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否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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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对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质疑又有新花样。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2）》（以下简称蓝皮书）中指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领先于民企和外企。与2011年报告一样，今年的报告又引发了新的质疑。排名第一的中远集团最近两年因为宏观经济萎靡和行业周期性影响，被冠以“亏损王”的称号。有观点称，一个连最基本的对股东的经济责任都履行不好的企业，怎么会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好榜样？甚至有人认为，企业不是政府，他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回报股东的经济责任。作为企业的国企也一样。
究竟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有主次之分，亏损就意味着社会责任履责水平不高吗，国企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国企》杂志特邀相关专家一起探讨。
单纯逐利无法生存
《国企》：您觉得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是否有主次之分？
王晓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的同时，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完成基本的社会功能，实现各方的共赢，这是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是三重底线，经济、社会和环境。在三个领域中，各有企业必尽、应尽和愿尽的责任，需要同步履行。对于企业，员工、客户、环境都非常重要，很难确定谁比谁更重要。相对而言，在同一个层面，企业有需要优先解决的议题。比如一个企业当下对环境影响大，它面临的紧要责任是改进生产技术设备，降低污染，而非一味盈利。
钟宏武：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也是企业的基本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社会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部分。这四个部分又分成两个维度，一个是传统的社会责任实践，譬如，回报股东，服务客户、对外捐赠等；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责任管理，包括社会责任战略、治理、沟通和能力等。公众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都停留在实践层面，而忽视管理体系。实际上，社会责任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和原动力。任何企业都有很多“好人好事”，但这是企业的社会属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属于“碰巧做对”，不是“主动做对”，更不能保证“持续做对”。因此，要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变“碰巧做对”为“主动做对”，保证“持续做对”。
从具体实践来看，这几个层面都很重要，一般没有主次之分。如果非说有，那社会责任就是超越股东利润之外的追求。如果一个企业不服务客户，不响应政府政策号召，不考虑员工基本权益，不保护环境那么企业必然会受到抵制，发展不下去。
《国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企业的最大、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和价值。”对此您怎样看？
王晓光：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在守法的前提下，企业存在的价值和唯一责任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而对于慈善等社会活动，企业并不擅长，还不如做最擅长的事，直接将钱给股东，让股东去做，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个观点已经争论几十年，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大部分人已认可要考虑相关方的利益，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尽到社会责任，比股东拿到收益后再去做更有效率和价值。现在很多细分行业的出现，企业可以让专业机构来帮助履行社会责任。尤其在现代社会，公众、媒体都对企业经营提出了很多要求。现在一味要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并不能赢得尊重，也不能实现共赢。
钟宏武：回报股东是社会责任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大的。在现实中，企业是有社会性的。在很多情况下，除非股东先满足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要，否则，股东是得不到满意回报的。如果把股东利益凌驾于这些相关方利益之上，必尽、应尽责任不履行，要回报股东是不可能的，社会也不会让它存在。只有亲社会的企业，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
翁伟：这个观点是以前争论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对此的争论一直轰轰烈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有代表性的反对者。他曾表示：“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但随着发展，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理念逐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对各利益相关者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学者和有关机构并未能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性质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企业应在追求利润之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张，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国也正在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
不管是以利润至上为唯一社会责任的理论，还是当下普遍认同的社会责任理论，不能简单地说对与错。应该根据一个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判断。如果一个企业刚刚起步，艰难发展，在符合国家法规的前提下，这时候的社会责任主要就是为了生存赚取利润。这时强迫它履行其他社会责任也是极不现实的。而如果企业处于平稳发展阶段，资金和运营状况良好，就应该主动承担对市场、员工、社区和环境的综合社会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
“亏损”不能一票否决
