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原“声”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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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原“声”态
赵世民
再大牌的美声歌唱家,只要用音响,我也不会买票看的,这和牛奶里掺了增稠剂等添加剂是一回事,根本找不着鲜奶的感觉。
1986年,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演出也用麦克了,情有可原,演唱地点是北京展览馆剧场,但我为没听到老帕的原“声”态而遗憾。
说起不用麦克,好像是音乐厅里美声歌手的专利。也有不信邪的,通俗老大刘欢一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唱《今夜无人入睡》,刘欢也玩上了原“声”态,不用音响。那是在保利剧院,结果观众能看到他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张嘴,就是听不真他的声。没办法,后面的演出他只能拿起了话筒。
还有一次在北京音乐厅,民族歌手哈辉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上半场,不用麦克,观众反应听不真,下半场用上了麦克。
2006年,我帮着策划人民大会堂北京新春音乐会,挑歌唱演员。有人推荐了何璐,我有印象,央视青歌赛通俗组拿过银奖,音色沙融,很有吸引力。我当时让她唱一首歌,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没音响声出不来。我说就十几平米的房子要什么音响?我就想听你的原“声”态。她或许不想失去这难得的机会,唱了她最拿手的歌,结果正像她所说的,没声。
通过这几件事,让我更加尊重原“声”态的美声歌唱家,要是早60年,歌唱舞台是他们的天下。眼下虽说电声发达,但我仍爱原“声”态。如同吃泡馍,我喜欢手掰,吃面条,我喜欢手擀,吃饺子,我喜欢手包,吃馒头,我喜欢手揉,听唱,我喜欢原声。为什么?
第一,原“声”态高雅。在上千人的音乐厅(堂)里能凭本嗓征服上千观众的歌唱家少之又少。1987年,我在北京音乐厅听到了多明戈的演唱,那肉头的声音至今仍铭刻在我大脑里,我从多明戈的演唱中知道了美声不仅要将声音满全场,还要透过这声音传达情感、人物性格。那晚,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原“声”态享受。
第二,原“声”态让人入静。欣赏这种音乐会,气喘粗了都是干扰,更别说相机快门声、翻塑料袋声了,人们安静地倾听就会释放正态,音乐厅空间弥漫着态,将舞台上歌唱家的原声顺着耳道传递到每个听众的心里,有时高潮处,就觉浑身每个毛孔都有听觉神经,被歌声沐浴的感觉是入静的顶极状态。2007年我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欣赏歌剧《图兰朵》,柳儿是中国女高音张立萍饰,我虽在四层,但张立萍唱《主人你听我说》那最后的弱音,照样飘进了我的心里。
第三,原“声”态能极致地展示人的声音技巧。1988年,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迪里拜尔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连开两场,是两套曲目,一套歌剧咏叹调,一套艺术歌剧。迪里拜尔那么小小的人,却释放那么大的能量,虽说她反对把花腔女高音弄成声音杂技,但我还是被她那“耳”花缭乱的高超技艺折服。她唱《圣母颂》,她唱《弄臣》吉尔达的咏叹调,声音的上下,喷泉般自如,不管什么电声音响,都无法高保真地还原。
第四,原“声”态适合养生,我在音乐养生专版里详说过,这里不赘述。
鉴于眼下有些美声歌手在音乐厅(堂)里演唱也用音响(如廖昌永在世纪剧院一次独唱音乐会用话筒),我建议,在演出的广告、海报上应注明,本场演出用音响或者原“声”态,这样,像我这样的原“声”态爱好者也好事先选择,再大牌的美声歌唱家,只要用音响,我也不会买票看的,这和牛奶里掺了增稠剂等添加剂是一回事,根本找不着鲜奶的感觉了。
节目单,何时告别山寨?
