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房子的时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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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近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别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与她相关的故事传奇就更多了。从洋务运动开始，天津开设了全国最早的邮政、电报、铁路，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帝国主义的租界，给天津以较深的西方影响；民国时期，前清遗老遗少和官僚政客们的云集，又给天津留下了很多历史痕迹。上世纪，20~30年代各银行、外资饭店的高大结实的西洋建筑遍布于解放北路，现存45幢，有28家风格各异的银行建筑，大部分都有百年历史，这条路又被称为天津的外滩，旧中国的华尔街。

无论是歌舞升平，还是战争硝烟，那些真正的史实都早已成为一卷卷历史档案，若不待人翻阅，历史中那些发黄的书页也只能等着晨光的临幸了。不过，天津这座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至今还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有着异域风情的各种建筑，有人说，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特色十足，那天津的大小洋楼可有一比。不过，了解天津历史建筑，要把外商们的办公区也就是解放北路和五大道的西洋住宅，再加劝业场与滨江道商业街，一同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完整地勾画出天津近代“洋化”的历史。

这两年，因为去办事的缘故，没少从北京往天津去，早晨坐火车去也匆匆，晚上回也匆匆，拍了不少照片，也徒步走过不少天津的街道。发现一些破败的小洋楼已经被拆了，建起了一些翻新的仿古小洋楼，比如海河北岸的民族路一带，海河南岸也有不少，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困惑。尽管这无疑又是一轮新的圈地运动，原来住在这些楼里的老居民搬出去，时代变迁把原本安静、独立、精致的小楼变成了筒子楼，这固然是不怎么恰当，不过就此推倒重建，用假古董换了真古董却又令人费解。尽管后人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不过稍加留心也是一定能发现这里面大有不同的。不过，说什么也没用了，现在这些楼恐怕早已完工，等着他们的新主人入住了。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毕竟没有变成庸俗的功能建筑群，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街道风貌。

早年的租界区――五大道对西洋式建筑保留得比较完好，虽然也是已整葺一新的建筑和街道，总体而言却值得流连。五大道包括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马场道，故而称作“五大道”，实际上有着独特历史风貌建筑的街道在天津远不止这里的几条。五大道有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天津历史风貌管理办公室也位于这里的一栋小楼中。五大道街区的道路以今天的标准看依旧不窄，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最宽、最长的马路，却也不很宽；不似有些大城的主路，过路就像过封锁线，令人心惊肉跳。马场道来源于19世纪末，英商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赛马场，此后在马场以东修了一条连接英租界的道路得名。

五大道的整个街道规划整齐，不高的小楼建筑两旁，行走其间，异域风情往往让人眼前一亮。这些小楼各具特色，漂亮虽漂亮，现时看起来却并不那么地道，缺乏一种西方建筑本来应有的风骨，也许是后来维修过程中被不经意混合了，还是缺少了建筑材料，敷衍了事？实际据考证，五大道地处英租界的黄金地段，随着天津在近代历史上的日趋重要，外国租界又相对安全，有钱有势的人们便在这里争相置地建房，成了天津名符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估计五大道当属第一。不知道这老房子现在的主人是谁，估计属于私人的很少，都是被政府和各单位占用的，还有一些公司租了来办公用的，更多的则被改成高档的宾馆和高档餐厅，比如和平宾馆就是在大理道66号的西班牙风格的孙氏旧宅的基础上改建的，现在是天津市机关的下属四星级酒店，也是当年和旅津的居所。

事实上，后来五大道的住户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多，这些房子也多为中国人所建，他们不懂得西方建筑的风格准则，就随心所欲地去删减与添加各种外来的建筑样式。他们觉得廊柱好看就在房上加几根，喜欢哥特式的拱顶，也在自家门厅里造一个。既然是私人住宅，便这么随意地设计出来了，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个性色彩，再经过后来的反复修建变成了如此面貌。如果留意看，还会发现一些西式山墙上的通气孔竟然被改成一枚老钱图案，这是中西合璧的典型痕迹之一。

有两座著名的中西合璧的公馆建筑：一是大理道3号、5号的蔡成勋旧居。3号是主楼，外观法国罗曼式，内装修使用中式木雕。5号为中式四合院家庙，垂花门及门窗隔扇，砖、木、石雕，无一不精。另一是重庆道55号庆王府，为清朝庆亲王载振的公馆，主楼平面由二层楼的四合院构成，西式外檐，中式天井和装修，顶层为祖先堂。庭院东部为中式花园，有假山、石洞和六角凉亭。总体而言，五大道的别墅，比起解放北路那些真正的西洋高大建筑要随意得多了。解放北路那些巨大的西洋石头建筑，森然林立在道路的两侧，显得高大，沉重，深厚黑暗的铜门，高高的石头台阶都让人颇感压抑。

天津的中西合璧，以西洋为主的建筑风格影响至今，如今在天津的一些新建筑中依旧可以看到解放北路和五大道公馆别墅的设计上的影子。天津大学的建筑设计也是全国的翘楚，就不知道这里面和天津的历史建筑之间是否有更深的联系了。

这里和北京胡同四合院充满平民气息的风格完全不同，五大道是外国侨民和达官显贵的居住区，尽管位于市中心，仍发现这里非常安静，缺乏市井喧哗，来往车辆较少。各个建筑内外都有着茂密的大树，墙头还有植被花草，所有能看到的大门都是永远紧闭的，除了偶尔有人进出之外，你只能猜测这个院子里都是些什么场景。而老北京的四合院曾经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完全私密的住宅，只有沦落为大杂院以后才变得进出方便，路人都可以参观了。

