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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的语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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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从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看作是“刺激―反应”的信号。本文探讨了他在著作《语言论》中对于意义的阐释,进而研究了布龙菲尔德的意义观。

【关键词】行为主义;信号;思维;意义

1、引言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是二十世纪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语言学理论上发展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 Saussure)的结构主义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并加以创新,于1933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论》(Language)。这部著作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世界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因此,在美国语言学史里,1933-1950年常被人称作“布龙菲尔德时代”。为了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有的学者又称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为描写主义语言学派。

布龙菲尔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关于意义的研究。他坚决抛弃了曾经被语言学家信奉过的“心灵主义”,努力从语言事实自身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思想以及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贯穿于他对意义的研究中。

2、两种不同的意义观

1)心灵主义意义观

心灵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人实际言语行为的结果,而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知识系统。语言是对概念,感觉或者意志的表达。心灵主义认为,在一种语言形式说出来之前,说话人自身就首先产生了一种非物质性的过程:思维、概念、印象、感觉、意志等;而听话人接收声波时,也经历这种相同或类似的心理过程。

2)机械主义意义观

机械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在某一情景中作为言语行为表现的实际话语。机械主义意义观认为,我们通过话语或者其他可以观察到的动作而洞悉别人的内心活动或者身体内部的活动。

布龙菲尔德是从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语言的,在《语言论》中,他常常称自己为“机械论者”。他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其实际含义是反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灵主义”,强调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机械主义”,并认为,只有排除对“心灵”的依赖,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语言科学,才可以保证研究取得的成果。

3、布龙菲尔德对待意义的观点

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的刺激和反应。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刺激(Stimulus)―反应(Response)”公式:

S―r…s―R

实际的刺激(S)能引起某人说话,并以此代替作出实际的反应,这就是语言的替代性反应(r)。对听者来说,它是一个语言的替代性刺激(s),它能引起听者做出实际的反应(R)。S和R都是“实际事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r和s则都是言语活动。布龙菲尔德用这种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解释言语行为,将语言视为“刺激―反应”的信号。他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信号系统,而“每一个语言形式都是一些信号单位”。他认为,语言作为信号,包括两方面:语言形式和意义。

布龙菲尔德有关意义的理论便取决于以上前提。对于意义,他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在因果序列中可表达为:说话人的处境(A)―言语(B)―听话人的反应(C)。A项与C项就是语言的意义。可见,行为主义的观点贯穿于布龙菲尔德对意义的认识中,他忽视人的心理作用,从刺激―反应的角度去看待意义,把意义与现实世界等同起来,进而认为考察意义就要对现实世界的一切有科学精确的认识。

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看作信号,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而他认为意义无法科学分析,所以只有从形式入手,这样才符合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布龙菲尔德对语言的研究注重形式,因此形成了他消极的意义观。他认为意义是不可知的,于是对意义的研究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正如他在《语言论》一书中说:“信号是可以分析的,但它所标识的事物是无法分析的”。

布龙菲尔德把他关于“意义”的定义首先应用到了语音方面。以往人们对所有的语音成分都一视同仁,认为所有的音在语音系统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只是物理特征不同。布龙菲尔德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部分语音形式与意义的表达区分无关,因而从功能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而另一些语音形式与意义的区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语音形式才是重要的,值得语言学家研究。这种与意义区分相联系的语音单位就是音位,由此不难推断出区分音位的方法:在一段声音中一次只替换一个最小的特征,如果意义不同,则那个互相替换的最小的特征就是音位。信号包括信号单位(音位)的不同组合。信号就是语言形式,而“语言形式就是有意义的语音形式”,语音形式是指在一种语言里能发音的“任何音位的组合”,即:语言形式=意义+语音形式。

布龙菲尔德观察到很多语言形式可以用于一种以上的环境,对于词义的识别问题,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他提出人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作出选择,一个是情景语境,它迫使人们选择正确的语言形式;另一个是语言形式本身提供的线索,如搭配选择、结构选择等。

