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资源禀赋互动的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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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资源禀赋有着巨大差别。譬如对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市,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小,而对于土地是稀缺资源的省市,土地的机会成本就大。由此来看,不同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配比利用资源的问题,亦即不同的省市,应该制定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规划。

关键词: 城市化; 资源禀赋; 机会成本; 集约效果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162-02

一、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比较

资料来源:(刘再兴,1993)。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是中国的自然资源富集区,特别是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耕地资源、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及生物资源等在全国占有显著的优势。而就东南沿海而言,其除水资源外,各方面的资源禀赋都相对匮乏。我国地域辽阔,受各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步调不相一致。现实中除了上述“第一自然”所列及影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生因素外,也存在其他独特的因素影响其经济发展路径。譬如,某些地区本身并不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但是他们却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获取了经济枢纽的地位。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的转换过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周一星、许学强分别采用137个国家和151个国家资料,也证明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对数曲线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6和0.81,即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提高。可是由于地理区位、人口增长、工业化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因素的分化,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不平衡及滞后。

二、基于机会成本的城市化效率分析框架

造成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改革开放前主要受政策因素、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和人口基数的影响,还有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后随之市场机制的迈进,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多受经济发展条件和机遇、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流动等的影响较深。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协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与城市间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利用效率有必然联系。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宏观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的资源量,一是单位资源取得的国民收入量。现实中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受到双重约束,一是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效率递减的约束,一是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从第一种约束看,如果我们以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来表示政府效率的话,那么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数量的增加,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就会减少。实际上政府配置资源还存在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即如果只是集中利用静态资源,或是单从城市扩张获取既得利益,就会忽略了动态资源所衍生的经济利益。基于上述分析,提高城市化效率的改革,必须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对资源的应用模式及产业分工转移。

三、从城市化集约效果分析资源利用方式选择

(一)各省城市化集约效果对比

当今社会城市化的特征主要集中两方面:城市面积扩张和城市人口集聚。而城市化中的重头戏莫过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土地资源供给本身具有稀缺性,如何在有限资源上,实现最优的集约效果即单位成区面积达到最优产值是关键。

以2008年为例,从各地区城市建设情况即可以看出。(注:建成区面积指市行政区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和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地段。)排行前十位的省份中,广东省虽然建成区面积排名全国第1位,为4132.63平方公里,但其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却排在16位,为8.63771亿元/平方公里;辽宁省的建成面积排全国第4位,后者却排在24位;湖北省的建成面积排全国第7位,后者排在21位;黑龙江省的建成面积排全国第9位,后者竟排在倒数第3位。而相反的情况也出现了,上海的建成面积虽排出全国前十位,但其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却稳居榜首;福建省的建成面积也为877.35平方公里,排在17位,但其单位面积的产出水平竟可列居次席。陕西省和天津市的成建面积排名更为靠后,但在单位产出水平上却可以分列为第6、7位。

这充分表明,城市化的集约型效益并非仅体现在城市的面积扩张上,相反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才是当务之急。城乡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关系面临重构,区域空间资源配置与协调面临优化,必须以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为指导,针对全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形势,从城乡整体出发,实现城市土地利用与合理布局新模式。上海、福建、陕西和山东的规模效应可谓之楷模。而广东、辽宁、湖北、黑龙江的城市化进程中集约型效益却不得不引人深思。

(二)基于要素禀赋特征和机会成本确定城市化中资源利用方式

2008年的城市化水平排行中:上海市位列第一,达88.61229%;第二位北京,达84.89676%;第三位天津,达77.21088%;第四位广东,达63.36966%;第五位辽宁,达60.04635%;依次为浙江、黑龙江、江苏、吉林、内蒙古、重庆市、福建、海南、山东、湖北、山西、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陕西、河北、江西、青海、安徽、新疆、广西、四川、河南。从城市化水平的排列次序可以看出,不同省份地区的城市化差异,及经济发展步调的不协调。鉴于以上现状,在城市化进程中应透析各省市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机会成本的不同,进而合理配置资源。

1. 尽管北京、上海、天津的土地、水资源禀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但其市场开放,劳动力素质高,加上资本充裕,所以应该优先发展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服务业,以避免城市化中资源禀赋的短板困境。

2. 广东省土地稀缺,不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因而通过土地扩张城市化不可取,但劳动力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可以发展加工贸易,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资本份额最高,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带动人力资本流动,促进城市化进程。

3. 对于江苏、浙江、山东及海南、辽宁和福建六大省市,有显著地共同特征,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省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在全国位居前列,可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海南、福建和辽宁省可以凭借港口经济,优先发展发展加工贸易,建设外向型经济大省,保证对外开发程度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一致并促进。

4. 对于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来说,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应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东北老工业基地、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有机肥料多,气候多样性,再加上传统的栽培技术,可以在绿色有机食品方面大显身手。通过农业反哺工业,带动城市农村统筹发展,一起进步。

5. 对于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广西、河北、湖北、安徽、重庆等九省市来说,数字分析表明其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这一点在贵州、云南、青海三省市上也有所体现。三省属于资源严重失调,仅有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经济增长所需的其他资源十分短缺。有必要开发自然资源,努力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平衡城市化中的不协调因素。

四、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建议

(一)放弃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

各省份在城市化中仅发挥其资源静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否则就是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尽管我们认为湘川豫云贵青等省市应该发挥土地密集的比较优势,然而却与现状相悖。2002年排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前十位的省市中,其中有一半的省市耕地面积位列全国末十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不受重视甚至是排斥;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二)城市化适度推进,避免盲目扩张

纵观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是被动地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规划和基础建设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城市人口的增长受到人为限制。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已成为妨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是城市的各种优势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农村病”现象(汪冬梅,2005)。因此,只有二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化才能发挥积聚产业和人口,促进消费的作用。

(三)城市化道路要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环境和资源问题,人类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环境承载力问题。各省市的城市建设规模、发展速度也必须和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市场对资源的聚集必须在区域生态承载力的约束下进行,从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城镇。强化规划的调控作用,合理控制用地规模,开发利用空间资源。节约、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镇。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节能型城镇。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全面提升与统一,是城市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必须不断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集约高效利用城市用地,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市组织管理系统,确保市民和农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共同宜居,共同分享城市建设成果、城市文明和美好的城市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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