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之创作主体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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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摘 要：创作主体是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葛立方《韵语阳秋》的论诗条目中有大量涉及创作主体的观点和看法。对其归类分析，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主体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二是对创作主体内在的学识修养极为重视，并且认为获得学养的重要途径即为读书和学习。
关键词：葛立方 《韵语阳秋》 创作主体
在诗学理论中，诗歌创作与创作主体外在的社会阅历和内在的学识修养密切相关，其阅历的广狭与学养的深浅对诗歌艺术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二者是不能偏废的。虽然宋诗属于内省型诗歌，但事实上在大多数诗人看来，外在阅历和内在学养仍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对于阅历和学养在诗歌创作中所处的主次地位，不同时代的诗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就宋人而言，他们对外在阅历的认识多着眼于“益道”“养气”和“助诗”方面，而非视之为诗歌创作的真正源泉”，并且宋人对学养的强调是远胜于对阅历的重视的。葛立方《韵语阳秋》论诗也持相同的观点。
一、强调创作主体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
葛立方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是要有生活实践作基础的，是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韵语阳秋.卷一》载：“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在葛立方看来，如果杜甫对安史之乱的动荡漂泊没有亲身感受和体验，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情景交融的诗句的。正因为老杜有“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的社会阅历，才很大程度上玉成了其诗作感慨深沉的艺术魅力。很显然，此处杜甫所体验的是动乱的社会现状。
同样，困顿的个人遭遇也是对诗歌创作有益的一个方面。如《韵语阳秋.卷十一》所述，柳子厚“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十一年后至都，复不得用，又贬至柳州，且“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故而葛氏认为“子厚之穷极矣”，“可谓一世穷人矣”。然而如韩愈所言，正是由于政治生涯的困厄，才使得柳宗元在文学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否则，假使柳宗元“斥不久，穷不极”，则“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葛立方是同意这种观点的，政治遭遇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社会生活、体验现实人生，寄寓于诗歌创作，就易于产生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穷而后工”。
遭逢离乱和政治困厄之外，壮游山水也是对诗歌创作颇有影响的一种体验。《韵语阳秋.卷八》对司马迁及《史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司马迁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匮石室之书而作《史记》。上下数千年，殆如目睹，可谓孤拔。”这里重视的是游历山川对诗文创作的作用，通过游览山水，诗人不仅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胸襟，而且可以吸纳山水的情趣和灵秀之气，所以为文为诗就自有超拔不凡之处。
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不仅可以对诗人增长识见、拓宽诗材大有裨益，而且可以启迪诗思，激发诗人灵感的产生。《韵语阳秋.卷二》云：“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这里的“思”就是我们说的灵感，葛立方对灵感问题的探讨是颇有见地的，虽然此处葛氏谈论的主要是“思难而败易”的问题，但也指出了灵感产生的基础仍然在于生活，因为“寻常咫尺之间”、“杳冥寂寞之境”都不能得到灵感，而往往要“出乎埃溘之外”。换言之，葛氏认为灵感的获得必须依赖于创作主体平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广搏的社会阅历。
可见，葛立方颇为重视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并且这种清新的创作主张和思想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两宋之交，标榜学古的风气横行，“资书以为诗”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有些诗人在祖述“江西之宗”黄庭坚、陈与义之时，把技巧、形式的一面推向极端，几乎全然忽视了对现实生活体验的必要性。面对这种情形，葛立方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二、重视创作主体内在的学识修养
葛立方对创作主体内在的学识修养也是极其重视的，而获得学养的重要途径即为读书学习，所以葛氏论诗将读书置之首位。《韵语阳秋.卷一》详述了许浑诗篇中语词和意象重复的现象，认为“其源不长，其流不远”，所以许诗“波澜不至于浩渺”。显然，葛立方将之归于个人的识见和学养，于是提出“欲下笔，当自读书始”的观点。因为诚如杜甫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读书，可以熟悉典故、丰富题材。相反，如果读书不多的话，则只能在常见的自然意象中寻诗材，无法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这样其诗作也是平而无奇的。如卷四对祖可诗的评价：“僧祖可，俗苏氏，伯固之子，养直之弟也。作诗多佳句……然读书不多，故变态少。观其体格，亦不过烟云、草树、山水、鸥鸟而已……”虽然祖可的诗清新可喜，但体格有限，原因就在于祖可读书不多，难免才疏学浅读书，故其诗少“变态”无厚度。显然，在葛立方眼中，读书是获取知识、积累诗材的重要途径。
另外，葛立方认为熟读诗书还可以获得和提高作诗的技巧。《韵语阳秋.卷二》云：“鲁直谓陈后山学诗如学道，此岂寻常雕章绘句者之可拟哉。客有为余言后山诗，其要在于点化杜甫语尔……余谓不然。后山诗格律高古，真所谓‘碌碌盆盎中，见此古罍洗’者。用语相同，乃是读少陵诗熟，不觉在其笔下，又何足以病公。”葛氏认为陈师道诗格律高古，其诗用语类于杜诗，但他不同意“其要在于点化杜甫语”之论，不是“点化”，而是因为陈师道“读少陵诗熟，不觉在其笔下”。杜诗是《韵语阳秋》论诗的典范：“凡子美胸中流出者，无非惊人之语……殆非前数公之可比伦也”，（《韵语阳秋.卷四）所以“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韵语阳秋.卷一》）
葛立方认为，要想学习和模仿诸如杜甫这一类诗人的优秀作品，“熟读”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过熟读成诵，可以体味和模仿其中的神理气韵、造句用语等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则化为己用，提高了自己的创作能力。如陈后山因精熟少陵诗，故写诗之时杜诗用语便不觉流于笔下。
葛立方对创作主体学识修养的强调与他“以道为本”的诗学思想是统一的，在他看来，诗的产生从根源上是诗人内在学养的自然流露，生活阅历和体验虽然对诗歌创作多有裨益，但类于黄庭坚“江山为助笔纵横”之意。另外，葛立方虽然对当时江西诗派末流一味地追求形式而脱离生活的风气不满，但他毕竟出入江西诗派，论诗难免受其影响。江西诗学特别推重“以才学为诗”，对读书学习极为重视。所以，葛立方之论显然受黄庭坚影响颇深。
参考文献：
[1]（宋）葛立方. 《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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