《国企》：近日社科院的蓝皮书中指出国企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高于民企，但是排名前几位的国企中，中远和中铝都是亏损大户。有观点指出企业的经济责任履行不好，未对股东负责，所以社会责任履行不好。您怎样看待这种质疑？
钟宏武：首先，我们的报告所研究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主要反映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信息的披露水平，与社会责任的履责水平并非完全一致，但外界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相较民企、私企，国企社会责任信息的透明度很高，披露信息很充分，所以分数较高。虽然中远、中铝亏损很多，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信息披露做得确实很好。
其次，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应该以偏概全，要多角度综合衡量。经济效益高，回报股东的责任做得好，并不意味着社会责任就履行得特别好。一个企业亏损了也不能说履行社会责任就不好。比如有的企业虽然亏损，日子艰难，但是仍然尽最大努力投入环保，定时给员工发工资，对供货商按期付账，而不是因为自己困难把这些事情扔向社会不管。这种股东利益暂时让位的行为难道不是对社会负责？
最后，经济责任一票否决也不客观。任何企业都可能亏损，亏损的原因很多，需要判断，要区分是个体原因还是行业原因。如果是企业自身经营问题，那确实没有履行好经济责任；如果是大环境问题，是行业性亏损，企业少亏损就是负责任。
王晓光：社科院的评价是打分制，肯定会有侧重。经济效益只是一部分，还有其它一些领域可能做得很好，得分高说明评价体系所关注的多数领域做得很好。
评价社会责任履行应该用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评价，具体看企业内部管理、员工素质、利益相关方关系。不应该用短期绩效来评价企业责任履行的情况。之前中远赚取巨额利润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批判它的社会责任呢？今年捐1亿元就是做得好，明年捐100万元就是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如何，要看它能否成为百年老店，能否为社会持续做贡献。
翁伟：不能因为企业亏损就认为其社会责任履行得不好。这需要具体分析，综合评估。第一，企业经营亏损，履责能力有限。亏损下履责投入更为难得，所以无法与效益好时比较。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比如一个小企业履责能力弱，但是努力履行社会责任，另一个大企业资金雄厚，履责能力很强，就算不努力履责，履责投入也肯定大于小企业，那你能判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就不好吗？
社会责任与生俱来
《国企》：从上述质疑，也可以看出民众对国企价值的质疑。国企作为一个企业，究竟是实现经济价值，还是要更多承担其他责任？
王晓光：国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经济早已崩溃好几次了，但是中国经济30年来持续增长。这也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了支柱、保障和引领的经济责任。他们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拼搏发展，在保障国家供应和社会稳定的公共服务行业亏损经营，在技术创新和投入方面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国企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第二，国企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社会稳定，保障民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在煤电、油价倒挂的时候，都是国企冲锋在前，自行承担众多政策性亏损，牺牲经济利益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民企很难做到这一点。
钟宏武：因为国企全民所有的特殊性质与功能，比其他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价值。从建立之初，国企就并非为简单经济效益而存在，而更多的是为了国家更好地调控经济而存在。在很多行业，国企的经济责任要让位于社会责任。比如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水电，公共交通等行业盈利并不好，但是为了保证社会供应、经济稳定，即使亏损必须经营。这是它与生俱来的责任。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评判国企，就低估了它的价值。
《国企》：您觉得多年来，相对于民企，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如何？
王晓光：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做得很好。从经济增长和果实共享来看，近些年国企经济发展迅速，2003年到2011年，仅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就累计上缴税金17.1万亿元。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划转到社保基金的国有股权2119亿元，占国家社保基金财政收入的43.1%。央企克服价格倒挂困难，不计亏损全力保障电力和成品油供应。92家中央企业定点帮扶189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占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总数的43%，还有很多央企在新疆和展开各类援助帮扶工作。在大灾大难和重要国家活动时，国企不计成本慷慨解囊。还有很多国企在保护环境方面不停地投入，开展各种义务公益活动。这些努力应该看到。
但是我们不能根据简单的数值来判断哪些企业履责做得更好，需要具体分析。国企和民企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履责优势。比如民企数量众多，贡献了八成就业机会，这方面民企履行责任更好。而国企在遵守法制、社会责任管理、员工管理方面更为规范，履责更到位。国企中有一些企业做得非常优秀，但是也有做得并不好的。反之，民企也一样。
钟宏武：近年来，央企除了在社会责任实践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外，还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所有央企都明确了社会责任主管部门，不少央企制定了责任战略，提出了责任理念。他们关注重大社会议题，制定社会责任规划，积极推动企业责任绩效管理，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积极社会责任报告等等，得到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专业领域的普遍认可。
翁伟：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在并没有完整的数据体系和履责评估体系说明国企整体一定做得比民企好。从我多年的观察来看，国企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和履责力度逐年加大，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民企的履责水平在平稳中缓慢上升。企业占用社会资源越多，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在履责方面仍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