情，那么向学业优胜的宗子赐书则是为了劝学，在皇帝的大力倡导下，宋代宗室不仅乐于藏书，更勤于习文，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宗室文化菁英。
第三是将新刊行的书籍作为礼物赏赐给宗室成员。这方面的史料，主要集中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孝宗时期，如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诏令“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宗室”［22］卷56。神宗熙宁八年，“诏以新修经义赐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22］卷266。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一日，宋孝宗向皇太子及近亲宗室颁赐了自己的新作，史载孝宗“御书杜牧《战论》，赐皇太子。同日，御书诗赐皇太子嗣濮王士、永阳郡王居广各一轴。”同月二十四日，参知政事龚良言：“严州近刊《资治通鉴纪事》一书，乃袁枢所编。其书有补治道。或取以赐东宫，增益见闻。”诏本州刊印十部以赐东宫及诸宗王。［21］崇儒4之30虽然相关记载不多，但仍能看出，颁赐新书是皇帝向宗室赐书的重要方式之一。
上面分析了宋代宗室藏书的数量与来源，下面继续探讨宗室藏书的用途及原因。
三、宗室藏书之用
通过考察，我们获悉宋代宗室通过多种途径藏有大量图书，那么他们藏书的目的何在？有什么用途？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经过对史料的分析与研究，我的结论是，宗室热衷于藏书，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其藏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所藏书的用途主要有二：一是自学之用；二是家庭教育之用。从宗室的藏书目的及行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宋史宗室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与兴趣。
1、藏书为个人习文之用。宋代宗室好学成风，关于宗室勤于习文的记载不绝于史，如北宋第四代宗室安康郡王赵宗隐好学不倦，时人称其“经籍文史常置于巾箱”，以备随时观览。［23］卷21六代宗亲的赵令恳“嗜书力学不倦……虽在职，未尝废书，历代史皆手抄”。［12］卷45他如赵令“夙夜强学，日诵数百言，书无所不观。”［12］卷46赵令“好读书，祁寒盛暑不少怠。”［12］卷47赵子皓“十岁能为诗，往往有惊人之句，六经诸子百家，无不该览。每旦未冠栉，手已执，夜分犹闻书声。”［12］卷49总之，宋代宗室好学之风得到了时人的一致赞誉，宗室的这种好学之风，在常常以不学无术的面目示人的古代宗室史上并不多见。
既然宗室普遍好学，那么藏书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之用。因此，藏书既是其好学的重要表现，也为宗室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宋代宗室的藏书行为与它代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其始终与文化知识的学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宋人关于宗室的各种记载中有充分的体现。如太宗之子赵元俨自幼好学，“喜聚书”，由于其富于藏书，又究心于学，故虽为宗王，而“善为文，又善二王书法”，堪称一代儒王。［24］卷15元俨侄孙赵宗严，亦好学之人，史载宗严“家无车服珍奇之玩，惟聚古圣贤之书，每退朝日陈于前，不以寒暑废观也。”［13］55而另一位宗室赵克敦自幼笃好经术，“聚书至数千，……杜门谢绝交游，尽心于学，其天文、地理、医方书、文武艺事无不通”。［25］卷8另如赵仲洽，其人“俭约，无声乐玩好，家多藏书，手不释”，惟其好学自律，“奉朝请四十余年，未尝有小失”。［12］卷45又有赵仲绾者，史称其嗜学成性，“一室环列书史……尽心于学，专治《诗》，从师受《易》，通大义”，并以能通经术而获得升迁。与仲绾一样，赵仲革亦醉心于学术，“无声色之奉，喜畜图书，葺舍馆，一室然，左右经史，游息其间”，以其勤学，仁宗特“真书其名以赐之”。［12］卷52第六代宗室赵令赛“志乐清静，无他好。燕居为小室，聚书史图画，玩无。”［12］卷47赵令教也以好学闻名，“蓄书数万”，日夜研读，于“诸子百家，无所不观”，不仅“善属文，通五经”，而且“洞晓音律”， 著有《诗书大义》及歌诗集各十卷，为宋代著名的宗室学者。［12］卷50 同为令字辈的赵令致更是勤于习文，“平居静扫一室，文史笔砚列置后前，正坐或竟日”，为学专治《尚书》、《周易》，“遍观先儒及近世名家义说，……《论语》、《孟子》、荀、扬诸书皆能讽诵。”［12］卷49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宋代宗室的藏书行为往往与研习儒家文化同时进行，他们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和自我标榜，而的确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宋人将藏书不读的行为比作攒钱不花的守钱奴宋人郭印在《李文山书堂》一诗中称：“蓄书不能读，人以书簏方。譬如守钱奴，万镪空靳藏”。（《云溪集》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代宗室正是在这种十分实用的藏书观念的影响下，将藏书活动与习文行为相结合，使藏书活动真正的发挥着传承与普及文化知识的功能。
2、藏书为家庭教育之用。宗室藏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研习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则是用于家庭教育，尤其是在宗学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北宋前期，家庭教育在宗室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宗室私人藏书的教育功能及其意义显得至关重要。
