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士崇佛之日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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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发展到唐代，极为鼎盛，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纷纷礼敬三宝、信奉虔诚。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多涉足释教，他们的崇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多个层面的表现。或游宿寺院；或与僧交游；或在日常宗教实践中进行斋戒，诵经念佛，抄写佛经；又常有斋僧之举。崇佛文士还与志同道合之僧俗结社；并撰写了大量的释教碑、游记序文等佛教相关作品。其日常崇佛举动一方面是唐代佛教繁荣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对佛教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推动了佛教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唐代；文士；崇佛；日常生活；表现

作者简介：马小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 福州 350007）

一、游宿寺院

在唐代，文士游宿寺院具有普遍性。尤其是诗人，所到之处，游寺院，交僧侣，宿僧房，题咏佛寺、僧舍等，反映与僧徒交往的诗歌也数量众多，《全唐诗》存诗中有近万首这类作品。正如陈引驰所言：“在唐代佛教文化繁盛的情形之下，游历寺院、结交僧人是诗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即使与佛教尚无因缘，也不妨作僧寺之游，留下风流文字。”{1}

文士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踏进寺院门槛，观赏游玩，还常留宿寺院、僧房，如白居易《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诗中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自言“老夫贪佛堂，随意宿僧房”。有的索性借宿寺中，乃至长住下去。很多“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2}到了中晚唐，朝纲失序，战乱频仍，寺院更是成了文人读书应试的理想场所。王维、宋之问、牛僧孺、岑参、裴度等人则在终南山一带营建别墅，与僧人朝夕相处。寺院环境幽美，有的藏书丰富，加上不少沙门兼通儒术，一些士大夫如阎防、薜据曾在终南山丰德寺读书；李绅、李隐在无钖慧山寺读书；李嫔在常州善权寺读书；李端“少时居卢山，依皎然读书”；颜真卿尝与殷亮、韦桓尼、贾镒、杨鹔憩于西林寺。元和年间的长安章敬寺聚集名僧甚多，“朝寮进士，日来参问”。一些贫寒子弟，更是倾向于寄居寺庙，或苦读争取仕进，或避世以求心灵解脱。唐诗中入山往寺院读书的作品也有一定比例，如李嘉祐《送王正字山寺读书》、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等。

在唐代的文士中，两百多人曾寓居山林寺院，也创作了大量吟咏佛寺、阐述佛理的诗作，并且其中大部分人与沙门交情甚密。大概统计《全唐诗》中通过题名就可以明确断定为游、宿寺院的作品，初唐诗人如王勃、沈佺期、宋之问（不包括应制之作）有游寺作不到10首。随着佛教的鼎盛。盛唐以后诗人的游寺诗数量显著增加，王维诗中就有11首左右，孟浩然诗约17首，李白诗约18首，杜甫诗约20首。中唐诗人仅白居易一人所作这类诗歌就有150首左右，其他诗人如刘长卿诗约46首，卢纶诗约29首，司空曙诗约15首等等不一而论。晚唐诗人如段成式也有此类作品16首之多，杜荀鹤诗约36首。可知寺院作为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吸引着广大的崇佛文士，游、宿寺院也便成为其日常生活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些具有风景和文化双重感召力的寺院更是备受文士的青睐，如荐福寺、华严寺、兴国寺、香积寺、香山寺等，众多的文人到此游赏并留下歌咏诗作。以武则天敕名的龙门“香山寺”为例，有多位诗人留下相关的诗作，如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钱起《同李五夕次香山精舍访宪上人》、李颀《宿香山寺石楼》、孟浩然《寻香山湛上人》、韦应物《游龙门香山寺泉》等。白居易更是钟情于此，有《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等十五首相关诗作。在唐文宗大和年间白居易还捐资对该寺进行了先后两次修缮，并撰写《修香山寺记》，搜集了五千多卷佛经藏入寺中。他晚年则一直居住在香山寺，并自号“香山居士”。

