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始终与时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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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这30年来，广东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生活大提高。广大作家热情书写伟大创造、社会进步和多彩人生，广东文学事业也迎来了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改革创新：改革开放30年与三个阶段

1、引领的发轫期：“”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广东文学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活跃的崭新景象，堪称风华正茂。主要表现为：一是拥有标志性作家、产生标志性作品。一些老作家重新焕发创作热情，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更加强烈地关注着社会人生，并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如《一代风流》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欧阳山），《热带惊涛录》（陈残云），《风雨太平洋》一、二部（杜埃）。在“伤痕文学”文学思潮中，《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血染的早晨》（吕雷），《惊蛰雷》（杨干华）等风靡全国；在“改革文学”创作方面，《雅玛哈鱼档》（章以武）、《海风轻轻吹》（吕雷）、《彩色的大地》（程贤章、廖红球）、《在那日出的地方》（伊始），《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张雄辉）、《商界》（钱石昌、欧伟雄）等，都具有拓荒意义。在此时期各门类异彩纷呈，小说方面有《天堂众生录》（杨干华），《大风口》（萧玉），《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何卓琼），《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张欣），《太阳方队》（张波），《急流》（林经嘉），《天国兴亡录》（李晴）等；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有《中国高第街》（洪三泰）、《热血男儿》（李士非），《爱情的凯歌》（郭光豹、向明），《人间鲁迅》（林贤治）等；散文有《秦牧散文选》（秦牧），《往事并不如烟》（黄秋耘），《水乡茶居》（杨羽仪），《暖雪》（范若丁）等；诗歌有《青春和爱情的故事》（韦丘），《孔雀泉》（洪三泰），《深沉的恋歌》（郭光豹），《我恋》（史光柱），《紫玉箫集》（李汝伦），《花的诱惑》（野曼），《上弦月集》（欧阳翎），《青春的彩翼》（西彤），《东方女性》（罗沙），《摇滚岁月》（瞿琮）；文学评论方面，萧殷、黄秋耘、楼栖等在全国评论界占有重要的地位，饶梵子、黄树森、黄伟宗、谢望新、李钟声等也建树颇丰。二是文学活动活跃。1979年7月，在老作家欧阳山的倡议下，广东省作协正式成立广东文学院，在全国最早建立专业作家体制，旨在培养文学作家接班人。在这一阶段，建立了广东鲁迅文艺奖励制度，极大地激励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有关部门为老一辈作家欧阳山、陈残云、吴有恒、杜埃、秦牧等举办了文学创作生涯纪念研讨活动，出版了欧阳山、陈残云、秦牧等文集(各10卷本)。三是具有标志性刊物。《作品》杂志发行量最高曾剧增至70万份，为全国文艺刊物之冠，大型文学月刊《花城》《随笔》也相继创刊。

2、稳步推进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广东文学形成了几个亮点：一是“报告文学热”。《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陈秉安、胡戈、梁兆松等）通过采访二百多人在深圳十多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个新兴都市崛起的真实过程，是新时期广东报告文学作品的重要体现。《当代风流》（程贤章、廖红球主编），首次组织省内上百名作家奔赴企业创业第一线采写作品，在国内率先大规模、集中反映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展现优秀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在国内文学界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二是“小女子散文”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源于广东的“小女子散文”在散文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主要代表作家有黄爱东西、张梅、石娃、黄茵等。有评论认为这类散文对个人生活的纯粹关注过多，存在价值大打折扣，也有评论认为这类散文体现了个体人生、日常生活、女性经验的可贵。三是产生“打工文学”。林坚在《特区文学》发表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成为最早表现打工者生活的小说之一，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我们INT》和安子的《青春的驿站》等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反响。四是酝酿诗歌的崛起。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广东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广东民间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以强调诗歌本体而引人注目，形成一个新的诗歌生态圈。这个阶段，各门类作品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时更加丰富和多元，《白门柳》（刘斯奋）开创了长篇小说一个新的范式，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强调小说结构的逻辑性，并尝试探索“心态史写作”范式，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张欣、张梅等在“都市文学”创作上表现了相当的自觉和敏锐。相当一批广东作家的作品为文坛注目，如《天堂挣扎录》（杨干华），《地火侠魂》（余松岩），《子民们》（雷铎），《师姐》（江静波），《神仙・老虎・狗》（程贤章），《喑哑群山》（筱敏），《美丽的忧伤》（岑桑），《海姑娘》（紫风），《告别残冬》（邹月照），《南来的热风》（廖红球），《庄世平传》（廖琪），《松江浪》（韩笑）等。文学评论代表人物是郭小东、游j炳、陈志红、钟晓毅、张奥列、殷国明、张柠、程文超、陈剑晖、艾云等。

