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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手足口病爆发,昭示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应实现从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应对新兴传染病的威胁
5月2日,手足口病(HFMD)终于被中国卫生部正式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成为第38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此时,今年以来疫情最早集中爆发的风暴中心――安徽省阜阳市,已经有22名儿童因此死亡。而在广东省佛山市,也已有两名儿童患这种疾病悄然离世(参见本期“佛山幼童之殇”)。
截至5月9日17时发稿时,中国已经有32名患者死于手足口病。而2007年全年,仅有17人死亡,2006年更只有6例死亡记录。
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死于手足口病,倒不如说死于EV71。
作为多发于婴幼儿的一种传染病,有多种肠道病毒都可以引发手足口病,其中包括萨柯奇病毒A16型(Cox A16)、肠道病毒71型(EV71)以及回声病毒(Echo)等。目前已经死亡的患者,几乎全部为EV71感染。
EV71除了表现为无症状的隐性感染,也可以引发普通手足口病和咽峡炎等轻症病例,还可能导致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呼吸衰竭等合并症,甚至死亡;而其他病毒类型,即使有症状一般也较轻,且不易引起神经系统以及其他并发症。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死亡名单不再延长,也已经是过去十年中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EV71疫情了。1998年,中国台湾曾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EV71疫情,近13万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和咽峡炎,当年最终的死亡人数则定格在78人。
疫起阜阳
4月14日下午4时,三周岁半的王政宇死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天前的4月12日早晨,准备前往幼儿园的王政宇有些发烧,随即被在当地打工的祖父王本国带到附近一家小诊所看病。医生按感冒实施输液治疗,很快退烧。
次日凌晨1时许,王政宇高烧再发,祖孙俩遂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据称,由于该院医生对孩童病情采取“不急不缓”的治疗措施,心急如焚的王本国又将孙子送至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结果仍是感冒。采取措施退烧后,再次回家。
4月13日下午,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仍然无法对第三次发烧的王政宇确诊。14日中午,随着幼童病情加重,院方开始抢救。下午2时许,家人探病时,孩子已是呼吸困难,手足均现红色疱疹。两个小时之后,王政宇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此时,还没有人准确知道王究竟死于什么样的疾病。
实际上,早在3月下旬,这一连串死亡事件就拉开了帷幕。3月27日夜间,两岁男童贾帅帅在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夭折,成为此次疫情的第一个死亡案例。次日,又有两名患儿在该院死亡。
3月28日夜,在抢救这两名疑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失败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开始怀疑发生疫情。29日,刘晓琳致电院方领导征得同意后,于早晨6时许,向阜阳市疾控中心汇报情况。50岁的刘晓琳身患癌症,其医德在当地颇有口碑。四年前,她正是“劣质奶粉致大头娃娃”事件的第一报告人。
3月29日上午8时,阜阳市疾控中心派员至第一人民医院探查,并采集标本。当日及次日晚间,市卫生局两次召集全市呼吸疾病和儿科专家的紧急会议,此事亦被报知阜阳市主要领导,引起重视。3月31日,阜阳市卫生局向安徽省卫生厅报告可疑病情。
但一直到4月23日疫情正式公布前,当地公众仍然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死亡事件,只有死亡名单在不断地拉长。一时间传言纷起,“人禽流感”或“小孩非典”等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胫而走。
下辖八县区的阜阳市,是安徽省的一个人口大市,仅五岁以下幼儿就有58万人。在这些幼儿背后,牵动着数百万名成年人的敏感神经。为保险起见,从4月中旬起,大批出现发热、疱疹症状的疑似患儿被家长送进当地医院;事后看,这种盲目的集聚,恰恰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实际上,一头雾水的不仅仅是普通公众,普通医疗机构也在其中。
据《财经》记者了解,患儿尤其是阜阳众多农村患儿,历经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乃至县医院辗转求诊,先后得到感冒、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等各类诊断。当最终到达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或第二人民医院(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时,往往病情已发展至最后阶段。
不幸的是,即使到了市级医院,这些孩子最终也没能得到正确的施救。在此阶段,根据他们并发症的不同,分别被按照重症肺炎、无菌性脑膜炎、心肌炎等进行抢救。
年仅四个月的张曼丽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女婴的父母均为阜南县中岗镇尧湾村农民,与阜阳市区相距数十公里。
3月29日夜里,张曼丽不停哭闹,家人发现她脚趾头处出现大片红斑,口中微吐白沫。3月30日凌晨5时左右,邻村乡村医生诊断后认为是普通感冒,开了“尼美舒利颗粒”等退烧药后离开。
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家人带着她沿着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阶梯逐个上行。镇卫生院认为小曼丽系“皮肤过敏”,建议转县级医院;阜南县医院门诊则认为,小曼丽是“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
经过一番辗转,4月3日早晨送至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小曼丽已经呼吸急促、口吐白沫,处于病危状态。该院又按照“重症肺炎”实施了数小时抢救后,但终究未能留住这个年幼的生命。
漫长的确诊
直到4月23日,安徽省卫生厅才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确定该疾病为EV71感染。此刻,距离阜阳第一例死亡事件,已经过去了28天。
在这段疫情公开的“盲区”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3月31日当天,接到阜阳市卫生局的报告之后,省厅立即组织多名传染病专家赶往阜阳。此时,阜阳的死亡患儿已达到七人。