二、与僧交游

唐代的崇佛文士与沙门中人以及山林耆宿交往频繁，常参与佛典的翻译以及义疏的撰写，与之朝夕问道，诗赋往来。尤其是盛唐、中唐时期，文化氛围也相对活跃，诗人与僧侣（尤其是诗僧）交往，成为一种风尚。与之相呼应，唐代有以皎然、贯休等为代表的众多诗僧人物，其诗歌虽不比李、杜，但也有自己的风格，或阐述佛教义理的，或表达劝善度人；有偈颂作品，也有大量的与文士酬唱、赠答的诗歌作品。据马大品统计“《全唐诗》录有诗僧115家，诗45卷。……侍僧的代表人物有：王梵志、丰干、寒山、拾得、义净、慧能、怀素、录一、护国、皎然、江照、玄览、清江、江振、法振、灵彻、项斯、无可、泠然、贯休、处墨、方丁、可止、齐己等。”

为说明文士与僧交游的频繁程度，笔者以《全唐诗》、《全唐文》为基础材料，并参考前贤研究成果，对初、盛、中、晚唐一些文士交往的僧侣人数做了大概统计，结果数据很是可观。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有湛上人（湛然）、明禅师、空上人、符公、业师、皎上人等。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交往过的僧人近二十人，禅宗僧人就有神会、瑗公、道一、璇上人（元崇）、睿上人、操禅师、昙兴上人、千塔主人、方尊师、昙壁上人、燕子龛禅师、福禅师等，他还与密宗温古和尚、华严僧道光，以及其他不明派系的僧人乘如禅师（萧居士）、踏上人，还有胡居士、黎居士等有交往。李白平生遍游名刹古寺，广交高僧禅友，与白眉空、太山君、崖公、行融、林上人，叶和尚、中孚、崇明寺僧、浚公、通禅师、昌禅师、僧倩公、谈皓、僧方外、璿和尚、升公、僧朝美、莹禅师等皆有往来。从杜甫诗中可以看出其交往的僧人有大觉、巳上人、闾丘、文公、太易沙门、信行、瓦官寺僧人、玄武禅师、旻上人、真谛寺禅师、赞公、许十一、李居士等，且至少有两位至交：赞公和旻上人。张籍现存与方外之人交往酬唱之诗，连同题写僧院道观之作共有六十余首，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交往的僧人有稽亭山僧、西峰僧、日南僧、华严院僧、灵隐寺僧、律僧、方睦上人、闲师、霄韵法师、安法师、海东僧、箕山僧、清澈上人、无可、梅处士、广宣等。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所交往的沙门中人有灵澈、文约、怀远、玄觉、怀直、重巽（巽上人）、无染、文畅、元暠、琛上人、玄举、濬上人、觉照、超禅师、浩初上人等。刘禹锡也与高僧交往甚多，有皎然、灵澈、广宣、慧则、还源、元暠、鸿举、景玄、会禅师、浩初、文约、志师、密宗僧人深法师、法照、义然、惟良、君素上人、宗密、密宗元简、僧人霄韵、灵澈的弟子秀峰、智藏、赞头陀、如智、元晓、嗣肇等。白居易交往的僧人也极多，其中宗派承衍确切可考者就有智常、惟宽、神凑、寂然、宗密、神照、如满等数人，另有交往的僧人法凝、道林、如信、智如、义福、崇圭、甄公、定光上人、正一上人、闲、元、旻、清四上人、士坚法师等。

出于种种原因，就连辟佛的韩愈也与多位僧人有交际。他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僧人包括大颠在内总共十多人，有澄观、惠师、灵师、盈上人、文约、文畅、澹师、高闲上人、无本、广宣上人、颖师、令纵、秀师等。由此可知唐代文士交往僧侣频繁的程度，其中又常常是数位诗人与同一高僧有交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士浓郁崇佛的氛围。不过总体上讲，文士普遍向名僧求教，研习佛理，其奉佛的重心在于对义理的研求方面，并由此而在佛学的展开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文人结交的对象背景复杂，各宗派僧人都有，可见当时文士虽崇佛却未必有属于某某宗派的坚定的派别意识。

