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管理中效率与以人为本思想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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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管理中效率与以人为本的矛盾问题应当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去考虑，把一种普遍的“善”融入到企业文化中，用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和责任意识来丰富现代企业职场人士的精神生活。企业文化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关怀，使员工和企业能够真正地融为一体。
关键词：管理哲学 道德哲学 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社会政策提出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可持续发展等目标逐渐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近年来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方面，企业管理者自身为了实现人性化管理、保持企业管理制度的生态平衡和长期良性发展、维持企业的高效运转和利润最大化，需要更多的人文思想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包括管理者本身在内的更多的被管理者，也非常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以长期保持一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们需要一种文化——不论是世俗性质的还是准宗教性质的——使他们能够把每天所做的琐碎事情都当做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本文针对目前中国企业中效率与以人为本之间存在的矛盾作出分析，并提出了一种未来企业管理哲学的可能形态。
2. 效率与以人为本之矛盾的提出
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因此是否能有尊严地生活是每个普通中国人当前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人们希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因而激烈的竞争将不可避免。企业在此劳动力密集时期将具有更大的权力，它们对效率的狂热追求有时甚至可以无视任何人道主义。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把以人为本精神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依照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要素导致企业制度对效率的过度强调成为近期很难改变的现实。因而在这个时期内把以人为本的精神引入到当今企业制度当中去，在某种程度上会在管理者和企业员工之间产生一种持续的张力。在很多情况下，“以人为本”仅仅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一种名不副实的宣传口号而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目前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中国作为一个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付出代价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值得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辞，而且很可能是一种代表利益集团进行寡头统治的危险思想。发展不能没有原则，事关人伦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视起来，更不能随便丢弃。如果说一个将要升学的学生除了应付考试，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那么对于这种做法每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都不会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人具有人性，社会的发展也是人本身的发展，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人性中的美和善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宣扬。我们不能因为仅仅是发展经济，就可以放任任何人类道德与伦理的堕落。效率和以人为本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现实可能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
3. 管理与完善的人性
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是对人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教育。而管理的终极目标则是不再去管理。老子曾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们应当涤除这里边等级思想，但是这里边所蕴含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进行实践活动的灵感源泉。效率与以人为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教育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时，需要用烦琐的规条去约束人们的活动，否则社会秩序就会发生混乱；而当人们对其自身的教育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有可能对这些规条进行简化。但是这里并不是说人类社会不再需要法律，这同样是荒谬的。法律在人类自身发展成熟的阶段应当仅仅具有象征的作用，即它只在极少数实际情况中发挥作用。
因此如果每个企业员工都具有较为完善的人性，积极的态度，那么管理就会变得很简单。当前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非常注重人的综合能力，或者说是能够赢得大家信任的能力。相信某人意味着这个人身上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气质，一种更为完善的人性。因而，完善人性的培养成为现代企业例行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国内外很多大型企业的培训制度也是围绕此而展开的。
为此，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在我国应该对企业制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支持[1]。孔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信仰。这种信仰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教育，实践与反思才能得到的。而目前中国的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积累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它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个能够实现完善人性的自我培育的环境，很多企业仅仅追求实际的经济利益，管理者和员工所具备的人文精神非常匮乏。这是目前在企业中推行人性化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企业文化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用于说教的空谈或是应景的宣传口号而被提出，它应当具有化育人心的作用，使员工能够积极地践行和传播这种精神。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用企业文化进行治理比各种名目繁多的规章制度要有效的多。企业文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管理的基础。为了能够在企业的日常事务中真正做到人性化，一方面应当培养员工具有一种博大而广阔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仅是教导员对工作的富有责任感，同时也要求每一个企业的分子对企业文化的弘扬具有责任感。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也应当对自己进行道德自律，做到对每一个人公平公正，凭自己的良心去管理。如果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以文化为己任，以社会为己任，那么在企业中实现无为而治和人性化管理将不再是一个梦想。
