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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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体会世上更多的味道，只有更加不挑食地吃下去。

想被推荐些好的作者，又不想被书商媒体所骗，有个很偷懒的法子：跑去翻中意作者的随笔，总能发现他们师法的对象、崇敬的大师。有些作者很别扭，把自己的师承藏得九曲十八弯。有些作者慷慨无比，喜欢把自己的宝库敞开。比如，通过读王小波，我第一次知道卡尔维诺、奥威尔、马尔库塞、杜拉斯、莫迪阿诺这些名字。我第一次知道鲁尔福、科塔萨尔和穆蒂斯，都是因为马尔克斯。好作者被人民推拥，更好的作者懂得推拥别的好作者，然后也被好作者推拥一一远远一看，好比论文引用率一样。

比如吧，麦尔维尔对霍桑的赞美极为热诚：莫泊桑对他师父福楼拜的态度简直像私生子；纳博科夫和杜拉斯都爱念叨福楼拜；普鲁斯特对福楼拜的态度很暧昧，但对其文体和语言方面评价甚高；库切为了向陀斯妥耶夫斯基致敬，直接写了以他为主角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略萨、帕斯和卡尔维诺都使尽辞藻赞美博尔赫斯；我初次知道略萨这名字是在莫言的小说《红高梁》里，初次知道厄普代克和菲茨杰拉德则是因为村上春树对这二位赞不绝口。莫奈说容金德的用色法给他上了“眼睛课”；莫奈、马奈、德加这印象派早期三位大拿都说，巴齐耶是那一代最大的天才之一；毕加索到处嚷“塞尚是我们这辈人的爸爸!”钱钟书借《围城》里某位诗人之口，把陈寅恪先生的爸爸陈三立(散原)说成五百年来第一诗人；卡尔维诺和略萨都怒赞一个叫奥古斯特·蒙特罗素的危地马拉小说家，因为他写了一篇美丽之极的短小说。该小说全文是：“我醒来的时候，恐龙依然在那里。”

你看，每次听到类似的故事，都让人感觉暖洋洋的。就跟杜甫夸李白那些诗一样，。让人深觉英雄相惜，当浮三大白。但实际上，反例比正面例子还要多。

比如，·史蒂文森看不惯惠特曼；斯泰因则当着海明威的面说庞德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坏话；劳伦斯承认麦尔维尔《白鲸》是伟大作品，但“麦尔维尔是个唠叨的说教家”；福克纳认为马克·吐温就是个没劲怪老头；马克·吐温则和爱默生一起厌恶奥斯丁；福克纳和海明威彼此看不惯；雷蒙德·钱德勒帮着福克纳，说海明威就是“把许多话颠来倒去的念叨，让它们好像挺有意义的”；纳博科夫左手埋汰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卡拉马佐夫》是无聊的情景剧堆砌)，右手烧《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对主角太残忍了”)；瓦格纳说当初维也纳集体热爱罗西尼这事“简直让人作呕”；柏辽兹对莫扎特很有意见，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门德尔松也表示自己相当不喜欢柏辽兹，初次听过后不舒服，“两天没能工作”；马蒂斯刚看见毕加索《亚威农少女》时干脆地说：“这不就是堆立方体么”——这句话直接导致了“立体主义”这词的诞生。

当然啦，大师们互掐，很多时候是私人恩怨，比如略萨和马尔克斯之间疑似有女人纠葛；钱钟书和冰心不喜欢林徽因主要是作风问题；但更多的，是借题发挥。大师们到了非凡人的地步，多半有点偏执，所以对自己的标准格外拧巴。比如吧：

纳博科夫不喜欢陀大爷，更多因为他得张扬“风格即一切”，强调他对修辞和文体的喜欢；傅山对赵孟烦的感情更裸了，“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毛姆封狄更斯、陀大爷、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为他自己的大神，主要是吹嘘他们在讲故事方面的宏大才华。这就是毛姆自己的趣味：他极在意故事，是那种在说教+英国式讽喻之余，也不会丢了自己讲故事的文体的人。

但标准，又偏偏是个微妙的东西。福楼拜年轻时是个浪漫主义伪小资，到了三十岁觉今是而昨非，开始冷冽讽刺伪文艺青年；傅山到了晚年也又喜欢上赵孟烦了；纳博科夫晚年那么俯瞰众生的高傲俏皮，二十来岁时也写过纯俄式浪漫小说。类似的例子，我身边认识好几位，都是早年读小学语文课本的道德文童，然后看了两本好书，看见《西厢》就跟贾宝玉一样觉得倍儿美好，读了一身花间金粉气，又觉得《古诗十九首》才是返朴归真的冲淡王道一一大多如此。

在这一点上，马尔克斯极是聪明。话说，福克纳和海明威彼此不对付，但马尔克斯同时推崇这俩人。他没拘泥于标准和趣味，而是以一个小说家身份置身事外的提出：

我们写小说的人看小说，就要看这小说是怎么构成的。

实际上，世上绝大多数事情的倾向和乐趣，都能以此推论。跑过步的人懂得从别人枯燥的跑姿中领取乐趣；弹过琴的人能从简单的触键方式里辨出好坏。好的读者像不挑食的食客，很明白不该被各家菜系大师互相吹捧谩骂你来我往拨乱了自己的选择。想体会世上更多的味道，只有更加不挑食地吃下去。