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傅玄及其“尊儒尚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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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宁县，隋唐以前属于北地郡泥阳县。至今生活在该县良平乡的陇东傅氏家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仅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记载的著名人物就有二十多位，如西汉义阳侯傅介子、东汉护军司马傅燮、魏丞相仓曹傅干、晋御史中丞傅宣等。在魏晋交替之际，又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他就是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号鹑觚子，为傅燮之孙，傅干之子。傅氏家族虽然曾经显赫，但傅玄出生后，因战乱不断，父亲早亡，家道已经衰落，生活相当清苦，少年时一度逃往河内郡（今河南武陟一带）避难。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辛，培养了傅玄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由于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傅玄很快就脱颖而出，被州官举为秀才，出任郎中，又参与《魏书》的编撰工作，从此步入仕途。之后傅玄参安东将军军事，转任温令，又升为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曹魏末年，被封为鹑觚男，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傅玄晋升为子爵，加驸马都尉，不久又任御史中丞，升为太仆，转任司录校尉。死后被封为清泉侯。

傅玄作为魏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虽然仕宦显达，却从不荒废学术，并将大量的精力投入著书立说。据《晋书》记载，傅玄“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曾著《傅子》140篇，达数十万言。在这部涉猎面广、内容宏富的著作中，傅玄不仅阐发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思想主张，而且对当时的佛学、玄学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教育思想。

傅玄一生力倡“尊儒尚学”。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导致经济凋敝。在思想意识领域，玄学勃兴，佛学盛行。傅玄竭力反对玄学的泛滥，他认为这种“虚无放诞”之风，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清谈玄学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尊儒尚学”的教育主张。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把“尊儒尚学”摆在国家大政的首位，其政治思想就是要以儒家之道治理国家。他建议统治者，办学须“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把“尊儒尚学”作为国家的根本教育政策，可以说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傅玄认为“尊儒尚学”的作用在于培养有节操敢负责、甚至不惜生命捍卫封建政权的人才。傅玄还从人性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认为人是有可塑性的，以此说明教育的可行性。

傅玄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正心”最终正天下。所谓“正心”，就是重道德教育，“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通过教育可以正心，而要正心，重要的是内省，要知足节欲、尚德重教。他指出，教育是“正心”、“自得”的过程，这种塑造人的活动，要在儒家的道德伦理范畴内进行。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翻版。企图通过教育，尤其是以封建道德为根本的儒家思想来完善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这种“正心”的思想，把社会的政治问题都归之于个人的思想，夸大了个人的思想作用，其观点是唯心的。但他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促使一部分人改变精神面貌，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教育方法上，傅玄认为教育要以“知人”为前提。知人就是了解教育对象，只有了解教育对象，针对具体的人进行教育，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为此，他提出了“参三法”，“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这种善“知人”、重事实、看行动的教育方法，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对于了解学生和对学生因材施教，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傅玄重视人才的培养，力倡“举贤”的人才主张，其目的不外乎使“天下归心”，以稳定封建秩序。他反对颂古非今的人才观，认为“贤能之士，何世无之？”只要着眼现实，就能发现人才。傅玄主张不拘门第与资历，选举“贤能之士”以任职，这是对魏晋之际“九品中正制”的直接批评和否定。虽然在当时，傅玄的举贤主张只能是政治幻想，却不失其进步意义。

傅玄还系统地提出了人才教育的规划理论。他根据人才的不同社会作用，将其划分为九种类型：“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按傅玄的观点，士农工商，皆可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这就打破了以门阀、出身来评判和选拔人才的限制，扩大了人才的范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

傅玄“尊儒尚学”的教育主张，尽管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它多层面，多角度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更为当今的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