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宠幸而成的收藏家宋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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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藏作为美术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能也是中国美术史所独有之景观。漫长的鉴藏路上，藏家络绎，歌吹喧阗，皆积宝货。众多藏家的庋藏之道也各不相同，有经商致富者从之；有官运亨通者从之；有豪门富户者从之，但清代初年的大藏家宋荦，却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收藏之道――皇帝赏赐。
一、皇帝幸臣
宋荦（1634―1714年），字牧仲，号漫堂，又号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河南商丘人。据《清史稿》记载：顺治四年（1648年）宋荦即应招以大臣子列侍卫，第二年又试授通判（知府的辅助官员，正六品），后因母丧而去职。康熙十六年（1678年），授理藩院院判，不久就升任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但却是中央官员）、刑部郎中（正五品）。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宋荦任直隶通永道佥事（道台的属官），三年后就升任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主管全省司法、刑狱、监察和驿传）、江苏布政使（从二品，主管一省民政、田赋和户籍等）。到了康熙二十七年宋荦就坐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吏部位列六部之首，从一品，满、汉各一人，职位极为重要，与皇帝关系甚密，有单独上奏言事的权利。3年后，他因年老体弱而结束了长达60余年的官宦生涯，年80而殁。
宋荦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早在他的父辈就已经开始。宋荦的父亲宋权，字元平，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在顺治元年曾任明朝的顺天知府，驻守北京密云。其后，多尔衮率军入关，宋权率众投降，官职依旧。顺治三年（1646年）升任国史院大学士（正一品），后加太子太保衔，顺治九年殂落。宋荦因其父亲有功于大清王朝，深受皇帝信任，得以仕途通达。此外，宋荦本人的资质也颇有时誉，他居官勤廉谨慎，康熙曾称赞他：“岳牧之选，实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远”；“控摄文武，统驭官司。绳违科慢，宣德布慈”；“职汝之由，是曰旷坠。轸我之玩，保厘悉赖”（康熙：《督抚箴》）。同时，宋荦本人尚“精鉴藏善画，淹通典籍，练习掌故”，诗与王士祯齐名，著有《西陂类稿》 《筠廊偶笔》 《沧浪小志》 《漫堂墨品》 《怪石赞》 《绵津山人诗集》等著述。宋荦与当时书画名家多有来往，出其所藏，供临摹之用。当时的收藏大家卞永誉、高士奇、孙承泽、梁清标、周亮工以及曹溶等与之亦有较多往来。同时，他本人也兼擅书画，山水笔墨苍秀，构图严谨；水墨兰竹疏逸潇洒，传世作品尚有《夏日山居图》 《松壑流泉图》等。
宋荦还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尚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机缘。宋荦时任江苏巡抚时，曹寅正任江宁织造，其妻兄李煦时任苏州织造，三人同地为官，关系融洽，有曹寅的《楝亭集》为证。如其中的《萁治亭后竹径和牧仲中丞韵》 《宋牧仲中丞见招深静轩旧为官厨中丞新辟以款客奉和二韵》 《商丘宋尚书寓近书院往来甚适漫志三首且订平山之游》等篇，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笃厚。此外，宋荦和曹寅还经常被康熙皇帝授命整理编纂古籍（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屡次负责接驾南巡的康熙皇帝（宋荦：《西陂类稿》），修缮朱元璋之孝陵（张玉书：《文贞公集》卷六“驾幸江宁纪恩碑记”）等。
宋荦一生官位显赫，虽身处权利核心位置，却能善始善终，如许人生之路的确令后人回环遐想，猜度不已。
二、书画赏赐
康熙皇帝对宋荦甚为宠异，不断赏赐书画与他。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赐他御书御制诗一幅，不久又赐他御书诗扇一柄。对于此事，宋荦欣喜备至，不禁提笔写道：“六月苦旱，忽蒙恩赐御笔书扇二柄，旋得大雨，恭赋纪事写道：‘忽惊宠名九霄临，习习清风传蓟北。近臣捧赍宝光，御书二扇蒙天赐……’”，“喜此南国庆丰登，野老恬熙安作息。须知太平有本原，端自吾皇手中得”。
康熙皇帝赏赐给宋荦的诸多翰墨名迹，多数庋藏于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经他收藏过的法书名画，其上大多钤有如许印玺：“臣荦”、“字牧仲”、“宋荦私印”、“牧仲”、“宋荦审定”、“西陂”、“长揖古人”、“荦”、“漫堂珍藏”、“西陂诗老书画府印”、“宋氏牧仲”、“商丘宋氏收藏图书”、“纬绣草堂画记”、“商丘宋荦审定真迹”等。兹摭取部分宋荦收藏书画，以窥其收藏大貌：