省厅专家发现,这些患儿死因各异,有的是“重症肺炎”、有的是“心肌炎”,还有大脑病变。专家意见随之出现分歧,有的怀疑是几种病,有的怀疑是一种病。
在阜阳几家医院,由于已有大量患儿出现共同症状,即手、足、口部有红色疱疹,也有专家怀疑发生了手足口病疫情。不过,当他们历时数日对这些死亡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却发现,患者居住非常分散,并无联系和接触,很难形成传染病链条。
因此,在专家组内部,支持手足口疫情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于是,专家们开始采取排除法,将“非典”、人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流脑等春季易发传染病一一排除。
由于患儿持续死亡,专家和当地医院无奈之下请求死者父母捐献遗体,试图通过病毒分离以实现确诊。而征求遗体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4月4日,张曼丽的遗体被捐献出来,这一工作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由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4月15日,安徽省卫生厅向卫生部做了汇报。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于4月16日凌晨抵达阜阳指导疫情防治,仅仅两天之后,第一份检体样本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些样本不允许通过飞机或者火车运输,因此只能通过汽车进京。
“4月19日就发现了EV71病毒的线索。”一位知情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疾控中心对第一份检体采用了RT―PCR技术(一种细胞核酸检测技术,学名为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进行检测;然而,由于这份包括脑脊液、血液在内的检体是一个孤证,检体亦无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病历,检验者无从知晓病人身份住址和临床记录,因此仍难以做出确定性结论。
4月19日,包括死者尸体组织在内的更多检体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4月20日凌晨2时许,病毒所专家许文波、张勇再次开始RT―PCR检测。5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称,一直到4月23日下午4时,才最终确定病因为EV71。也就是在4月23日下午,安徽省内专家终于成功分离出一株EV71病毒毒株。
不过,上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实际上早在4月22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就做出了EV71的诊断。之所以一直到4月23日晚上11时才将疫情公开,是因为中间“要经历必要的行政程序”。《财经》记者试图与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联系加以确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一个疑问是,阜阳市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自行处理这场疫情,未果之后就决定上报至安徽省卫生厅。缘何安徽省卫生部门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调查无果之后,才将疫情上报给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中国卫生部?
按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称《应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出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等四种情形之一时,于“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对此,冯立中的解释是,4月15日前,阜阳事件尚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未形成必须报告的上述情形。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解释。一位国内传染病界资深人士就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安徽省卫生厅在接到阜阳市的报告后,就马上派出专家组的第一反应来看,肯定是意识到了可能暴发或者流行的危险在。当时阜阳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需要报告的情况”。
疑问重重
4月15日,就在安徽省卫生厅将疫情上报至卫生部当天,一篇无记者署名的官方新闻稿,在包括《阜阳日报》以及当地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
在这篇《有关人士就近期阜阳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中,明确地称正在暴发的疾病是一种“呼吸道感染”,已经死亡的几个病例之间也“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总之,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没有特殊性”。
此刻,安徽省卫生厅专家组利用死亡患者遗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的工作,还正在紧张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如此论断,似乎很难从医学上找出合理的解释。
4月15日之前,在一波又一波的传言中,阜阳已有许多家长不再将孩子送往托幼机构。这从客观上减少了幼童交叉感染的机会。在国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新加坡,阻断EV71病毒扩散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强制托幼机构暂时放假。
在政府该新闻稿之后,阜阳市托幼机构从次日(4月16日)起开始致电家长,要求将小孩重新送回幼儿园就读。晚至4月末疫情确诊后,阜阳教育局才宣布托幼机构放假,并于“五一”期间决定延长假期。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反复中,到底有多少儿童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在谈到为何迟至4月23日安徽省才分离出第一株EV71病毒时,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对《财经》记者表示,4月10日左右,专家组才开始利用死亡病例尸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由于此检测需要两周左右时间,这是个科学上的事,“没办法快速得出结论。”