建筑的私密性构成的深邃和幽静的氛围也正是五大道别墅的特色。这里显赫一时的住户，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希图安逸，不事张扬。所以在环境形式上，房屋以不超过三层为主，隔院临街，用繁茂的花木掩住楼窗，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式的。但这种有悖于街道景观的实心墙面，正在政府的要求下逐渐改观，要求改成可以透视内部园林和建筑的栏杆式围墙。

遗憾的是，这种私密的传统保留至今，人们只能沿街从墙外远远地看看那些小楼的高台阶、院里的桌椅什物，粗泛地看到些当年名人故居的风采。至于楼内究竟是何等格局与展设，如何精美装饰，当年那些名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环境，一概不得而知。除了少数商业开发成为酒楼宾馆的建筑可以借着消费的便利进入之外。

在天津，寻访那些有名的建筑和名人故居是要费一番工夫的，自己走了多次也许路过而不知道，或知道在何处却没有机会路过。比如马连良旧居就是西班牙风格的疙瘩楼，现在则是一处很高档的酒楼；清末大太监小德张的旧居则淹没在一片普通的民居中，是我在偶然中发现的。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后来一查，才发现有一条被推荐的参观线路为：从河北路与成都道交口――常德道――大理道――新华路――马场道――香港路――重庆道――南海路――河北路。沿途经过的名人故居分别为：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旧居，潘复、顾维钧、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朱启钤六任民国内阁总理旧居及庆王府等。

天津人的小洋楼情结很深，特别是后来在这里住过的感受颇多，甚至让一位地道的天津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其实你不懂天津人》来说道说道：

“小洋楼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健康的和病态的、有益的和有害的，全都混杂在一起，它使你在接受的同时，就失去了抵制的能力。穿西装、吃西餐、看电影、进舞厅，就在你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你也同时接受了这种文化带给人的躁动……”

“……一方面，小洋楼里的外籍居民们，把他们的文化带进到了中国，并由此对中国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天津小洋楼先经过了一个消化过程，使它对中国的土壤有了适应性，这样就使外来文化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少了一些阻力……自然，天津的小洋楼文化在造就出了一代被世界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出了一代数典忘祖的洋奴，也就是造就出了一代被中国人厌恶的假洋鬼子……”

既然谈到天津的西洋文化，就不能不看看西开教堂。这座1916年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修建的教堂，它位于滨江道商业区的一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教堂建筑是双顶，红白相间的砖结构建筑。高长的窗上是带画的五彩玻璃、圆顶的钟楼显得庄严而肃穆，进门有一个石头凿成的圣水池，放在立柱上，院中一座假山前，圣母马利亚像在鲜花和蜡烛簇拥中。教堂可以随意进出，只要保持安静即可，当然，还是要了解一些天主教的规矩，如果让看教堂的人看起来像真正的信徒，会给参观带来很大的便利。教堂的内部很大，两排共14根立柱，把教堂纵向分为三个区域，两侧有彩绘壁画，廊柱上的彩绘雕刻相比欧洲的教堂则要简朴许多，圣坛的左右分别是基督像和圣母像。因为天津的居民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众多，西开教堂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教堂，用中国的老话，其“香火之盛”自然不用言说了。

曾经一直有一个疑问，天津最著名的老商场为什么叫劝业场？难道是安置游手好闲的人士，劝其经商从业的吗？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劝业场1928年12月21日建成开张，楼高7层、场地宽阔，轰动了整个津门。场内“劝吾胞与，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言联句高悬，各取其第一字，刚好组成“劝业商场”，这就是劝业场的得名。劝业场是中国人投资的北方少有的大型商场，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的买办高星桥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建造了这座娱乐商场，其主要股东除高星桥外，尚有清庆亲王载振、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如今的天津劝业场成为商业街地标，至于它里面卖什么，经营状况如何，路过数次，居然不得而知，整座大楼也早已不适合当今商业的需要，多数游人也只是门前驻足，照相留念而已，假如当年投资者知道这样的局面不知道能有何感想了。

从这些老房子看天津，一步一景，一景一步，像打开老相册，每一张发黄的照片都活动了起来。当年那些衣冠楚楚的中外居民，仿佛又走在这些街道上，和你擦肩而过，越发令人相信时空是可能交错的，历史并未真正消失。

天津的名城保护尽管有些不足和争议，不过在国内看来是卓有成效的，大部分建筑修旧如旧，功能也只限于办公、居住。并没有像北京后海周边的胡同，早已变成餐厅酒肆云集，灯红酒绿，声色喧嚣的场所。这也与天津人低调务实的风格密不可分，如果是在北京，老旧建筑被铲除之后，原址基本上没有可能被重建类似的建筑，而是往往被成片地挪作他用，连街区的格局也被开发破坏了。尽管也很不愿意看到那些天津的破旧老房子被连根拔除，不过看到那些新建筑基本保持原来的风格，部分修旧如旧，也尚勉强能令人接受。

作家冯骥才曾针对他的家乡天津，说过一段让人深醒的话“……面对着这些陈旧又沉默的遗物，人们往往缺乏文化的悟性，甚至纯粹把它们当作了一种物质性的家产，单一地用经济眼光去衡量它的价值。如果它残破了，褪色了，过时了，便把它处理掉。于是，我们的家庭很少有历史印痕。或者说，虽然我们自豪于自己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却很难见到遗迹。过去由于穷，能卖的早都卖了；现在由于富，赶快弃旧换新。” 他用了十年时间，赶在天津城市面貌大变迁完成之前，组织人力物力记录了天津的绝大部分老建筑并出成了画册《天津老房子》。也许未来翻阅这份珍贵的影像记录，会比我们实地看到的解放北路和五大道的天津老房子要有更多的感触。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