宋代宗室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很多人从小就在家庭中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如安康侯赵宗“虽生富贵”，却不忘教诸子为学，“间因退朝，率群从子弟，陈诗书以为戒”。［13］卷52东阳郡公赵宗辨夫人李氏颇好学，“每阅儒释书，欣然有所得”，不仅经常勉励其夫为学，而且亲自教育子孙，成就斐然，不仅诸子相继登科，而且掀起了整个宗室集团的好学之风。史载李氏“训诸子孙以学，继东阳之业。诸子孙服其教，菲饮食，经史，寤寐勤劳，数年之业成。于是仲绾、仲、仲缄、士获继登科第，迁优秩，宗属改观，以相劝励。（宗室）文学之盛，由夫人之训也”。［12］卷47饶阳侯赵克己好学，可惜英年早逝，夫人武氏接过教育诸子的重任，“敛其夫之遗稿，之以告其子曰：‘此汝父以遗汝者，使儿曹为善人，吾可以无憾矣。’”因严加督课，其后诸子叔韶、叔裒“皆以经术词业试有司”，优第以迁。［26］卷15又如精通《诗》、《书》、《论语》及《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赵世享亲自教育子弟，时人称其“躬训子弟，督责严甚，故家庭遵尚礼义，肄习学业”， 世享的家庭教育模式“为宗藩所矜式”。［12］卷50另如赵世恬晚年“嗜书史，以教子孙……一门之内，举进士者几十人。”［27］卷4这些均反映了宋代宗室家庭教育的成就与重要性。家庭教育如此普及，那么为教育而藏书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故宋代宗室藏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家庭教育，如史载北海郡公赵宗制“藏书万，（以）教育诸子”，其子仲雪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学者。［12］卷50昭裕郡公赵宗颜也藏书万以训导诸子，其子仲连“能嗣承其志”、“ 学尤精于《汉书》”。［19］卷78河内侯赵仲谦“构阁于邸中以藏书”，“教诸子专以经史”。［12］卷45赵世丰“少喜学，聚书，率励兄弟讲习，能为诗，有声宗室间”，并因此而获得仁宗皇帝的嘉奖。［22］卷125可见宗室藏书不仅是为了方便自学，也是在为教育子孙做准备。故宋代宗室的藏书活动并不是简单的收藏行为，而是承载着发展学术与普及文化双层目的的文化现象，其藏书之功用及影响，可谓既广又博。
前面相继探讨了宋代宗室藏书的数量、来源及功用，下面我们再简单地分析一下宗室藏书的原因。由于宋代宗室的藏书活动往往与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时进行，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也会涉及宗室热衷于习文的原因，即是什么促使这些衣食无忧的天潢贵胄们放下身价，与普通读书人一样热衷藏书、向学习文？
四、宗室藏书之因
宋代宗室藏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而论之，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受皇帝喜藏之风影响。两宋诸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的收藏及文化知识的学习，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宋代宗室努力洗脱前代皇亲不学无术的恶名，纷纷藏书习文，成为历史上最好学的一代宗室。宋代帝王重视文治是从重视图书开始的，没有书籍，何谈重文？更谈不上以文治国了。所以从开国之君赵匡胤开始，宋代的帝王都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与整理，史载宋太祖“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太祖不仅自己喜好藏书读书，而且要求臣下也要读书博闻，如宋初名臣赵普长于为政而“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22］卷7太祖甚至要求武将也必须读书习文。［22］卷3正是在太祖的极力倡导下，北宋建立之初，就兴起了藏书习文之风。如果说宋太祖为宋人的藏书习文活动开了个好头，那么以文治标榜的宋太宗则将这一活动推向了高潮。太宗在武力征讨辽朝失败后，力倡文治，企图在学术文化领域压倒外夷，而兴文治离不开图书，于是在他上台之后，兴建三馆以收藏从南方诸政权缴获来的图书，同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广征各类书籍 关于宋太宗创建三馆、广征书籍的史实，拙文《宋代图书的征集途径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6期）有详述。 。 太宗不仅重视图书的收藏，而且也非常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曾对自己的皇子们说：“惟学读书最为好事”，要求他们广读诗书。［21］帝系4之2在太宗的影响下，宋真宗也以藏书习文为急务，他曾对大臣说：“朕自幼至今，读经典其间，有听过数四。在东宫时，惟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访求，颇有所得。今已汇成正本，除三馆秘阁外，又于后苑龙图阁各存一本。”［28］卷3可见其于藏书用心之深。真宗以下诸帝皆急于搜求图籍文献，如仁宗即位之初，权相丁谓被贬，仁宗下令尽籍其藏书，“收入秘府”［28］卷31神宗为太子时，喜好收藏诸子百家之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以示左右，王府侍读官孙永称“其书背《六经》之旨，愿毋留意。”神宗则曰：“广藏书之数耳，非所好也。”［9］卷342神宗虽口称法家之书非其所好，但一句“广藏书之数耳”犹反映出其强烈的藏书愿望。南宋初年，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宋高宗于流亡途中犹不忘搜求图书，以补因兵祸而散佚的国家藏书之阙，他于绍兴二年下诏：“御前图籍以累经迁徙，散亡殆尽。访闻平江府贺铸所藏，见行货之于道途，可委守臣尽数收买，秘书省送纳”。［21］崇儒4之21对于宋代诸帝热衷于收藏图书的行为，南宋人杨冠卿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国家垂精艺文，求书之诏时时而下，圣圣相承，皆以是为急务。故遗编坠简，云集京师，典章之盛，视古无愧”。［29］卷8 可见宋代统治者将征集与收藏图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执行下去，既然最高统治者都如此汲汲于收藏图书，那么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宗室们，受其影响而热衷于藏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2、受时人重视图书观念的影响。宗室喜好藏书，不仅受到统治者藏书活动的影响，也是广大士人藏书风气濡染的结果。在以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的宋代，占有图书、拥有知识显得无比重要，故士人普遍重视图书，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书轻财的风气。如宋初名臣王禹在诗中称：“宾职不忧无厚俸，郡斋唯喜有藏书”。