然而,一些国内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种实验室检测办法虽然准确性高一些,但过于费时;在这种关系到疫病防治的关键时刻,或许远非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采用PCR检测方法的话,在理论上,只要数小时就可以出来结果。
PCR的检测原理,是利用设计好的特殊核酸序列与检体内可配对的核酸结合,将核酸大量复制到可侦测的程度。在理论上,只要检体内有一只肠病毒即可侦测到。实际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就是利用PCR,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最终确诊EV71疫情的。那么问题是,安徽省卫生部门为何舍快而求慢呢?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 2007年春夏山东临沂手足口疫情暴发后,该中心曾为各省配备了RT―PCR检测设备、提供了检测试剂,并召集了各省疾控中心人员进行了培训。
对于缘何没有采用PCR进行检测,安徽省卫生部门的答复是没有检测试剂。令人费解的是,当地选择了多次将病毒检体送到北京,而非从北京获得试剂。有专家认为,真正的原因或许是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导致当地卫生部门并未具有真正利用这套设备的能力。
就在这样的曲折之中,弥足珍贵的时间却在流失。一组数据无可回避:至4月23日疫情确诊时,阜阳累计报告病例为610例,18名患儿病亡,死亡率高达2.95%;而在疫情确认之后直至5月8日,阜阳新增病例近5000余例,新增死亡人数仅4人,死亡率仅为万分之八。
未结束的危机
1969年,EV71这种小核糖核酸病毒在美国加州被首次发现后,就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巴西以及亚洲众多国家,这种病毒先后肆虐。
1975年在保加利亚,EV71曾经夺去了44人的生命。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更是切身感受到其惨烈,除了上面提到的1998年在台湾的大爆发,1997年在马来西亚的流行,也导致超过30人死亡。
由于迄今对于这种病毒仍然缺乏根治的手段,疫苗问世也遥遥无期,因此,早期监测和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台湾为例。早在1989年,其卫生部门就依托医生建立了由850个点组成的监测网络。在马来西亚1997年受到EV71袭击后,台湾就把这类病毒纳入了监测范围。正是这个网络,在1998年3月,就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激增了两倍以上;然后结合实验室对病毒的分离,最终促使台湾卫生部门决定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体公众预警信息。两周后,政府又作出了关闭学校以及幼儿园的决定。有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或许最终的损失还要更加惨重。
新加坡,也早在1987年启动了自己的临床监测网络。在1998年,这个系统不仅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有50%以上的增长,还注意到病原正在从以前的萨柯奇病毒A16型向更危险的EV71转变。获得这一信息之后,政府果断下达了关闭有关学校和儿童中心的命令。在2000年,这种公共干预措施又再次发挥了作用。
正是由于注意到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EV71疫情凶猛,相邻的泰国等国家,都纷纷把手足口病纳入到法定传染病范畴。遗憾的是,中国却并没有对这些周边的疾病流行态势给予足够的关注,直至这次阜阳的疫情爆发并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仅是周边,中国国内的EV71疫情早已有过。在2000年5月至8月,山东省招远市就曾出现过小儿手足口病暴发,市人民医院接诊患儿1698例,其中3例合并暴发心肌炎死亡。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这种迹象更加明显。2006年,中国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13637例,死亡6人;到了2007年,全国病例激增到83344例,死亡人数也达到17人,分别上升了511%和183%。当年仅山东省即报告39606例手足口病例,而临沂市的疫情暴发,规模和危害程度已仅次于后来的阜阳事件。
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如果当时就预料到这种潜在的危险,把手足口病列入法定传染病,或许就不会出现阜阳悲剧性的一幕。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甲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在国务院,乙类、丙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卫生部。
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传染病研究力量的瓶颈,限制了有关部门疫情的防控能力。据称,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目前每人平均要研究两种以上的病毒,而其他许多国家则是多名专家研究一种病毒。
作为中国传染病领域最大的科研项目,“十一五”期间十六个重大科研专项之一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全称“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由于经费和体制等原因,“十一五”时间已过半,实施方案仍未确定,专项研究更难以展开。
5月3日,卫生部宣布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全国疫情防控力度。卫生部长陈竺亲任组长,副部长高强、马晓伟、刘谦任副组长。5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专门听取卫生部汇报,对夏季疫情防控作出部署。
然而,这场危机还远没到终点。从台湾十年前的经验来看,当时疫情整整持续了八个多月,并在6月和10月迎来过两次高峰。这或许意味着,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报告了手足口病疫情,但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患过其他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的人,对于EV71病毒并不具有免疫力。也就是说,EV71可能会在未来数年中频繁发作。
如果我们不能从目前的疫情中尽可能地吸取教训,并建立其长期应对体制和策略,或许就很难改变被动局面。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新兴传染病的威胁,绝对不仅仅限于EV71。
今年2月21日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从1940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共计出现了335种新兴传染病(其中就包括SARS和EV71)。而未来的“重灾区”,仍是那些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