三、常持斋戒

自南朝虔诚的佛教信徒梁武帝萧衍大力提倡僧徒禁止食肉，我国佛教徒改变了汉代以来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以及居士的生活有很深远的影响，吃斋成为佛教徒日常修持的基本内容之一。佛教本有六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十斋日（又称准提斋，六斋日加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念佛之人，宜持长素，作诸功德，持斋修福。对于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来讲，最起码应遵守的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在家居士难以坚持每天都做到“五戒”，于是佛教便特地为他们规定了“八关斋戒” （“五戒”再加上在斋戒日内不歌舞观伎，不坐、睡高广大床，过午不食），在每个月内只有数天必须持守八条戒律，其余时间不论。

唐代文士因崇佛之故，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进行斋戒。如白居易作为信心坚定的佛教徒，有着真诚地宗教实践，许多诗文都记述了他的斋戒生活。其《斋戒》诗：“每因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长斋俨香火，密宴簇花钿。”《咏闲》：“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另有《长斋月满寄思黯》、《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早春持斋，答皇甫十见赠》、《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斋月静居》、《仲夏斋居偶题八韵寄微之及崔湖州》等数篇诗作。而且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斋日、斋月里，确实是比较严格地持守佛教戒律的。另一位比较亲佛的诗人韦应物也有斋戒坐禅的习惯，“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其《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忻喜…所当服辄献诗代启》诗：“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县内闲居赠温公》：“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

其他文士斋戒的例子如李商隐“二百日断酒，有谢萧纲；十一年长斋，多惭王奂”。又如王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李登之子李源“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3}。又如《涑水纪闻》记载唐人李思元“素不食酒肉……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4}。居士王友贞“口不言人过，犹好释典，屏绝膻味”{5}。

四、诵经、念佛

诵经、念佛与吃斋一样，为佛教徒日常修持的基本内容。

诵经就是诵念佛教经典。经文是佛教教义的文字载体，佛教徒首先需要通过诵经了解如来真法义。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指出，佛的言说只能从佛教经典中才能修习获得：“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遗道其书。不于其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又在《送堔上人有游序》中说到：“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世上之人，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纶，则悖矣！”

柳宗元、王维、白居易等文士作为崇佛的代表，诵经无疑是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修持功课。且看他们读经的种种情形。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王维《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白居易《偶咏》“诵经凭槛立，散药绕廊行”。又如钱起《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诵经连谷响，吹律减云寒”；孟浩然《来阇黎新亭作》“戏鱼闻法聚，闲鸟诵经来”；皇甫曾《秋夕寄怀契上人》“更想清晨诵经处，独看松上雪纷纷”等等不胜枚举。

佛教事典、佛经语典是崇佛诗人作品中的重要景观，从中也反映出诗人对佛教经典的熟悉，可想而知这种结果与其日常的诵经修持不无关系。王维“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6}在其诗文中经常引用《维摩诘经》、《法华经》、《涅盘经》、《华严经》等佛教著作中的佛典佛语，如“安禅”、“无生”、“一壶”、“养空”、“黄绮心”、“世谛”、“无着”、“习静”、“空病空”，等等。自号为香山居士的白居易接触的佛经更多，就其诗文内容来看，他接触的佛教经典有《涅盘经》、《陀头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楞伽经》、《楞严经》、《六祖坛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其作品也常常引用佛家用语，或是蕴含佛经典故。崇佛文人对佛教用语常常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即使他们不能够背诵佛典经文，也应是极为熟读了。

念佛即称念佛号，也是佛教徒日常修持方法之一。随着唐代净土大师善导在继承昙鸾以来的念佛思想，并将其系统化以来，念佛成为净土一大法门。唐代社会自上至下都有念佛的风气，“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识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7}文宗时，“蓝田县人贺兰，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8}净土宗信徒更是对阿弥陀佛号反复念诵，以此作为往生西方净土的手段。据《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记载，唐朝韦之晋曾建西方道场，念阿弥陀佛，忏悔愿生西方。

五、斋僧、舍资

斋僧即设斋食供养僧众，又称僧斋、施僧、饭僧。其原意在于表明信心、皈依，后来逐渐融入祝贺、报恩、追善的目的，也成为修行功德的一种常见形式。从西晋时起，由于寺院及其僧侣的递增，托钵乞食者似逐渐减少，民间斋会饭僧和衣食布施活动有所增长。唐代斋僧法会极为盛行，曾于大历七年（772）、贞元年间（785～805）、咸通十二年（871）举行万僧斋。