语音形式加上它的意义构成语言形式,而结构形式加上它的意义则构成语法形式。从形式入手,布龙菲尔德把语法单位分为语素和词汇两级,并且提出了语言形式的四种配列方式(arrangement):词序(order)、变调(modulation)、变音(phonetic modification)、形式的选择(selection of forms)(这里的“形式”不指具体的语言形式,而指形类,即语言形式的语法类别)。特定的结构对进入这个结构的成分有特定的选择,这种选择以类别为单位,不涉及具体的词。从这四种配列方式来看,变音和变调都是从主音位、次音位的变化分析语言的,语音形式中音位的变化会使意义产生变化,不同的词序和不同形式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可见布龙菲尔德在分析语言形式时,并没有同时否定和排斥意义,而是把语法形式和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这种从语法形式入手分析语言的方法,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

语言不仅同思维有关系,还同人的意识有密切的联系。意识可分为思维意识和非思维意识。非思维意识又可根据其产生的前后分成前思维意识和后思维意识。按照产生的顺序排列即:前思维意识――思维――后思维意识。前思维意识属于感性认识,思维意识和后思维意识则属于理性认识。对客观事物的非思维意识,如果同语言建立了关系,就出现了语言的非思维意义,(下转第271页)

(上接第269页)即指在语言中附着的感觉、知觉、表象等意识。这种意义是原有的思维意义中所没有的。比如,在长得丑陋的人面前最好不要说“难看”二字。区分思维意义和非思维意义对于语义概念的界定非常重要。语义是语言形式所传递的信息内容,语义在本质上是人们的思维所获得的成果,又被巩固在语言中。但是,每个人特殊的思想和单个句子在某个语境中的用法却不应属于语义的范畴。从原则上来说,语义学研究的应该是语义领域中的一般现象和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的意义。因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韵律意义(强调、重音、语调等) 都可以分属词典和抽象的句法研究,而具体的句子的意义却几乎是无限的。它需要在语用的范畴中解答。

同语义相比,语用的研究范围较广。语义从语言的角度反映现实,而语用则要根据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信息正确使用词语和结构。语义、语用都与符号有关。所谓语义学,是研究“符号的意义或指称”;而语用学,则是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它突出了语言运用的正确性,关系到人们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使用问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前面提到:思维意义属于语义的范畴。而非思维意义,尤其是后思维意义则应归于语用的范围。布龙菲尔德也提到了意义的类型。他把意义分为“狭义的意义”和“广义的意义”,前者指实际的语言环境赋予言语形式的特定意义,后者指词语本身的一般意义,即词典中的意义。他说:“狭小的意义是很难确定的,因为每一次出现的形式总是由某种实际环境引起的……”而对于“广义的意义”,他一样很不乐观:“广义的意义不那么普遍……”由此,他再一次认定意义的不固定性和难以定义性。事实上,布龙菲尔德所谓的“广义的意义”正是我们所说的语义,而“狭义的意义”则应属于语用的范畴,关系到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涉及的各种语境因素。

4、结论

布龙菲尔德从行为主义的观点研究语言的意义,他对待意义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两点:1)意义是难以确定的,2)主张从“形式”下手(形式观),谨慎对待意义。

应当指出,布龙菲尔德的本意并不是认为意义的分析不重要,而只是由于看到意义分析的巨大困难才只强调语言分析要从形式入手,不能过多地依赖意义。而且当时的迫切任务是要对正在消亡的印第安诸语言进行描写,因而制定了“办事应有轻重缓急”的原则,即首先处理重要问题。语言被分成若干层次,逐层整理。试想,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科学地描写它的语音系统和最重要的形态特征,对一时不能客观描写的项目(如语义、语用功能),也只能暂时作罢。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布龙菲尔德关于意义的论述是有很大价值的。至于后来他的观念被推向极致,从而导致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只做形式分析而不顾意义的形式主义倾向,那是后学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对布龙菲尔德妄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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