［30］卷11欧阳修自称“平生于物少所嗜好，……独好收蓄古文图书”［11］附录卷5黄庭坚也说：“藏书万可教子，遗金满常作灾”［25］卷7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多嗜好藏书，甚至不惜斥巨资以购求。如北宋名士刘季孙嗜好文史，“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24］卷110南宋初年的抗金英雄郭永“博通古今，得钱即以买书，藏书万卷”。［31］卷119另外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皆好藏书，遇珍孤之书，辄倾囊以求，得“积书数万卷”。［32］卷14正由于宋人重视图书、嗜好藏书，所以宋代私人藏书风气之盛，为历代所罕见，据范凤书先生统计，两宋的藏书家多达700余人，是宋以前历朝历代藏书家总和的三倍。［1］普通士人藏书是为了读书应试，衣食无忧的宗室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在全社会普遍重视藏书、重视知识风气的影响下，自觉投身于藏书事业之中，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宗室藏书家。
3、受弃用宗室国策之影响。宋代统治者吸取前代宗室干预朝政、威胁皇权的历史教训，从建国之初起，就执行了在政治上弃用宗室的政策，即大幅度提高宗室成员的政治与经济待遇，但不授予其实权，限制其参与朝政，不允许宗室出任各级官吏。关于宋代限制宗室的制度，史料中多有记载，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载：国朝之于宗室，“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权”［33］卷59另外南宋人吕祖谦在比较了历代宗室制度之后感叹道：“若夫祖宗则可谓盛美，虽有同气至亲，列之高爵，置之重位，而未尝任之以事也。”［34］与吕祖谦称赞限制宗室的政策不同的是，大多数士大夫对此深表惋惜，如北宋名臣范镇在谈及朝廷的宗室制度时说：国家对宗室“皆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使展其效。祖宗后裔，岂无贤才！而一概废而不用，深可惜也。”［35］卷32苏轼对此也颇有微词，他在荐举宗室赵令的奏章中说：“自建隆（北宋开国）以来，累圣执谦，不私其亲。干国治民，不及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建议朝廷大胆的擢用宗室俊才。［36］卷61南宋人蔡戡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也为宗室鸣不平，他说：“我国家源深流长，子孙蕃衍盛大，乃建睦亲、广亲二宅，聚之京师。其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备至。然而不过爵重禄，以养其身而已。虽有怀才抱艺，卓尔不群者，不得施用，终亦汩没而无闻。”［37］卷5这种施以厚禄而不授以吏职的状况虽然在北宋后期允许宗室参加科举考试之后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宗室出职者大多数担任低级官吏，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大的作为。统治者一方面限制宗室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又极力的鼓励他们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培养其忠君爱国之精神。宋人黄履在谈到皇帝劝宗室习文时称：“陛下之于宗室，以爵贵之，以禄富之，以《诗》、《书》、《礼》、《乐》教之，以忠孝仁义成之，可谓得亲叙之道矣”。［35］卷32正如黄履所言，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宗室的文化教育，如前文提到的宋太宗告诫诸皇子勤读书，以“读书最为好事”。真宗皇帝也大力倡导宗室习文，史载其“自即位以来，屡以学术勖宗子”，对学有优长者，不惜高爵厚禄褒奖之。［9］卷245仁宗对于学有专长的赵叔韶非常赏识，特赐其进士及第。［9］卷244帝王倡导宗室习文，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学习儒家文化以培养其忠君观念，对宗室施以思想改造，从源头上防治宗室谋权乱政，以维护皇权的稳定。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宗室们纷纷响应皇帝的号召，专注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高，此种背景下，宗室藏书习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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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imperial clan book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Qi Chen-yun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Hisot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imperial clan liked to collect books i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so infrequence in the Past Dynasties as many book collectors and books. The imperial clan collected book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he puepose was clear ,with extensive uses and many-sided cause. The imperial clan book collection was also a learning process. On the bases of book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learning, there were a great many imperial clan scholars who were experts.
Keywords: the Song Dynasty；imperial can；book collection；cultural lear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