斋僧可得无量功德，唐代崇佛之文士也常常有斋僧的活动。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宰相杜鸿渐为了庆祝出使平安归来，“自蜀还，食千僧，以为有报，缙绅效之。”{9}王维“弟兄俱奉佛，……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斋僧活动作为崇佛文士的日常生活体验，也被频频抒写讽咏，如王昌龄《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仲月期角巾，饭僧嵩阳寺”；孟浩然《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傍见精舍开，长廊饭僧毕”；李颀《爱敬寺古藤歌》“忆昨花飞满空殿，密叶吹香饭僧遍”；廖凝《句》“饭僧春岭蕨，醒酒雪潭鱼”；白居易《衰病》“禄食分供鹤，朝衣减施僧”；张蠙《赠水军都将》“战舰却容儒客卧，公厅唯伴野僧斋”；刘禹锡《和乐天早寒》“久留闲客话，宿请老僧斋”；许浑《病间寄郡中文士》“心同客舍惊秋早，迹似僧斋厌夜长”等。更有直接以“饭僧”、“施僧”为题名的诗作，如王维《过卢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王建《饭僧》、李群玉《饭僧》、顾况《归阳萧寺有丁行者能修无生忍担水施僧况归命稽首作诗》、韦应物《与卢陟同游永定寺北池僧斋》等。

此外，崇佛文士还常有为寺院或者高僧大德施舍资财的举动。《宋高僧传》卷九《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载令狐权“舍衣财以充忌斋”。《全唐文》卷四百四十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记载游畅、甘贞曾“请施家山”，给予怀海禅师物质支持。王缙“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10}王维除了日常礼佛、斋僧，还希望施庄为寺，“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

六、抄写佛经

经典的抄写、刊刻及流通一向是佛教所提倡的功德活动。隋唐时代，佛教信众普遍把抄写佛经作为消灾祈福的重要途径。对崇佛文士而言，抄写佛经也是他们重要的信仰表达方式之一。唐代延续了隋代崇经的风气，社会各阶层都致力于抄写佛经。唐李肇《东林寺藏经碑铭并序》论及当时写经造藏的情形：“历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兰台秘阁，而不系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惟王公达于众庶，靡不求之。以至邀福佑，防患难。严之堂室，载之舟车。此其所以浩瀚于九流也。”如韦皋曾“以俸钱缮写新疏四十本，兼写《法华疏》三十本。”《香山寺新修经藏堂一记》载，河南尹白居易于开成五年九月为洛阳香山寺造藏经五千二百七十卷。《五台山清凉寺碑》载，玄宗天宝七年，鸿胪卿为玄宗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般若》四教、《天台》疏、论二千卷，藏于五台山清凉寺。

对于普通信众而言，写经都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为亡故的亲人求福，如韦绶“丧父，刺血写佛经”。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或为生者祈安，如太守彭城刘公发愿“丹青极乐世界一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千卷……而公之家恬然无事”。也有靠写佛经谋生的比较特别的例子。王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11}

抄写佛教经典也是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形式。广大僧人和崇佛文士为了表达自己弘扬佛法的宏愿，在抄写佛经中呈现自己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并以此日积月累地建立自己的佛法功德。自东晋始，历代僧人居士中书家辈出，声名远播。如晋王羲之除了抄写道家经典《黄庭经》以外，还抄写了佛经《遗教经》。唐柳公权抄写了《金刚般若经》，欧阳询抄写了《心经》，钟绍京书《转轮经》等。此外佛教的《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等都有人抄写。纵然书写者未必就因此有，诸多的佛教经典经过众多书者的传译摹写，诸多的人经常对著帖子抄习揣摩，在这过程中，佛教经典无疑会得到弘扬和传播。

七、与僧结社

儒释交流，诗文酬唱，约起于东晋，慧远与刘遗民、雷次宗等百二十人的“莲社”堪称典型。在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与寺院的发达，文人与寺僧时常雅集酬唱，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时代风尚。有相同趣味与追求的诗人与诗僧运用雅集或结社的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与交流。如白居易在洛阳时，居于龙门香山寺，与如满禅师等结交，作诗参禅，共结“香火社”；《宋高僧传》载神皓禅师晚年时“别置西方法社”，其奉戒弟子开州刺史陆向前、服道弟子礼部侍郎刘太真、前大理评事张象、钦风弟子前廉史亚相李栖筠等都是其成员。

