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银行改革出了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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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中信银行行长，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中信银行行长，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在所谓“经济转型”国家中，中国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道路，成为市场取向改革成功的佼佼者。然而在对其笨重的银行系统改革方面, 同样的方法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进行了多次尝试，以解决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对银行的部分资产进行重组，按账面价值将这些银行的呆帐予以剥离。但是事实证明，这些零敲碎打的措施远不济于事。中国的银行部门依然处于危险境地，不良贷款（NPL）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0%。几乎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在考虑对中国投资面临的“消极”影响时，都无一例外地把银行系统的危机列为首要因素。

在推动并提供银行改革所需的资金方面，政府必须发挥核心作用。政府干预银行的贷款活动，是造成中国银行业诸多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当致力于实施行之有效的救助计划，清理最初主要因制度缺憾而造成的烂摊子。

在这方面，虽然对道德风险的忧虑不无道理，但这不应当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德风险已经无处不在，其根源在于国家所有制和政府对存款安全事实上的提供担保。只要政府继续充当银行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人相信“出了问题不再帮忙”这样的“威胁”和警告。

那么，我们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迅速，其中最突出的三大进步，一是风险计量的进步，二是资本管理的进步，三是组织体制扁平化、专业化进步。这三大进步已经渗透到国际商业银行的各个领域。近年来，我曾经多次造访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成功的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以上，而不良资产率则一直位于1%以下。在访问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正是由于取得了上述三大进步,这些银行才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市场形势中把握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关系，才能够通过资本的有效配置在各业务线进退自如，才能够持续地推动银行市值的长期稳定增长，才能够最终为股东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中国的银行必须更加牢固地站稳脚跟才行。帮助银行摆脱困境的一揽子措施，包括剥离更多呆坏帐和最低水平的资产重组，将成为改革尤为需要的催化剂。

作为第一步，政府应当对银行贷款纪录进行系统的审查，委托声誉良好的独立机构，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不良贷款的比例和必须进行的再资本化需要。一开始就低估不良贷款的比例和整顿所需的费用，将会留下日后需要反复解困的隐患。

根据最接近现实的估计，帮助银行全面纾困，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600亿美元），该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将使中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政府举债总规模将会从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的较低水平，上涨到70%。如果将养老金欠账包括在内，全部政府借债的总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

不过，如果把养老金欠账计算在内，经合组织的许多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隐含债务总规模，也会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很高，私有化预期的可观收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在面对财政赤字的挑战方面，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为了减轻道德风险导致的问题，必须为纾困计划设定严格的条件。接受帮助的银行必须制订全面的业务计划，建立合格的管理团队。达不到业务目标者应受到处罚，包括解除董事和高级经理的职务。

帮助银行脱困的行动，如果缺乏坚实有力并持久不懈的改革努力，无异于进一步浪费钱财。健康的银行系统要求在所有制、公司治理和信用理念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最终目标应当是银行管理现代化。政府果断的纾困措施将为此铺平道路。

同时改革也忌讳照搬。例如，有人一看到国外银行组织体制的扁平化潮流，便跟着说我们也要搞扁平化管理，但直至目前，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一起成功的先例。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学了“形”而没有学到“神”。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目前已经步入一个重要关口。中国的商业银行如何才能实现向现代化银行的飞跃？世人的目光密切注视着中国，国人也在苦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