4. 实际问题的解决
管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运用的语言和行为的艺术，一种人人均可参与的政治生活，而它本身的特点则是讲求高效，重视结果。管理在它自身的发展和进化中，同样也面临很多选择，这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实践者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游戏的规则需要不断的修订，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未来的预期。以下将通过几个方面实际问题的考虑，来探讨未来人性化管理的发展方向。
首先，学习型组织仍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对员工的和管理者的培训首先要建立在一种较高层次的企业文化之上。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是一种被动方式的传授，通过业务往来和培训课程或通过师傅带徒弟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应当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目标，应当发动每一个员工去自我教育和向周围的环境学习，发动他们对能够进行改善的地方提出积极的建议，同时对在文化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员工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企业内部良好氛围的形成依赖于这种学习的机制，当每一个员工都追求较高目标时，发展的不利因素将自然得到清理。
其次，公共领域的沟通问题是一个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受到效率和人情的困扰。很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为了追求效率或者只图自己心情愉快而在很多实际管理工作中放弃了人性化管理的目标，对员工进行责骂、训斥和强迫，而丝毫不考虑采用更加艺术的语言。在很多实际情况中，采用较为平和的方式与这些看似高效直接的办法相比同样能够达到管理的目的。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只要是执行公务，就可以不讲人情。这并不是一种较高级别的企业文化，而且经常会导致公报私怨的问题发生，这将会导致企业中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2]的概念在此对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启发。语言艺术可以在很多语境中得到运用，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用于产生消极的影响。管理者应当利用语言艺术对员工进行关怀，勉励和适度的批评，而不应该玩弄机巧，对员工进行强迫和攻击。员工之间的沟通也应当具有这种较高层次的文化目标，即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又能满足参与主体的情感和心理的需要。
第三，在企业中建立新型社区[3]将有助于实现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目标。现代都市空间中的企业应当帮助其员工建立一种人和企业的相互依存感，让员工在企业中有一种归属感。在当前，随着现代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那种老的，“大院式”的国有企业社区现在已经土崩瓦解，现代都市人急需一种新的社区纽带以对抗日益孤独，自给自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生活。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当更多地去思考如何让员工愿意为企业效劳，而不是仅仅把员工当作一种维持企业生存的工具。企业在建构自身的时候就应当把人当作是有情感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员工消除那种自身与企业的殊异感，并真实地与企业融为一体，为自身的事业而工作。
第四，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应当去宣扬一种道德文化和责任文化。推行“善”自古至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子曾说过：“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是一条容易在世俗生活中为人所遗忘的训诫。当社会中充满了功利欲望，而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的时候，他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忘却传统文化中一些最根本的东西。而现代企业文化应当去挖掘那些我们深处其中确浑然不知的传统文化元素，这些宝贵的东西只是在失去的时候，人们才渐渐发现它们原先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子的责任意识和前边提到的孔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应当成为现代企业责任文化的核心。这种扎根于传统的责任文化或将会对未来企业员工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甚至对那些因目标受挫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也将会是一种巨大的帮助。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诉诸于道德的管理哲学用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以解决当前企业管理中出现的效率与以人为本思想的矛盾问题。在建构这样的道德管理文化中，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在业务和交往上应该履行一种道德义务，并积极的去创建和维护企业的道德和伦理生态。企业文化应当寻求其所能扎根的土壤，从哲学的高度出发，渐渐地渗透到企业的日常活动中去。企业文化需要作为一种普世的关怀进入员工的内心，而企业员工也应当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对企业文化的传播负有责任，而不是处于与企业文化相分离的地位。
同样的，道德实践也有其缺点，即它只能要求人们自愿去履行，道德训诫不是法律规条也不是企业的规章制度，它对违反游戏规则的人不具备实体惩罚的能力，人们只能动用集体的道德力量去排斥和疏远不遵守规则的人。因此，这多少会造成一种“囚徒困境”，违反规则的人可能会获得一些实际的利益，并会动摇其他人对规则的信心，这或许会对已经形成的良好的道德生态秩序造成干扰。可能的解决办法则是在某个具体环境背景下，尽量提高正常群体所占比例，以提高其自身净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1-14.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8.7.
[3]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