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遇绑匪:如有生路,谁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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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清末进士，曾参加过，著名出版家，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长等职）一生阅历丰富，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绑票撕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的民国初期，他“遇险”的事也不多，1927年他遭遇的一次绑票，被劫持时间达六天六夜，可算是最险的一次。
父亲被绑架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斯菲尔路，车上下来五个人，来到我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的佣人用手枪顶着押往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父亲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堂兄树源。大概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所以最先把他控制住。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我父亲，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父亲就走了。
母亲、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这时家里乱极了。还好有树源在，他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父亲工作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
大家都清楚，绑匪要的不是人，而是“赎票”的钱，总会有消息来的。就这样，家里人在提心吊胆中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1870-1936，近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叔叔匆匆赶到我家，对母亲说，他收到父亲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高梦旦当时把这封信留在了我家里，信封上盖着寄发局上海四大名镇之一――南翔的邮戳。
信中，父亲告知高叔叔说绑匪索要的赎金高达20万银洋，希望高叔叔能通知我的家人及同事想办法，父亲在信意提及：“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信末，父亲还附上了诗两首：
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信中所提到的“要价20万”并不是绑匪最初的索价。据父亲后来在复汤尔和（1878-1940，医学教育家，历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信中称，第二天早晨绑匪头目来开议，“先索30万元，指商务为余一人私产，并称去岁嫁女奁资值30万”。显然，他们没有搞清楚情况，把董事会主席当成了大老板。父亲当即大笑，叫他们派人调查。这样，赎票价才减至20万。
虽然父亲在信中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不是小数字，哪儿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父亲来信前后那段时间，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自己所绑架的人确实不是“大老板”，于是对父亲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甚至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父亲下落。
母亲拿出股票、首饰典卖，加上在亲戚朋友处借贷，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间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叫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父亲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我父亲，后来被大家劝住才作罢。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家人到上海的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的事自然落到了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同前往。爵禄饭店在上海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自然有其道理。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我家仍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后来又持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要价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父亲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父亲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父亲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父亲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日脱险的良策。
父亲被绑架后六天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父亲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父亲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父亲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子，取下黑布。这是一间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床腿还用绳绑着。屋里还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父亲手上的绳，就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父亲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
有两个细节是父亲后来讲给我们听的：一是父亲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让看守们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父亲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竟感动得掉了眼泪。
一万元赎票
爵禄饭店的谈判起初并不是很顺利。但绑匪们见确实榨不出什么“油水”，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即10月21日，父亲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两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父亲的信，逼树源交钱。树源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10月22日）树源写了复信，通过绑匪递给父亲。信中提到：
自叔离家，已近一星期。百方罗掘，典当、借贷，勉强仅得五千元。所示两万元之数，万难设法。……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诸位，格外原谅……
当时在树源的四处奔走下，在亲友处又想方设法借贷到了5000元，送到绑匪手里。收到1万元的赎金后，大概是这些绑匪知道从父亲身上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于是在第六天（10月23日）的晚上，用汽车把父亲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父亲终于得以脱险，结束了这六天的“奇遇”。
父亲对被绑架一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11月14日，父亲在致丁文江（1887-1936，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父亲去杭州慰问。父亲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
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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