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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高耸,峻岭飞走。翻开长乐建县以来1390多年的历史,走过这块723平方公里的热土,勤劳智慧的长乐人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了辉煌的历史发展篇章。这如涛如浪如画如诗的清山秀水,实际上潜藏和积蓄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发展潜能,长乐大地上正酝酿、蓄积、演绎着的沧桑巨变,令人惊叹。
历史上,长乐置县始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至今已有1390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吴越交锋和楚越争霸时期,以浙江为中心的越国几度南迁到闽地,以吴越文化为母体的闽越文化开始兴起,最后又演变出闽文化。此时,与福州咫尺之遥的福山宝地长乐开始走上漫长的文明之旅。先是吴王夫差在此屯兵造船(这就是长乐别称“吴航”的原因),后有越王无诸定都福州,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吴越文化在长乐的传播和影响,加之长乐背山面海的地理优势,使得长乐成为西晋之后中原士民“衣冠南渡”的首选之地。这些缙绅之士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生产方式,推动了工商意识在长乐的觉醒。明代航海家郑和扬帆七下西洋的航海历史,不仅成就了吴航“十洋成市“,而且开阔了长乐人的视野,增强了工商经济意识,使得这块福山宝地大焕异彩,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门户。长乐以其悠久厚重的“大吴越”文化孕育了当代文坛泰斗谢冰心,一代才华郑振铎,表演艺术家郑奕奏,著名电影导演陈怀皑、陈凯歌,书画家李兆珍、黄葆,书画篆刻家陈子奋、潘主兰、潘懋勋、周哲文等一批名家大师。他们登台临风的吟咏、泼墨挥洒的流云、忧国忧民的慨叹,为长乐历史文化留下了璀璨辉煌的一笔。
长乐是一座江海岸型城市,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口南岸,土地肥沃,严冬不寒,气候宜人,山川灵秀,物产丰富,濒临东海之滨,水陆交通发达,古称海滨邹鲁,素以鱼米之乡闻名于世。
据《八闽通志》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尝略地至此作战舰”。相传三国时代,吴主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作船航海于此,并由此启程,为纪念吴主航程起头之处,取名吴航头,长乐遂有“吴航”之别称。
在这样一个背山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长乐人民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纵观长乐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长乐人民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都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并勇敢地拥抱海洋,走向世界。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明代对外关系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05年~公元1433年),他率领巨舶百余艘,七次下西洋,航程10万余里,到达西南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区的大小30多个国家,以其规模之庞大、航迹之广远而称雄于古,蜚声于今。郑和船队自南京太仓刘家港出航,而福建长乐太平港,则是他船队的重要驻泊港和航海基地,成为他的船队离国启航计程的起点。据《明史・郑和传》《明实录》《闽都记》《瀛涯胜览》及《天妃灵应之记》碑、《长乐六里志》《长乐县志》诸书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舟师往返,先至闽江口的长乐、五虎门诸港停泊。一则等候东北季风开洋;二则招募水手和修造船舶;三则祭祀海神以求庇佑,停泊时间少则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给长乐留下了许多文物遗迹和传说。
尽管跨越了几百年的沧海桑田,昔日港阔水深的天然避风良港,如今已逐渐淤积成为一片坦荡的平原,但作为郑和舟师七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伺风开洋起点,长乐人对郑和的怀念、敬仰之情却依然如故。
据介绍,长乐太平港,是闽江汇海处的淡水港湾,四周山峦环卫,避风伺风皆宜。相传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和三国时期的吴主孙皓均在此造过船,因而又称“吴航”。至明初,这里的造船业已具相当规模,所造的“福船”吃水深、抗风浪,尤适合远航。而长期在海浪里“弄潮”的生活,又为当地造就了一大批“性刚毅、善舟楫”的优秀航海人才。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优势,终使长乐与郑和结下了深缘。
由于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先抵太平港驻泊,集结船队、整编训练、修造船舶、补充给养、购置货物、祭祀海神、伺风开洋,因此,在当地留下了相当多的遗迹遗物。包括“天妃灵应之记”碑、三清宝殿以及郑和铜钟、云门寺、天妃行宫、母梦楼等。
在郑和史迹陈列馆内,有一块十分珍贵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此碑是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的,也是现存的惟一由郑和亲笔撰文的石碑。此碑曾随天妃宫之圮而湮没,直到1930年才被当地农民偶然发现,当时就赶快把它移置到县署珍存了起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担心其沦落敌手,长乐人又专程将它和另一郑和遗物三清宝殿铜钟一起运往山区保存,直到抗战结束才运回。
几百年来,正是在郑和航海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长乐子弟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并回归推动了当地社会文明和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目前,旅居海外的长乐籍华侨和华人已达50多万之众,足迹遍布五大洲74个国家。而长乐也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富裕侨乡,正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