各种结社虽是以寺院方袍人士为中心，其实是具有宗教与文学双重性质的社团组织。文士尤其是崇佛者因此热衷于此类结社，并在诗文中表述结社的种种状况。许浑《送太昱禅师》“结社多高客，登坛尽小师”；齐己《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簪履为官兴，芙蓉结社缘。应思陶令醉，时访远公禅”；白居易《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又《临水坐》“昔为东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内人”；姚合《送澄江上人赴兴元郑尚书招》“闻结西方社，尚书待远公”；权德舆《酬灵彻上人以诗代书见寄（时在荐福寺坐夏）》“更喜开缄销热恼，西方社里旧相亲”，又《送文畅上人东游》“或结西方社，师游早晚回”；张登《招客游寺》“招取遗民赴僧社，竹堂分坐静看心”；朱湾《过宣上人湖上兰若》“十年湖上结幽期，偏向东林遇远师”等。

也有文人通过诗歌表达对想要结社的期冀。如司空曙《题凌云寺》“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刘禹锡《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示之》“若许相期同结社，吾家本自有柴桑”；齐己《乱后经西山寺》“欲伴高僧重结社，此身无计舍前程”；李咸用《和彭进士秋日游靖居山寺》“自笑未曾同逸步，终非宗炳社中人”。

八、结 语

与佛教结下因缘的唐代文士也留下大量的相关文字，除了游寺、与僧酬唱、弘扬佛理等大量的诗歌作品之外，释教碑以及游记、序文作品也俯拾皆是。这些诗歌文论或宣扬佛法，或阐述禅意，或嘉美高僧，表现出对佛教的深刻关怀，也对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宣传和促进作用。如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40多首诗中，与僧侣赠答或宣扬禅理的就有20首。佛教的碑塔铭文、记祠庙、赠僧侣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占有相当的份量。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至二百六十四载有李邕的佛教碑、塔铭文《大照禅师塔铭》、《国清寺碑》、《嵩岳寺碑》、《清凉寺碑》等计有13篇；卷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七载王维《赞佛文》、《西方净土变画赞（并序）》、《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六祖能禅师碑铭》等11篇；卷六百二至六百十有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智俨大师碑铭》、《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并序）》等10篇，都是研究宗派佛教的重要文献。

总之，崇佛文士通过游宿寺院、在家写经、念佛，归依禅师，或通过结社、建斋等日常活动，与寺院的僧侣活动形成呼应，壮大了佛教声势，扩大了佛教影响。他们利用自己高度的文化素养，或参与译经、注释佛典，或独立撰述论著，以阐述和传播佛教义理，并在与学问僧以及各类高僧的交流中，丰富和发展着佛家的思想理论，并进一步接受、改造、发展佛教教义，也为中国佛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张岱年：《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2}（宋）黄寿成点校，钱易著：《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页。

{3}{6}（后晋）刘煦：《旧唐书·王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2页，第5049页。

{4}（后晋）刘煦：《旧唐书·李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89页。

{5}（后晋）刘煦：《旧唐书·王友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31页。

{7}（后晋）刘煦：《旧唐书·张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27页。

{8}（后晋）刘煦：《旧唐书·高元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52页。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鸿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24页。

{10}（后晋）刘煦：《旧唐书·王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17页。

{11}《全唐文》，彭城公写经画西方像记（卷七四六）。

Daily Performance of Literati with Buddhism Worship in Tang Dynasty

MA Xiao-fa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reached its prime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disciples from royal and noble families and among common people. Many of the literati then were involved in Buddhism，which could be seen in their daily life. They visited temples and associated with monks. They practiced fast， chant or copy Buddhist scriptures. They organized societies with monks and other persons with same interests. They wrote lots of Buddhist works，such as tablet inscriptions and relevant travel notes. Their daily practice of worshiping Buddhism reflected the booming of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Tang Dynasty；literati；Buddhism worship；daily life；demonstration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