1、唐人杜牧（803―852年）《张好好诗卷》，麻纸本，28.2×16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2、唐人佚名《朱巨川告身》，纸本，27×185.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3、北宋徐铉（916―991年）《私诚贴》，纸本，29.1×44.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北宋蔡襄（1012―1067年）《虚堂诗贴》，纸本，22.6×1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5、北宋沈辽（1032―1085年）《秋杪贴》，纸本，33.6×3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6、北宋苏轼（1036―1101年）《治平贴》，纸本，29.2×45.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7、北宋李之仪《汴堤贴》，纸本，28.4×3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8、北宋黄庭坚（1045―1105年）《寒山子庞居士诗》，纸本，29.1×213.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9、北宋米芾（1051―1107年）《蒸徒贴》，纸本，29.9×31.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道味贴》，纸本，25.1×80.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面谕等九贴》，纸本，①25.5×43.6厘米，②25.4×43.2厘米，③23.7×39.1厘米，④23.5×35.9厘米，⑤23.5×36.8厘米，⑥23.5×22.8厘米，⑦25.3×21.6厘米，⑧22.7×33.2厘米，⑨23.9×34.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0、南宋王升（1067―1149年）《首夏贴》，纸本，32.2×38.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1、南宋孙觌《牙兵贴》，纸本，29.6×34.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2、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闰中秋月贴》，纸本，35×44.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3、宋人吴说《九贴》，纸本，①29.8×45厘米，②23.9×38.3厘米，③28.4×39.5厘米，④30.4×47.1厘米，⑤30.2×44.6厘米，⑥28.4×39厘米，⑦32.8×46.7厘米，⑧28×32厘米，⑨29.5×3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4、南宋陆游（1125―1210年）《尊眷贴》，纸本，29.3×38.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5、南宋朱熹（1130―1200年）《生涯贴》，纸本，32.3×4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6、元代赵孟（1254―1322年）《红衣罗汉图卷》，纸本手卷，26×5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7、元代王绎（约1333―？年）《杨竹西小像》，纸本手卷，27.2×86.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荦的书画藏品以宋元居多，而且大多流传有绪，例如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一千余年的流传过程如下：
弘文之印（唐）宣和（北宋）秋壑图书（南宋贾似道）张氏珍玩（元代张宴）项元汴（明）梁清标（清）宋荦清内府
绘画藏品虽较之书法为少，但却不乏精品，而且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例如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纸本墨笔，由王绎画像，倪瓒填补竹石。后幅有元代郑元、杨维祯、苏大年、马文璧、高淳、释静慧、王逢、茅毅诸家的题赞，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传世作品。画中的杨竹西是元代著名文人，交游广泛，王绎为之画像，倪瓒补图，其后诸多文人名士题赞；技法处理上，人物面部细笔淡墨勾勒，衣纹用简练的铁线描，造型准确，代表了我国元代肖像画艺术创作水平，被清代的鉴藏家吴升赞誉为“文采风流，照耀一世”。
三、回归内府
清朝入关以后，统治者大力搜求前朝书画古玩，皇家的收藏不仅远较私人藏品丰富，而且明显超过明朝。基于此种背景，大量流散于私人藏家的法书名画逐渐荟萃于清内府，尤其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乐此不疲。他费尽心机搜觅到南宋马和之的《国风图》，并将之藏于“学诗堂”；对于到手的唐人韩甑摹
清高宗乾隆一朝，把存世的唐、宋、元、明法书名画几乎收罗无遗，这些藏品大多被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竹林》正、续编，计有数万件之多。嘉庆皇帝继位后，又续编“三编”，是继北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
乾隆皇帝在搜觅传世法书名画时，可谓是不择手段：要么抄家归公，要么变相献纳，要么酌情收购，甚至强行夺取等。宋家虽与皇室关系密切，切身利害使得宋荦后人多以献纳的方式将其书画藏品尽数上缴。早于梁清标的冯铨、孙承泽其藏品亦先后为乾隆皇帝所有。一向精明过人的高士奇以及家财万贯、励志括囊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他们的藏品最终也到了乾隆手中。苏州古玩大家归希之，其藏品多不示人，乾隆以一道圣旨将其充公，掠夺之迹昭然若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我国家承平景运，一百余年，内府所收，既多人间所未睹。我皇上几余游艺，妙契天工，又睿鉴所临，物无匿状……所谓颐养天和，怡情悦性者，不过游心翰墨，寄赏丹青，与前代帝王，务侈纷华丽之观者，迥不侔也。”洋洋洒洒歌功颂德的言辞中，虽要言不繁地道出了清代极具规模的内府收藏，但却无法使人忘却这如此洋洋大观之收藏的背后凝结了多少藏家们的辛酸甚至血泪。都云藏品多，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