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方言可能补语不对称现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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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涡阳方言肯定式可能补语与否定式可能补语存在几种不对称现象，其不对称现象表现为肯定式与否定式结构上的不对称，即：“VCK2”与“V不C”的不对称：“VK1”与“V不K1”的不对称；“V得K1”与“V不得”的不对称。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也体现出涡阳方言句法结构与普通话存在相异之处。
关键词：涡阳方言；可能补语； 不对称；句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72-05
Abstract： There exists asymmetry between the complements of potentiality in affirmative sentences and complements of potentiality in negative sentences in Guoyang dialect. The asymmetry can be a structural one， e.g. asymmetry between “the VC Lao2” and “V not C” ， asymmetry between “the V Lao1” and “V not Lao1 ”， asymmetry between “V De Lao1” and “V not De”. Asymmetry in complements of potentiality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ndard language syntax and the language syntax in Guoyang dialect.
Key words：Guoyang dialect； complements of potentiality； asymmetry； syntactic structure
可能补语一般称为补语的可能式、能性补语，也可以称为能性述补结构等。可能补语一般由动词、形容词充当，其句法结构一般带有标记词“得”。
关于现代汉语可能补语句式不对称现象的研究，蒋绍愚曾提到普通话中可能补语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的不对称，但没涉及方言[1]。柯理思主要考察山西、山东等地区部分方言的[VC了]式可能补语，涉及到方言中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2]。汪国胜讨论过湖北大冶等地方言中的“V得”和“V不得”的问题，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些方言中的“得”只有否定式却没有相应的肯定式和反复问式等不对称现象[3]。孙利萍集中考察了可能补语在北方方言中的不对称现象[4]，随后又比较深入的探讨了可能补语不对称的成因[5]，以及可能式“得”字句的句法不对称等问题[6]。郭玲丽考察“V得C”和“V不C”的不对称现象，探讨了造成不对称现象的原因[7]。吕俞辉以2002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出现的可能补语为研究对象，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视野下，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探讨了可能补语不对称的原因[8]。
笔者所探讨的涡阳方言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是由学界相关研究所引发的。涡阳县位于安徽省的西北部，属于涡河的中游地区，地处安徽省、河南省交界处，与濉溪县、蒙城县、利辛县、亳州市谯城区、河南省永城市接壤。《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汉语方言卷里以多种语言特征为标准，将涡阳方言列为中原官话的商阜片[9]。中原官话商阜片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安徽省，其中安徽省范围内主要有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濉溪县、涡阳县、蒙城县等十二个县市。涡阳方言是笔者家乡话，文中例句大多是笔者经过实地调查或者自拟所得，尽可能做到能够真实展现涡阳人的日常交际用语。
通过对涡阳方言中可能补语不对称现象的考察，希望能够更好地反映涡阳方言可能补语的独特之处，以便为现代汉语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语料。
一、涡阳方言中的可能补语
涡阳方言中可能补语与普通话中可能补语在语音形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一是地域特色，涡阳方言中一般用“哩”代替“得”；二是方言的可能补语“了”字表示北方方言中的“了”字的多种语音形式，比如“唠”、“哩”、“K”、“了”等。
为更加清晰探讨涡阳方言可能补语不对称现象，现将涡阳方言中的“K”和普通话中的“了”作一对比：涡阳方言中的“K”也分两种，一种作动词，与普通话中的“了[liau213]”相当，读作[lau213]，表示完成、结束的意思；另一种与普通话中的“了[le]”对应，又分为两个，“K1”对应普通话中的“了1”，置于形容词或者动词之后，表示改变或者动作的完成；“K2”对应普通话中的“了2”，置于句中语气停顿处或是句尾，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经考察发现，涡阳方言肯定式可能补语极少使用“得”，而习惯采用“动词+补语+K”的形式，即“VCK”。涡阳方言“VCK”形式的“K”等同于“了2”，为“VCK2”。这种“VCK2”句法形式不能简单的归为成分位置的变换现象，涡阳方言中这种“VCK2”/“V不C”可能补语的表达形式偏离了普通话的“V得C”/“V不C”形式，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比如：
（1）看完K2。 看不完。 （涡阳方言）
（2）烧好K2。煮好K2。烧不好。 （涡阳方言）
（3）看得完。 看不完。 （普通话）
例句（1）（2）中前一句即属于“VCK2”形式，是肯定式可能补语，后一句是与肯定式可能补语相应的否定式可能补语。例句（3）是普通话中的“V得C”形式以及与之对应的否定式可能补语。对比例句（1）（2）和例句（3）可以发现，涡阳方言中可能补语不像普通话的可能补语那样，肯定式的可能补语出现其标志“得”，而相似结构的否定式可能补语则直接用“不”代替肯定式中的“得”形成否定。但是想要了解涡阳方言可能补语的具体不对称现象还需要清楚涡阳方言可能补语的句法结构。
（11）我拿哩动这包东西。 我拿得动这包东西。
（12）这辆洋车子，张三骑哩溜。 张三骑得好这辆自行车。
（13）你说哩清昨个发生啥事儿吗？ 你说得清楚昨天发生了2什么事情吗？
（14）他啃哩动骨头。 他咬得动骨头。