3、厚积薄发的超越期：21世纪头八年。进入新世纪后，广东文学继续秉承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代表性作品在“改革文学”、“都市文学”、“打工文学”等方面依然引领潮流。广东的作家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作协会员数量仅次于北京，领先上海、山东和江苏，居全国第二。广东文学创作队伍逐步形成几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在国内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包括“青年女作家群”、“青年诗人群”、“深圳移民作家群”、“打工作家群”。 2000年，广东文学院进行第一次改革，推行选题管理。2003年末，省作协再审时度势制定出台了《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二届文学院合同签约制方案》《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扶持资金实施方案》，这两项改革真正实现了由“专业制”到“签约制”、“养作家”到“养选题”的质变，对传统的文学创作体制产生强烈冲击。广东诗歌创作生机勃发。文学评论人才辈出。各种题材作品纷纷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或受到评论界肯定，包括《天地男儿》（林雨纯、郭洪义），《大风起兮》（陈国凯），《蓝蓝的大亚湾》（何卓琼），《生死一线》（杨黎光），《1903：前夜的涌动》（程文超）、《大江沉重》（吕雷、赵洪），《守护生命》（廖红球主编），《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一个人的经典》（鄢烈山），《长翅膀的绵羊》（妞妞），《苍天厚土》（廖红球），《终结于2005》（展锋），《岭南烟云》（彭名燕、孙向学）等。

可以说，改革创新，是广东文学30年历程的最鲜明特征，体现在文学思想、文学题材、文学机制、文学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二、科学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与三点启示

1、文学创作和文学行动：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催人奋进的号角。过去30年，广东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譬如，《彩色的大地》（程贤章、廖红球）在国内文学界首先提出了农村个体户在得改革开放之利富裕后，是走集体共同富裕还是堕落成为为富不仁的败类这一崭新而深刻的课题；《商界》被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预言之作”，《告别残冬》（邹月照）对上世纪90年代改革深化后出现的一种“残冬现象”进行艺术观照，《神仙・老虎・狗》（程贤章）刻划改革者的社会人文环境，深刻揭示改革举措与滞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矛盾，《大风起兮》（陈国凯）以长江万里图式笔法描绘特区气象万千的建设画卷，《大江沉重》（吕雷、赵洪）堪称珠三角县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浓缩历史，预示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些特色，《终结于2005》（展锋）讲述了珠三角一个村庄由发展、兴盛到因农村城市化改革、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改为城市居民的故事，以土地的得失为出发点演绎富裕地区农民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这些作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相互激荡的价值冲突面前，展示出作家认识世界、感知生活、表现时代的才情，为改革开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过去30年，广东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譬如，面对“非典”疫情、雨雪冰冻灾害、抗震救灾等严峻考验，广东作家积极主动深入第一线，创作发表了大量体现关怀、鼓舞士气、振奋民心的优秀文学作品，推出大型报告文学集《守护生命》、诗集《天使之歌》、长篇报告文学《冰点燃烧》等，充分展现出广大文学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品格。新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的世纪。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和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杰出的作品来讴歌和颂扬。如何投身伟大事业、汇入时代洪流，弘扬时代主旋律，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民；如何用优秀的作品去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壮丽进程，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等。这是值得当代文学工作者继续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