王纪宴
笔者曾为国交、爱乐两大乐团及北京国际音乐节负责节目单文字撰稿,一度殚精竭虑力图使得节目单文字摆脱粗陋,具有可读性,设计上则贴近欧美的朴素。
经常读到乐评人们对演出以及与演出相关现象的高论,但极少看到有谁撰文谈论节目单,是作为演出的“零件”之一的节目单在我们国家不存在问题,还是这方面的问题不值得一谈?杨燕迪先生的文集《音乐的人文诠释》中收入了他一篇评论上海大剧院2002年11月3日演出歌剧《波西米亚人》的文章,最后一段文字全谈节目单。在他看来,这次演出就演员和乐队的表现而论“基本达到了国外中等城市歌剧院的水平”,但节目单却暴露出我们和国际水平的最大差距――“印刷的精美和外表的豪华恰恰反衬出这份节目单的构思之草率和内容之贫弱。”
杨燕迪先生的言辞坦诚而犀利,然而,将近八年过去了,节目单的水准,就笔者所见,还是鲜有长进。记得当年像中演这样的机构每有大团来访或有大制作,演出前就会有一本开本巨大、纸张超厚、设计超炫、价格不菲、内容粗陋的节目单摆在入口处销售。登峰造极者当是若干年前工体演出《阿依达》,节目单是一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动用一定技巧方能折叠成型的立体节目单,上面精心设计了几个小窗户,打开后便得纸片若干,上有简陋文字介绍剧情和演员。这样的节目单,可用当今的一个词恰当地一言以蔽之――山寨!
山寨节目单真的像杨先生说得那样印刷精美、外表豪华吗?非也!我估计杨先生出于对上海大剧院那本节目单内容的失望,可能没过几天就把它扔进垃圾箱了。其实,如果他把节目单保存一阵,他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山寨节目单不仅内容一无足取,而且全然没有保存价值,印刷制作因陋就简,用不了多久,覆了膜(节目单为了显得豪华通常总要覆膜)的封面就会翘曲,那副模样十分寒碜,而欧美那些设计朴素、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开本节目单很少随岁月流逝显露此种丑态,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不覆膜,但印刷用的纸张和油墨远比我们考究。我们的山寨节目单追求的不过是是外表的俗艳。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内容。记得十多年前,中国交响乐团初创的首个音乐季,音乐会结束后,以资深音乐爱好者郭维德先生为首的几位人士常会在北京音乐厅门口的台阶上拦住艺术策划部经理李南先生理论节目单的问题。尤其是某次节目单上“莫斯科大剧院”被翻译成“波修瓦剧院”,郭先生等人其势汹汹然,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虽然,这样的“事件”会给负责节目单的人士带来麻烦和不快,但时至今日,那可爱的一景似乎再不可能发生了。与之相随的是,也很少有人再认真看节目单了。鲁迅先生曾哀叹中国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节目单则可以倒过来说――由于自己不成器,也就不被当回事。而今的节目单,作品解说文字几乎清一色从网上下载,毫无观点和创见可言。笔者曾有幸于国交、爱乐两大乐团及北京国际音乐节负责节目单文字撰稿,一度殚精竭虑力图使得节目单文字摆脱粗陋,具有可读性,设计上则贴近欧美的朴素。但除余隆、李南等极少数有识之士,能够理解节目单之价值者极寥寥,于是,节目单也就仍是一路山寨至今。
节目单,何时告别山寨?
一周论语
【罗密欧与“朱丽叶”】
近日在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上,指挥大师迪图瓦和小提琴家朱丽叶这对新婚夫妇在台上合作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朱丽叶于1985年进入迪图瓦掌管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1990年,颇为赏识朱丽叶的迪图瓦为了把她调到乐队更靠近指挥的位置,甚至为她设了个助理首席的乐队职位,后来还帮助其签约DECCA。
朱丽叶找到了她的罗密欧,这个故事再次说明嫁对郎的重要性。如果EMI大鳄瓦尔特・莱格与歌唱女神施瓦茨科普夫属于相互扶持共赴小康的话,那么朱丽叶的成功绝对得益于夫君的爱。相比迪图瓦老师的“前前妻”阿格里奇,现任妻子朱丽叶的起点低,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可以让迪图瓦充分施展才能助妻成材,估计两人这回是能走到底了。
【30元一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