涡阳方言也使用“V得C”的可能补语结构，只是常用“哩”来替代“得”，虽然在语音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拿哩动”与“拿得动”、“骑得溜”与“骑得好”、“说哩清”与“说得清楚”、“啃哩动”与“咬得动”所代表的意思以及结构形式都是相同的，都表示某一动作完成的如何。
（四）“VCOK2”结构
可能补语的“VCOK2”句法结构式普遍存在于北方方言中，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涡阳话中也比比皆是。
上述例句，能性述补结构中的“衣裳、饭”等宾语在普通话中是置于整个结构的“洗得好”、“吃得饱”、“做得好”等成分之后的，而涡阳方言里这种结构式的宾语则置于“好、饱”等补语与尾词“K2”之间。
“VCOK2”句法结构式主要表示事态出现的可能，其中可能义主要由位于句尾的“K2”来体现。假如删去“K2”，就会出现句子不再具有可能的意义或者是根本构不成句子。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结构中补语是不可以删去的，如果将补语删去，句子的语义就会不完整，无法正常使用。例如：
（15）*我看清墙上哩字。
（16）*我听广播哩歌K2。
上述两个例句，前者删去了句尾的“K2”字，不能成句，应该说成“我看清墙上哩字K2”；后者是删去了补语，“听”是进行时的动作，而句子中的“K2”具有完成的意思，二者存在冲突，句子是无法使用的，应该说成“我听清广播哩歌K2”。
（五）“VK”结构
可能补语结构在涡阳方言中还有一种“VK”形式，这种形式的可能补语不同于大部分北方方言的表达形式，而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语言表达现象。另外，这种形式的补语往往存在一种可能义的隐含情况，“K”字多是表示一种完成的状态。比如：
（17）吃K吗？ 吃过饭吗？
（18）看K吗？ 看了吗？
（19）称K吧？ 称了吗？
（20）运K吧？ 运送了吗？
上述例子，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其中的“K”亦包含两种解释，一是动作是否完成，二是形容动作完成的如何。如“吃K吗？”在涡阳方言中可以表示询问是否吃饭的意思，其中“吃K”中“K”主要承担着动作的时态，表示是否完成的意思，而在“吃”之后则有省略，扩充完之后可以表示“吃完饭K2吗？”或者“吃罢饭K2吗？”。在例句（18）中主要表示“是否看了什么”，而“看K吗？”中的“K”承载着动作的完成，也可以表示“看过了”、“看见了”，具体的意思则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确定。
从以上几种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涡阳方言中存在着与普通话不同的表示肯定式可能补语的句法结构式，而句法结构不同的形式，往往表达不同的语义。关于可能补语的语义问题，吴福祥曾提出，最少包含：表示具有实现某一结果或者动作的客观能力；表示具有实现某种结果或者动作的主观能力；表示对某种命题所作出的判断；表示在情理上的许可；表示命令上的许可等五种语义次类[10]30。柯理思也认为，可能补语结构式在某种条件下会具有判断的意义[11]10。
四、结语
通过对涡阳方言可能补语句法结构、语义特征等方面的探讨，可以发现涡阳方言中的可能补语是十分有特点的。
首先，涡阳方言的可能补语，在句式上不同于普通话的句式，尤其是在肯定式和否定式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二者的不对称，其不对称现象表现为肯定式与否定式结构上的不对称，即：“VCK2”与“V 不 C”的不对称；“VK1”与“V 不K1”的不对称；“V 得K1 ”与“V 不得”的不对称。
其次，涡阳方言存在一些十分具有地方特色的动词或者形容词，这些词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涡阳方言，使涡阳方言的可能补语更加具有地域色彩。
语言结构本身有很强的系统性，一般而言，句法中如果出现了某种结构形式，那么在同种类型的句法单位中也会出现相对应的现象，形成一种对称。但是具体的语境中，语言的结构并不是绝对的对称，正是这种不对称现象，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演变的轨迹。
关于可能补语用法问题，刘月华1980年就有研究成果发表[12]。郝维对20世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13]29-34。新世纪以来，又有孙爱[14]、骆莉萍[15]、牛爽[16]等专门研究的硕博论文。笔者仅以涡阳方言可能补语句法结构与普通话中可能补语句法结构的不同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五种肯定式可能补语类型，以此来考察涡阳方言肯定式可能补语与否定式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很多问题还需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蒋绍愚.内部构拟法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J].中国语文，1995（3）：191-194.
[2] 柯理思.北方官话里表示可能的动词词尾“了”[J].中国语文，1995（4）：267-278.
[3] 汪国胜.可能式“得”字句的句法不对称现象[J].语言研究，1998（1）：23-29.
[4] 孙利萍.可能补语在北方官话里的不对称考察[D].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 孙利萍.可能补语的不对称成因探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8-120.
[6] 孙利萍.可能式“得”字句的句法不对称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5（2）：36-39.
[7] 郭玲丽.结果补语可能式“V得/不C”及其不对称现象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 吕俞辉.汉语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J].外语学刊，2013（6）：43-46.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55-56.
[10] 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J].中国语文，2002（1）：30.
[11] 柯理思.从普通话里跟“得”有关的几个格式去探讨方言类型学[J].语言研究，2001（2）：10.
[12] 刘月华.可能补语用法的研究[J].中国语文，1980（4）.
[13] 郝维.补语的可能式研究综述[J].汉语学习，2001（6）：29-34.
[14] 孙爱.现代汉语可能补语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5] 骆莉萍.现代汉语的可能补语与“可能”意义[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6] 牛爽.《成功之路》可能补语的调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